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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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景温接着说：

　　“我半个月来查访得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曾散布流言，攻击‘变法’，说‘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这个张方平，原是苏轼、苏辙的恩师……”

　　室内沉寂无声。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竟然污蔑‘变法’是‘残民之术’。这个范镇，原是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引荐人之一。且范、苏两家又有世交。更为有趣的是，范镇的重孙范祖禹，现时又被司马光借到书局供职。而司马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忠于皇上，他有一首写王昭君的古风诗不无深意：‘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着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借古人而舒发心志，这不是对皇上的怨恨吗？”

　　王安石一惊，霍地站起，瞥了谢景温一眼，若有所思地踱步徘徊。

　　曾布被谢景温的手段吓懵了，茫然不知所措。

　　吕惠卿不动声色，他注视王安石。

　　章惇也被谢景温弄得心惊肉跳：这是冲着苏轼、司马光放暗箭啊！

　　谢景温继续陈述他的战术：

　　“擒贼擒王，只要拿下这些头面人物，才能制止‘突变’的发生。而拿下这些头面人物的有效手段，就是向皇上弹劾他们貌似忠诚而反对‘变法’的罪行。我已写成了一份奏表，不知是否可用？”

　　王安石面色阴沉，眉宇间的三角形似乎已呈紫色。章惇看得出，王安石心里正有一场风暴，片刻便要雷声大作了。他的心“怦怦”跳动，一时喘不过气来。然而，王安石忽然缓缓摇头，随即把紧皱的眉头一展，停止踱步，又坐在竹榻上。

　　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

　　“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咱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

　　“吉甫，‘均输法’、‘青苗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敲定了吗？”

　　吕惠卿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神情的变化，从王安石对谢景温“杀伐”建议的训诲中，他发现王安石的心是软弱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莫名的微笑。但从王安石平静的询问中，他猜到这位软心肠执政的心头，定然又萌生了新的方略，立即取出“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呈上：

　　“‘青苗法’因为子由有不同见解，诸多条款尚在争议。‘均输法’已经成文，请执政最后敲定。”

　　王安石立即接过“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拉近几案，移来烛台，对吕惠卿说：

　　“吉甫，谈谈你对当前朝廷动荡的看法，越详尽越好！”

　　吕惠卿应了一声，谈了起来……

　　王安石端坐在案前烛光下，展开《均输法》，目视、手批、耳听、心决，忙忙碌碌。

　　吕惠卿毕竟是一个才智出众，辩才极佳的人物，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观察力的深透和敏锐。他说：

　　“三个月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震动死气沉沉的朝廷，震动因循苟且的官吏，震动惧怕‘变法’的重臣，震动沉迷不醒的黎民。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自己却因此而害怕了……”

　　王安石目不旁视、手不停笔，大声称赞说：

　　“好！‘变法’伊始，就是要雷滚九天，惊动鬼神！”

　　吕惠卿受到王安石豪气感染，提高声音继续说：

　　“现时，‘均输法’还没有出台，‘青苗法’还在难产之中，其它新法正在研究拟定，‘变法’尚未真正开始，我们何罪之有？‘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一事，针对的是培育书呆子的教育旧制，与天下英才何碍？与黎民百姓何干？范镇说‘变法’是‘残民之术’，分明是无的放矢！张方平预言‘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实在是杞人忧天……”

　　王安石边阅文本，边随口吟出几句诗来：

　　众人纷纷何足竟，

　　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

　　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

　　不能铢两为千钧。

　　……

　　王安石突然笔停手歇，中止吟诗，低头仔细看着《均输法》，挥笔修改，同时头也不抬地催促吕惠卿：

　　“吉甫，接着谈你的高论吧！”

　　吕惠卿听了王安石即兴吟出的诗句，心境觉得坦然了。既然王安石觉得不必浪费精力与反对者去争辩，自己何必找气生呢？况且，王安石把反对“变法”的头面人物看作王莽，把自己比作圣人周公旦，可见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觉得再说些什么都是多余的，便概括几句，作为自己议论的结语：

　　“至于御史台、谏院一些官员的反对，恐怕只是一种本性罢了！”

　　王安石正在挥笔勾划着，闻吕惠卿之语而大声询问：

　　“吉甫，你说他们的本性是什么？”

　　吕惠卿回答：

　　“维护旧法。”

　　王安石扔笔抬头，纵声大笑，以掌拍案，连声称赞：

　　“一语抓住要害！他们立足‘维护’，不想‘开拓’，恋旧而拒新，守死而畏生。此种官员，能有出息吗？”遂即又吟出两句诗来，完成了他那首未竟之作：

　　“乃知轻重不在彼，

　　要之美恶由吾身。”

　　曾布这时凑趣说：

　　“妙，全诗居境高阔，立意鲜明。最后这两句，铮铮铁骨，毫无畏惧。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在人们如何议论，而是由自己行为的好坏决定的。”

　　王安石点头：

　　“千古皆然。我们变法者，只要本身刚正、清廉、光明、磊落，断不会被人骂倒，一定会赢得千古胜负。子宣，这份《均输法》，劳你尽快工整抄写，我要连夜进宫，呈奏皇上。”

　　曾布应诺接过。

　　吕惠卿看得出，王安石要抓紧时机反击了，便试探地提醒：

　　“现时已将近亥时了。”

　　王安石笑着立起：

　　“我子时进宫，一日之始，必定吉利。你们都安歇吧。”

　　王雱此时已将王安石的即兴诗背诵抄写于笺纸上，呈王安石过目：

　　“阿爸，这首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可以留集的。”

　　王安石接过，目光一扫，笑着说：

　　“理太直而诗意少，若为苏子瞻所知，又要说味若嚼蜡了。”说着，一撕一团。

　　谢景温急喊：

　　“可惜，可惜啊……”

　　吕惠卿一笑，说：

　　“王公子已牢记于心，会流传于世的。”

　　窗外亥时的梆鼓声敲响了。

　　亥时梆鼓，传进大内，传进福宁殿，拂动了内寝外厅里的烛光，惊扰了两天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夜徘徊、俯首焦思的皇帝赵顼，提醒了恭侍一旁的皇后。她轻步走到皇上身边，低声劝说：

　　“官家，已是亥时了，入内安歇吧。”

　　赵顼闻声站住，抬头望着皇后，吁叹一声，微微摇头，又在室内徘徊起来。皇后望着赵顼，暗暗垂泪。

　　皇后，河南沁阳人，时年二十三岁，是真宗赵恒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其父向经曾任定国军留后。她贤淑聪颖、容颜秀丽，性情谦和；头上绾簪的粉红珠花，衬托着一双晶莹深情的眼睛，更显庄重秀美。她不似仁宗皇后（时为太皇太后）那样胆略超人，也不似英宗皇后（时为皇太后）那样的聪颖过人，却有着女人罕见的雍容大度、柔静平和。三年前，她以曾祖父的余荫和当时女子的德、才、容、工走进颖王府邸，与当时只有十八岁还不是皇帝的赵顼成了亲。她长赵顼两岁，以秀丽的容颜、温柔的性格与大姐一般的关切，赢得了赵顼的欢心和情爱。一年多颖府内如胶如蜜的生活，连结了两颗相恋相爱的心。在甜蜜的沉醉中，总嫌时光易逝、岁月短促。可现时，当皇帝了，当皇后了，朝廷“变法”了，忙碌代替了安闲，愁容代替了笑脸，昔日的欢乐已经逝去，忧郁、沉默、紧张、泪滴占据了这华丽的宫宇。白天没有尽头，这夜晚也没有个头啊！

　　赵顼昨日傍晚从琼林苑回到福宁殿后，就废寝忘食反复琢磨着苏轼、司马光晋见中的一言一语。

　　苏子瞻对贾谊的评论，似乎在诉说他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忽耐”、在等待时机吗？可这个“时机”又是什么呢？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似乎是有所暗示，难道这次“变法”也和商鞅“变法”一样，也会出现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结局吗？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秦王朝兴盛了、败亡了；汉文帝和贾谊相会了、离散了；难道朕也在走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宫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一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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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钟卷　　09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

　　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

　　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

　　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

　　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