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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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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我搭机离开住处去料理后事。我到太平间指认维克托的尸体，清偿借贷、签署文件，准备将尸体运回芝加哥家里。波西的葬仪社对尸体的情况束手无策。尸体在公寓里搁了将近一周，能做的事也不多了。他跟我说：“换做我是你，我是不会期望有奇迹发生的。”
我用电话筹办丧礼，连络维克托的几位朋友（遭醉汉重击鼻子的萨克斯风手，何威·唐恩，几个以前的学生），不情愿的试着和多拉取得联系（我找不到她），随后护送灵柩回芝加哥。维克托葬在我妈隔壁，当大家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的朋友消失在地底时，天空降下了倾盆大雨。之后大家开车到唐恩在北区的家，唐恩太太已经准备好一桌冷肉和热汤等着。过去四个小时以来我眼泪直流。到了唐恩家，我边吃东西边干掉五、六杯双份波本。那些酒满振奋精神，约一个钟头后，我开始大声唱起歌来。何威用钢琴伴奏，聚会变得很吵。后来我吐在地板上，魔法在瞬间解除。我在六点说再见，拖着蹒跚脚步走入雨中。盲目游荡了两、三小时，在某户人家的门阶上又吐了一次。接着在霓虹闪烁的街上，我找到一名站在伞下的妓女。她叫艾格妮斯，身材细瘦，有双灰色的眼睛。我跟着她来到一家黄金乡旅社，对她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是关于华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英国的探险家、航海家及作家）与黄金乡的诗，当她脱掉衣服张开腿时，我却对她唱起催眠曲。她说我是疯子，可是在收下一百块后，还是同意跟我消磨一晚。我睡得很不安稳。到了早上四点就溜下床，匆忙套上湿衣服，招了辆出租车到机场。大概在十点回到纽约。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悲伤。悲伤也许是起因，但很快就被其他东西取代──一种更明确的东西，一种更能料想到后果的东西，一种危害更大的东西。一连串的力量正蓄势待发，等到某个时间点我开始动摇时，它便飞绕在我周围打转，越转越大，越转越大，直到最终我被抛出轨道。
月宫 1（8）
事实摆明了，我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虽然早已察觉到这件事，但就连威胁已经隐隐迫近了，我还是没认真想过对策。维克托舅舅去世后，我在那几天凄惨的日子里就花掉了几千块，本来该供我念完大学的预算规划早就被粉碎。除非做些什么来弥补亏空，否则铁定无法捱到最后。据估计，依目前花钱的速度，全部存款到大四那年的十一月会花光，也就是说会失去所有：每一角、每一分、每一毫，半点不留。
我第一个冲动就是休学。但随便想了一两天就放弃了。我曾向舅舅保证读完大学，既然没有他在身边批准更动计划，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力背信毁约。最重要的，还有兵役的问题。要是离开大学就无法办缓征，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往亚洲丛林里头送死。所以，我该待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完成学业。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才是我该做的事。照理说，一开始能做出这么积极的决定，接下来保持理智的行为应该不难。换成是别人，会发现有各种管道可选择──奖助学金、就学贷款、工读——但我发现，一考虑到这些，我就觉得一阵恶心。这是突如其来、不由自主的反应，一阵恶心反胃感觉猛烈地袭击过来。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想沾惹那些事，于是我固执地、轻蔑地断绝所有念头，我很清楚这么一来等于亲手毁掉度过难关的惟一指望。从那时起，我真的什么都不做，连根指头都不愿意举。天晓得我怎么会作出这种反应。当时我编造了无数个理由，但归根究底可能只是因为绝望。处在绝望的状态，面对这么多变动，我觉得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是必要的。我想唾弃这世界，想干出最离经叛道的事。身为一个想得太多读得太多的年轻人，热情和理想主义让我决定自己该做的事就是不做事：我的行动就是断然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虚无主义提升到一种美学的层次。我把自己的人生转化成艺术品，为似是而非的精妙隽语而自我牺牲，让我的每次呼吸教导自己如何品尝玩味自己的厄运。这些征兆都指向一种完全的消蚀，在阅读时探索，那黑暗的意象以其构造的单纯性诱惑我，引我一步步入彀。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挠无可避免的结局，也不会赶忙奔赴终点。如果人生眼下还能照旧进展那更好。我会按捺住性子、坚持住立场。我只是已经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无论是今天发生或明天发生，事情终究会发生。完全的消蚀。野兽被铲除，内脏被解构。月亮行将遮蔽太阳，届时我将消失。我会身无分文，我会变成徒有血肉却一文不名的废物。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阅读维克托舅舅的书。葬礼过后两个礼拜，我随意拣出一箱，小心翼翼地用刀子划开胶带，然后读起里头的每一本书。那是一箱奇怪的混合物，没有清楚的顺序或明显的意图。有小说、剧本、历史书和旅行用书、西洋棋指南跟侦探故事、科幻小说以及哲学作品──只是一堆混乱的印刷品。这对我没有差别。我把每本书从头读到尾，拒绝给予任何评价。对我来说，每本书都平等，每个句子都是由数目正确恰当的单字所组成，每个单字都在正确恰当的位置上。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哀悼维克托舅舅。一箱接一箱，我会打开每个箱子；一本接一本，我会读完每本书。这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我会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其他纸箱中的书也一样杂，整箱都是水平参差不齐的大杂烩，昙花一现的作品散布在经典著作之间，破旧的平装书间杂在精装书中，捞钱的刊物跟约翰·唐恩、托尔斯泰的大作穿插在一起。维克托舅舅从未系统化地整理过他的书，每买一本就直接上架放在前次买的书隔壁。经年累月下来，藏书的行列不断增长，空间渐渐被填满。那正好也是这些书装箱的次序。要是其中没有任何差错，这个时间表应该没有被更动过，原来的顺序就这样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这种安排对我来说太理想了。每开一个纸箱，我就进入舅舅生命的一个片段，一段确切存在的时日或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感觉自己也进驻了维克托舅舅曾进驻的心灵空间──阅读同样的文字，活在同样的故事里，更或许怀抱同样的想法──这让我觉得安慰。就好像在久远以前追随某个探险家，复制着他探索处女地的步履，和太阳一同西进，追逐光亮直到熄灭。纸箱上没写数字或贴卷标，事先无法得知会进入舅舅的哪个阶段。因此整个旅途是由断断续续的短程旅行所构成。比方说，波士顿跳到蓝诺斯。明尼亚波里斯市跳到苏族瀑布。坎诺夏跳到盐湖城。我不介意被迫在地图上跳跃，反正最后所有的空白都会被填满，所有路线都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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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9）
很多书以前读过，有一些是维克托大声念给我听的：《鲁宾逊漂流记》、《化身博士》、《透明人》。但我没让那个经验阻碍旅程。我用同等的热情在每本书里破浪前进，把旧书当成新书一样贪婪阅读。看完的书在卧室各角落堆起，当书塔出现崩塌迹象时，我就用两个购物袋装一些饱受威胁的书，等下次去哥伦比亚时顺道带去。百老汇街上学校正对面就是“钱德勒书店”，那是一个局促狭隘、满布灰尘的老鼠洞，它经营旧书买卖，生意兴隆。一九六七年夏天到一九六九年夏天之间，我去了那里好几十次，把继承的遗产慢慢给耗光。利用已经拥有的东西，是我可以容许的一种行为。和维克托舅舅的生前所有物分开让我心痛，但我知道他不会反对我这种处理方式。我读这些书，有点像是在清偿欠他的情，而如今手头拮据，也该进行下一个步骤把书换成现金才对了。
问题是我赚得不够多。钱德勒很会讲价，他对书的理解跟我完全不同，所以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书对我来说不是装载文字的容器而是文字本身，书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精神质量而不是物质状况。比方说，有折角的荷马比完整无缺的弗吉尔来得有价值，三册一套的笛卡儿就低于单册的帕斯卡尔。这些对我来说最基本的差别，对钱德勒来说却不存在。在他眼中书不过是个东西，是属于物质世界中的某个东西，所以就书本身来说，它和一个鞋盒、一个浴室水塞或一个咖啡壶没两样。每次我把维克托舅舅图书馆的一部分带到店里去，老头子就开始进行例行性的工作。不屑地拨弄书本，挑剔地检视书背，翻查污渍瑕疵，永远让对###得好像自己给的是一堆废物，这招屡试不爽。藉由贬低货物的品质，钱德勒就能开出谷底价。三十年的老经验，他的表演拿捏得恰到好处，整套剧目包括喃喃自语、自述旁白、脸部抽搐、舔唇咂舌及悲伤摇头术。整出戏就是设计来让我感受到自我判断的不切实际，让我先对自己厚着脸皮把书带给他的行为觉得丢脸。你是在跟我说你要用这些玩意儿来换钱？你竟敢奢求帮你把垃圾运走的清洁人员给你钱？
我知道自己被骗，却懒得去计较。又能做什么？在交易的关系里，钱德勒站在强势的位置，没什么能改变这个事实──我老急着把书卖掉，而他却老是无所谓。要自己假装不想卖也没什么好处，因为这么一来书就卖不掉，而卖不掉的下场比被骗还糟。我发现一次不要超过十二或十五本书，量少的时候卖得比较好，每册书的平均价格好像会略微提高。但书卖得越少，就得越常回去报到。我知道自己得尽量少去──越常和钱德勒打交道，就越处于劣势。总之，无论怎么做，钱德勒就是会赢。几个月过去，那老头根本不想花力气跟我讲话。他从没打过招呼，从没咧嘴笑过，也没握过手。他总是面无表情，让我有时怀疑他真记得我吗？我每次踏进店里，对钱德勒来说也许只是又一个新顾客而已──某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随机出现的平常人。
把书卖掉的同时，住处也发生许多变化。每打开一个纸箱就毁掉一件家具，那是不可避免的。床铺给拆了，椅子渐渐变小然后不见，书桌缩减成一块空间。人生变成零的聚合物，那是我能确实看见的东西──明显的、迅速生长的空虚。每次探索舅舅的过去，就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一项实质效果、一个具体的影响。因此，后果就在眼前，毫无后路可退。很多箱子还留着，很多箱子已消失。这房间是衡量自身状况的机器：还有多少的我留在那里，还有多少的我不复存在。我既是加害者也是目击者，在这单人剧院里，我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我可以注视着自己解体的过程。我看见自己一点一点地消失。
当然，那段日子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熬。记忆中那是政治混乱、公众喧哗、群情激愤、扩音器吵嚷和暴力充斥的时代。一九六八年春，每天好像都会爆发剧烈的变动。不是在布拉格，就是在柏林；不是巴黎，就是纽约。越南那里有五十万驻军。总统宣布这次不再退缩。人们被暗杀。经年累月的打仗，战争规模扩大到所有念头都会被渗透污染，我知道自己无论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跟大家一样身陷其中。有天晚上，我坐在河滨公园的长椅上眺望河水，看见一个汽油桶在对岸爆炸。火光霎时填满夜空，燃烧的残骸断肢掠过哈德逊河和脚下的土地。我突然了解到内在与外在其实不可分割，除非真理遭到极大伤害。同月，哥伦比亚校园变成战场，数百名学生被捕，包括梦想家济马和我。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那件事。当时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再重复一遍也没什么用。不过，这并不表示我想让它被遗忘。我的故事植基于那段日子的断垣残壁里，除非理解这项事实，否则我的故事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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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宫 1（10）
在我开始三年级课程时（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装已经不在了。因为芝加哥的一场大雨，西装被浸得湿透，终于溃不成型。长裤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着口袋和缝线裂开，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它。我把西装挂在衣橱里当纪念品，纪念那段比较快乐一些的日子，然后出门为自己添购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从军用品店买来的二手皮夹克。朋友对这种转变瞠目结舌，但我只字不提，因为我不在意他们的想法。电话也是一样。切断电话不是为了要与世隔绝，只是电话费付不出来罢了。有天济马在图书馆前抱怨我很难找，我回避自己的财务困境，滔滔不绝地谈起电话线、声音和人类沟通联系之死。“经由电力传达的声音不是真正的声音，”我说：“我们都愈来愈习惯于自身的拟态，但停下来想想，你会发现电话不过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间的沟通，只是心灵的有声分泌物，没有真实的身体。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说话的人是谁。要是不能，我宁愿根本不说。”诸如此类的表演──借口、不知所云的话、为应付完全合理的问题而提出的怪理论──逐渐变成我的注册商标。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手头有多紧，我只好用说谎来应付。随着处境的恶化，我虚构的故事愈来愈怪诞。为什么不再抽烟，为什么不再喝酒，为什么不再到餐厅吃饭──我信口发明荒谬又合理的解释。结果，别人看我简直像个无政府主义的隐士，像个活生生的怪人，像个卢尔德分子（译按：Luddite，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强烈反对机械化或自动化而捣毁机器者）。但朋友觉得很有趣，我就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秘密。自尊当然在这些把戏里头参上一脚啦，但重点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干涉我为自己设定的方向。我如果说出来，只会引起同情，甚至获得协助，那就会把整件事都给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呓语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抓住每一个装傻弄痴的机会，等待逃逸的时机。
最后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缴电费，次年一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人就来拆电表。后来几个礼拜我用不同的蜡烛做实验，调查各家厂牌的价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惊讶的是最物美价廉的竟然是犹太纪念烛。我发现摇曳的烛光和阴影极其美丽，再加上冰箱的噪音终于停息（经过断断续续、无法预期地阵阵抖动后），我觉得没电也许还过得更好。不管其他的人怎样议论，我都处之泰然。我挖掘出生活必需品被剥夺后的好处，一旦学会不靠某个特定的东西来生活，就把它从心里永远去除。我知道这个过程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终究会有无法去除的东西，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对于失去一切毫不后悔。缓慢但确定的，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撑得很久很久，久到我无法预料的地步。
付完最后一学期的学费，我只剩六百元不到。还有几十箱书、整套的签名跟竖笛。为了有个伴，我有时会把竖笛组起来吹一吹，让公寓充满迸发出的怪声音、嘎叽嘎叽和呜咽呻吟的骚动还有笑声和哀号的喧闹。三月，我把全部签名卖给一个在“运动报”登广告叫做米罗·费莱克思的搜藏家，他是个怪怪的小矮子，头上笼着一圈泛光的金色鬈发。看到盒中整排的小熊队签名，费莱克思又敬又畏。他满怀崇敬地研究纸片，眼中蓄满泪水抬起头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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