汴京风骚-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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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断断续续，音律似乎沾着深夜的寒霜，挟着北来的冷风，落在自己心头。他蓦然感到此刻的孤独、凄凉和悲哀。唉，平甫啊，何其哀怨如此？难道你也不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吗？为什么要在这即将出现严峻争斗的前夜，送来这颓废之音呢？

　　书房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王安石收住忧思，以为是夫人吴氏来催促他歇息的，忙换了一副笑脸。当他抬起头时，见是儿子王雱站在面前。他又板起脸来，严肃地询问：

　　“你怎么还没有歇息？”

　　王雱毫无倦意，神情有些愤怒地说：

　　“阿爸，我在连夜整理《〈道德经〉注》、《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的手稿，可二叔的洞箫声扰人心烦。”

　　王雱近来的心情也不太好。九个月的“变法”，使父亲周围的人都晋了官职，吕惠卿已成为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院，二叔安国晋为秘阁校理，三叔安礼晋为同修起居注，连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自己呢？父亲为了避“过分”之嫌，自己仍然是个闲散无权的旌德尉。看来，要依靠父亲的力量登上权力高层是没有希望了。王雱是个极有心计的聪明人，决意以自己的才智创造自己的前程。他要一鸣惊人，一鸣而惊动天子！他心底谋划已熟，日夜劳神竭思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著作，准备自费付印，然后在京都的书场公开销售。他确信：自己的这几篇文章，以年轻人而敢于问鼎古籍经典的大胆，一定能够震动京都那些死啃书本的学子。独出心裁的立论，一定能够震动那些墨守陈规的朝廷百官。新颖别致而不同凡响的出书、销售方式，一定能够震动深居大内而又急需人才的皇上。现在是“变法”时期，新奇就是胆识，就是力量，就会招人注目，有人赞扬。新奇就是扬名立业的吉祥物，就是当代强者的护身符。两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在书房耕耘着。

　　王安石爱怜地望着儿子，心头浮起一股暖意。二十五岁的儿子，敢于为《道德经》和佛书作注，确实不易。

　　洞箫声仍在如泣如诉地呜咽。

　　王雱见父亲沉默不语，低声提醒父亲：

　　“二叔近来的情绪极坏。吉甫（吕惠卿）叔今天入夜来访，询问父亲去处，二叔不仅拒而不答，反而请求吉甫叔今后少来干扰，使吉甫叔一时十分尴尬。阿爸，你也该劝一劝二叔了。”

　　王安石禁不住一声叹息。近时期以来，随着反对“变法”声音的消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间的不和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章惇不满曾布，曾布不满惠卿。平市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与吉甫职责上毫无牵扯，也相互仇视。唉，一场争斗中止，对手暂时散去，胜利者便相互厮杀，真是不可理喻的荒唐！如此下去，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不是毁于司马君实即将提出的挑战，而是要毁于变法者的相残了。王安石心头搐溺，灵犀顿然开窍，一个对付司马光奏表的方案闪现在心头：

　　正视司马君实提出的忠告吧！“变法”这场如此巨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误。“均输法”推行中出现的“官商勾结”，“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抑配贷款”，御史、谏官被逐后朝廷里出现的“唯唯诺诺”，自己何尝不知？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罢了。该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与司马光争夺这面“匡正缺失”的旗帜！“变法”的缺失总是需要“匡正”的。早“匡正”比晚“匡正”好，主动“匡正”比被动“匡正”好，自己“匡正”比别人“匡正”好。只要自己早日把这面旗帜亮在皇帝的面前，司马光那份弹劾奏表就成了过时之言，一场即将出现的新的纷争就可能化解。

　　在“匡正缺失”中还可整顿规诫自己的力量。要让吕惠卿、曾布、章惇知道，“变法”只是刚刚开始，距竟其事、成其功还远着呢！只有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使“变法”不至半途而废。要让那些“有令不行”、“弄权营私”的下属官员知道，王安石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是不会被你们蒙蔽、任你们胡为的，只有慎独洁身、清廉刚正，才能立身。要让所有推行新法的人知道，“变法”的缺失随时需要“匡正”，只要做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则“变法”将处于不败之地。

　　王雱看见父亲凝神不语，以为是为王安国与吕惠卿的不和而不快，便为吕惠卿辩解说：

　　“吉甫叔尽职尽责，热情友好，无可指责。二叔心胸狭窄，性情多疑，总以为吉甫叔行事奸巧，不足信任。这不是无事生非……”

　　王安石砰地击了一下桌案打断儿子的话，大声吩咐：

　　“请吉甫、子宣、子厚来此议事！”

　　王雱怔住了。

　　王安石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深夜，摇了摇头，缓和口气说：

　　“等天亮再告知他们吧，你也该歇息去了。”

　　王雱应诺离去。

　　王安石在书房里徘徊着。

　　箫声依旧。

　　第二天清晨早朝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来到王安石的书房。“变法”四巨头开始密议，为“变法”的前途进行了一次至为严肃、至为重要的探讨。

　　这次密议开始，王安石一反往日“先听后说”的习惯，率先谈了自己昨夜思虑已熟的方案，就“匡正缺失”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着重谈了“变法”者当前务必防微杜渐，修养自身。他如此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吕惠卿、曾布、章惇之间可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尖锐地问道；

　　“‘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惊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

　　“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岂页）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帐和唐介的死帐，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于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他在诗词传统上的大胆突破和先前在策论政见上的激进主张，曾在朝臣面前呈现出的“变法”派色彩，不比王安石淡多少。司马光呢？是三朝声誉卓著的良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和顾问，是朝臣忠贞稳健的化身，在皇上心目中，是任何纷乱中稳定大局的中柱人物，是时刻取代王安石的最佳人选。这两股力量合流，皇上随时都可能来一次另样的“改弦更张”。这两个人物不离开京都，“变法”的险情则时时存在。

　　吕惠卿冷眼打量着陷于困惑和慌乱的王安石，不动声色地已开始策划搬动最后的两块绊脚石了。

　　在书房陷入沉闷时，王雱走进来，向父亲禀报，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访，说有急事请见。

　　王安石听到王广渊这个名字，似觉陌生，思量片刻，陡地眉头一展，想起此人了，立即吩咐王雱：

　　“快请进来，我正好有话问他！”

　　王广渊，时年四十三岁，原是三司户部判官，后在集贤院任职，皇帝赵顼即位后，出知齐州。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广渊投书王安石府邸，极表拥护欢跃之心，被王安石提升为京东路转运史，管理京东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等事务。此人性机敏，能言善解，与吕惠卿混得也熟。在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九个月中，他曾两次偶然地出现于王安石面前，左右了“变法”的进程：

　　三个月前，在《青苗法》条款的制定中，苏辙与吕惠卿因意见相左而发生争执，上诉于王安石，王安石赞同苏辙的意见，决定暂缓《青苗法》出台，以俟准备工作更臻完善。就在这个当口，王广渊出现了，亲自向王安石陈述了京东路黎庶渴望“青苗法”早日推行之状，并主动要求在京东路试行，使得王安石于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决定尽早推行“青苗法”，从而加速了苏辙的遭贬。

　　一个月前，在“青苗法”的推行中，许多州府的官员，如河北转运使刘库等，对青苗贷款持审慎态度，听任百姓自愿，不作宣传，使青苗贷款受阻。王安石得到奏报，心里十分焦灼。就在此时，王广渊又来到京都，亲自向王安石请求增拨青苗贷款五十万银两，以满足京东路黎庶踊跃贷款之需。苦汤之中，突然投下一枚甜果子。王安石立即将“青苗法”又推向河北路和淮南路，引得南北响应，捷报频传进京。从此王广渊这个名字就在王安石心中有了影子。

　　今天，当王安石再次陷入迷惘之时，这个小人物又出现了。

　　王广渊走进书房。

　　此君体魄墩实，风度英俊潇洒。面对执政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朝廷重臣，镇定自若，毫无畏怯慌乱之色。在与王安石口角生风的答对中，他谈论了京东路各县推行‘青苗法’的盛况。他说：密州、沂州地区的青苗贷款是二十天内完成的，黎庶初有疑虑，经州、县官员宣讲圣上之德和新法之便，黎庶始明其利益，踊跃请贷，曾出现黎庶给州府送匾颂德之事。登州、潍州、淄州地区，民贫钱缺，青苗贷款更符民需，故半个月内，请贷成风，多予者欢欣鼓舞，少予者其情秧秧，有的村落，黎庶自娱搭台唱戏，男歌女舞，情状喜人。王广渊最后说，

　　“京东路青苗贷款六十万两，年底除收回本钱外，可获利二十五万两。全国如此，民富国强，三五年内定可实现。”

　　这一回，王安石未敢轻信。他不理会那个“三五年”有何根据，只希望王广渊能够保证刚才所言并非假语。他威严地询问：

　　“听说你在京东路推行‘青苗法’时，驱吏传呼，挨户抑配，逆民自愿，强贷钱帛。可有此事？”

　　曾布、章惇神情紧张。

　　吕惠卿仍是不动声色。

　　王广渊闻声一抖，转眼之间，惊慌消失，陡然跪倒，立即予以慷慨激昂的回答：

　　“禀报执政大人，下官力行新法，俱按朝政改令而行，靠皇上恩典而不驱吏卒，遂民之心愿而不搞抑配。诬陷之词，是给新法抹黑。下官愿与诬告者当面对质，以澄清白。若执政大人不信，请移驾京东路查实。下官先纳头颅留此，听候执政大人发落。”说完，卸下乌纱帽，置于王安石几案前。

　　王广渊是三司户部出去的，他熟知朝廷大臣的五脏六腑。他明白，执政大臣们就是用轿子抬；也是不愿到乡村看看的。曾公亮、富弼、唐介等宰执多年，他们谁的脚板沾过乡野泥土？

　　王安石被王广渊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和以命抵押的行为征服了。他心里十分高兴。喜“青苗法”的推行并不像司马光讲得那样糟乱，更喜“变法”中涌出这样一个敢做敢为的俊彦之士。他本想嘉勉几句，但觉得此时此地有些不适当，便依然板着面孔，依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说：

　　“做为一个京东路转运使，受点委屈，就卸朝冠以赌，像什么样子？快整冠下去！”

　　这句话就是嘉勉。而且是一种亲昵的、带着爱惜和信任的嘉勉！王广渊心领神会急忙叩头立起，戴上乌纱帽阔步离去。

　　吕惠卿看准了时机，不待王安石的喜悦溢于言表，便开口说出他思谋已熟的方略：

　　“在这世上，作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如同老天爷下雨一样，农民喜欢土地得到滋润，行人就厌恶漫地泥泞。我们的‘变法’也是如此，希望人人都喝彩叫好，那是不可能的。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几个月来，宣皇上之德，讲新法之利，散青苗钱以富民，收青苗利以强国，不是也有人鼓舌如簧，以是为非吗？”

　　曾布、章惇点头赞同。

　　王安石突然想起昨夜司马光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