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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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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护组织：日美辩护律师（1）
辩护机构的庞大和辩护律师的众多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它同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重大差别。东京审判之所以持续至两年半之久，辩护方面组织的畸形以及它在审判中所实行的“延宕战略”实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辩护律师的人数和国籍在两个宪章中都没有硬性的规定，东京和纽伦堡便发生了迥然不同的现象。在纽伦堡，每一被告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由一名他自己聘任的德国律师替他辩护；在东京，则每一被告除了他自己聘任的几名（自两三名至五六名不等）日本律师之外，还有一名美国律师替他辩护。因此，辩护律师之众多和庞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喧扰和拖延便成了东京法庭和东京审判的最大特征之一。
每一名被告拥有好几名日本律师已经是有点反常的现象，但是有鉴于案情的庞大和复杂，这还不能说是十分不合理的现象。然而每一名被告必须同时拥有一名甚至一名以上的美国律师为他辩护，却是一个极不正常而且很不合理的现象。
被告和日本律师最初请求要有美国律师参加辩护的理由是：在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采用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相反，有的地方还特别声明法庭不受任何技术性的诉讼规则的拘束；例如宪章第十三条（甲）项中规定：“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之拘束。本法庭将尽最大可能采取并适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并得采用本法庭认为有作证价值之任何证据。”但是，实际上，由于宪章和程序规则都是英美法系人员所拟订以及英美法系人员在法官和检察官中占有压倒的多数，因此，远东法庭的整个诉讼程序都受着英美法系的严重影响。日本一向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日本律师对这种英美法系的诉讼规则是不熟识的，更说不到运用自如。以为了保证公平和迅速的审判为借口，他们便请求法庭给每一名被告加派一位英美法系的盟国律师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在诉讼程序方面，以便顺利地进行辩护。
日本被告辩护方面的这个请求迅速地得到了总部和法庭的核准。起先总部还打算除了美国律师之外，也邀请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律师来参加辩护，以冲淡美国遇事包办的气氛。但是英联邦各国，包括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都表示不愿意为日本战犯辩护，因而都拒绝了派遣他们的律师担任远东国际法庭的辩护工作。因此，所谓“英美法系”的盟国辩护律师实际上全都是美国人。
由上所述，可见远东国际法庭的每一被告除拥有两三名至五六名不等的日本律师之外，还各拥有一名（甚至两名）美国律师。这就造成了律师盈庭、喧宾夺主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是纽伦堡国际法庭所没有的，也是任何国际法庭所罕见的。
现在把各被告所拥有的日本籍和美国籍的辩护律师的姓名开具如下：
荒木贞夫：（日本律师）菅原裕、莲冈高明、德冈二郎
（美国律师）
土肥原贤二：（日本律师）大田金二郎、加藤隆久、木村重治、北乡为雄
（美国律师）
桥本欣五郎：（日本律师）林逸郎、奥山八郎、金濑薰二、菅井俊子、岩间幸平
（美国律师）
俊六：（日本律师）神崎正义、国分友治、今成泰太郎
（美国律师）
平沼骐一郎：（日本律师）宇佐美六郎、泽邦夫、毛利典一、柳井恒夫、北乡为雄
（美国律师）
广田弘毅：（日本律师）花井忠、泽信一、广田正雄
（美国律师）George
星野直：（日本律师）藤井五一郎、右田政夫、松田令辅
（美国律师）；
板垣征四郎：（日本律师）山田半藏、佐佐川知治、阪淳吉、大越兼二
（美国律师）
贺屋兴宣：（日本律师）高野弦雄、田中康道、藤原谦治、山际正道、桥渡
（美国律师）
木户幸一：（日本律师）穗积重威、木户高彦
（美国律师）
木村兵太郎：（日本律师）盐原时三郎、是恒达见、安部明、北乡为雄
（美国律师）
小矶国昭：（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高木一也、小林恭一、松坂时彦、斋藤诚一
（美国律师）
松井石根：（日本律师）伊藤清、上代琢禅、大室亮一
（美国律师）
南次郎：（日本律师）冈木敏男、松泽龙雄、近藤义一
（美国律师）
武藤章：（日本律师）冈本尚一、佐伯千仞
（美国律师）
冈敬纯：（日本律师）宗宫信次、小野清一郎、藏重铁一
（美国律师），
大岛浩：（日本律师）岛内龙起、内田藤雄、牛场信彦
（美国律师）
佐藤贤了：（日本律师）草野豹一郎、数马伊三郎、井上益太郎
（美国律师），
重光葵：（日本律师）柳井恒夫、金谷静雄、三浦和一、宇佐美六郎
被告辩护组织：日美辩护律师（2）
（美国律师）
岛田繁太郎：（日本律师）高桥美次、奥山八郎、泷川政治郎、祝岛男、安田重雄、铃木勇
（美国律师），
白岛敏夫：（日本律师）成富信夫、佐久间信、广田洋二
（美国律师）
铃木贞一：（日本律师）高柳贤三、戒能通考、加藤一平、福岛寿
（美国律师）
东乡茂德：（日本律师）西春彦、加藤价次郎、七田基玄
（美国律师）George ，
东条英机：（日本律师）清濑一郎、内山弘、盐原时三郎、河北健次郎
（美国律师）
梅津美治郎：（日本律师）宫田光雄、小野喜作、池田纯久、梅津美一
（美国律师）
大川周明：（日本律师）大原信一、金内良辅、福冈文子
（美国律师）
日本辩护人会会长（总辩护人）：鹈泽聪明、副会长（东条的辩护人）：清濑一郎
——从上面的名单看来，日本辩护律师便有一百名以上，加上二十余名的美国辩护律师，总数几乎达到了一百三十名。这个数目还未包括在审讯进程中死去的被告松冈洋右及永野修身二人的辩护律师在内，名单中亦未将他们的辩护律师列入。被告大川周明虽因精神病态暂时中止受审，但他仍有随时恢复受审的可能，因此他的日美籍辩护律师还是被法庭保留着，以便在审讯过程中随时照管他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此可见，辩护律师之多和辩护阵容之盛是远东国际法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
日本辩护律师是有组织的，这个组织的名称是“日本辩护人会”。它是在法庭开庭的前夕成立的。在1946年5月4日（开庭的次日）该会第一次的###中，白发苍苍的鹈泽聪明被选为会长，亦即被告的总辩护人。鹈泽曾任东京律师公会会长，是这些日本辩护人中比较年高望重的，也是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时期比较历史清白的，因而他被选为会长。鹈泽在法庭的表演不多，态度比较中和，给人们以“恂恂儒者”的印象。在他不多的发言里，他常喜高谈些政治哲学的道理，例如，“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八一宇”的解释等，硬说日本政府一向重视和平、民主、讲信修睦、世界大同，反对使用武力、从事侵略。他还喜欢装着十分推崇中国法官的样子，常说日本的这些观念都是来自中国，博学的中国法官对它们必有更精深的了解。
在1946年5月4日日本辩护人会第一次会议上，还选举了大战犯东条英机的辩护人清濑一郎为该会副会长。清濑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旧式日本政客。他在日本辩护律师中是很突出的一个。关于此人，我们在下面还有机会谈到。
至于一般日本辩护律师，他们大都是战前日本比较有点声望的职业律师，但也有个别不甚著名的律师系由于同被告有亲友关系而被选为辩护人的。一般说来，日本律师对于案情是很熟悉的，对于搜索有利于被告的证据（证人、证件）是非常卖气力的。但是日本律师在法庭公开庭上的表演并不很多；他们宁愿把那些在公开庭上“冲锋陷阵”的“射击手”的任务让他们的那些张牙舞爪的美国同事去干，而他们自己却藏在后面做“兵工厂”（“制造炮弹”）的工作。因此，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法庭上的态度还算是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
但是也有例外。有些个别的日本律师在法庭上也是很嚣张的。例如，前面提过的东条英机的那个辩护律师清濑一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清濑是一个著名的日本反动政客。在战前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时代，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帮凶。清濑一郎在日本军事占领结束后的政治生活更是活跃。他一跃而跻身于当权的民主自由党显要人物之列。在岸信介内阁时代和池田勇人内阁时代，他都担任着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职务。在这一时期，他并发起在名古屋为远东国际法庭处死的七大战犯建立一块庞大的纪念碑，把他们当做“殉国烈士”或“民族英雄”看待。纪念碑的建筑费一千五百万日元是由清濑一郎、三文字正平（前小矶国昭的辩护人）和林逸郎（前桥本欣五郎的辩护人）筹募的，落成典礼是由清濑主持的。这样一个人竟被允许在远东法庭当辩护律师是令人惊异的。这种事情在纽伦堡法庭是不可能发生的；在那里，所有被告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匪帮有任何严重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可是远东法庭忽视了这一点，造成了律师们气焰嚣张的恶劣现象。远东国际法庭对于被告的日美辩护律师的人选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审查，一切都是由盟军总部包办的。因此，有些战前日本军阀统治时代的反动政客，如清濑一郎之流，也担任了远东法庭的辩护律师。甚至有些被告往时的僚属并与被告犯有“同谋”嫌疑的人也被准许担任律师职务，替被告辩护。例如，被告梅津的日籍律师池田纯久便是梅津的一个老部下。他是一名日本陆军中将，曾在梅津部下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部第五课课长和副参谋长等职。在1942年，他奉梅津之命，率领了一批军官到南洋各地考察日本人在那里建立的军事占领制度，以便根据考察所得制定关东军对苏联领土的占领计划。池田是极端仇苏反苏的，正如梅津和其他关东军将领一样。据说远东法庭的苏联检察人员曾一度主张申请法庭拒绝池田出庭，终以检察长季楠不愿提出此项申请（表面的理由是中途申请更换辩护人将遗日本人以不公平之识），遂作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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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护组织：日美辩护律师（3）
清濑不但在言辞辩论时、在抗议检方作证文件时和在反诘检方提供的证人时表现得穷凶极恶，时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申斥，而且在他替东条所撰的那篇冗长的强词夺理的辩护状里大事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论”，美化日本法西斯政府的侵略战争政策。在辩护状的封面上，他还偷偷摸摸地擅自加上了“此乃一历史文件也”字样。这事被发现后遭到了法庭的严厉斥责。庭长对清濑说：“何以这是一篇历史文件？这样一篇东西还配称做历史文件吗？”然而，尽管如此，法庭为了维持“公平审判”起见，依然是让清濑把那篇辩护状在公开庭上全部宣读了。
除了清濑一郎之外，在这约一百名日本律师之中，高柳贤三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高柳是东京帝国大学的老牌教授，著述丰富，是当时日本法学界的一个权威。他在远东法庭担任铃木贞一的辩护律师。但是此人除了在总辩护阶段曾经提出并朗诵过一篇冗长的“东京裁判与国际法”的论文之外，在法庭上并没有什么精彩的表演。然而，以学识和品质而论，高柳不能说不是日本辩护律师中比较可敬的一个。
除了鹈泽聪明、清濑一郎和高柳贤三之外，其他日本律师大都庸庸碌碌，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他们在法庭上的表演都不很多。对于不甚重要的文件或证人，他们虽也担任一些说明、抗议或质询的工作，但是当有重大的、有关键性意义的文件提出时或证人出庭时，他们宁愿让那班百无禁忌和好出风头的美国律师去照管。
※※※※
美国辩护律师在法庭里虽然没有像日本辩护人会一样的正式组织，但是他们却有一个领首或头子，作为他们在必要时的代表。这个人先前是科尔曼（Colemam），科尔曼返美以后，名义上是美国籍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山冈（Yamaoka），实际上是卜烈维特（Blewett），东条英机的美国辩护人。卜烈维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之一，他是一个富有资财的美国律师，在东京法庭的美国辩护人中是资望最深的一个。当然，在西方社会里，财富的多寡几乎是一个人资望深浅的惟一标志。
科尔曼最初的野心是很大的。在法庭开审之前，他曾要求盟军总部和远东法庭批准设立一个同国际检察处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国际辩护处”。法官们还专为听取他关于这个要求的意见开过一次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拒绝他的要求，理由是：检举日本战犯和给他们以公正的审判是盟国的不可逃避的直接的法律责任，但是为战犯们辩护并不是盟国的这样的责任。法庭之所以允许盟国（美国）律师参加辩护纯粹是为了在诉讼程序上协助被告自己选择的日本辩护律师。辩护是被告们的权利而不是同盟国的义务。因此，在盟军总部里设立一个所谓“国际辩护处”的机构是没有必要的。
后来盟军总部根据法官会议的意见也同样拒绝了科尔曼的请求。不久，科尔曼便辞职回到美国去了。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美国律师先后辞职回国的除Coleman外，还有Guyder，Young，Alen，Dill，Haynes，Kleimen，McDonnell，Ruchik，Williams，共十人。美国辩护律师大半是在东京总部任职的有律师资格的现役军人。他们服役期满后大都急于回国，辩护人职务只好交由他人接替。这十个人的情况便是如此。此外也有服役虽届期满，但自愿继续留在东京执行辩护人职务的。至于那些直接从美国招聘来专为被告辩护的非现役军人，如卜烈维持之辈，他们既没有服役期满的问题，当然是继续任职直到审讯结束。这十个人是上面美国律师名单中所未曾列入的。如果把他们也加了进去，则曾经参加辩护的美国律师将达约四十名之多。以一百名以上的日本律师，再加上近四十名的美国律师，辩护方面在远东法庭里的阵容可说是“洋洋大观”了。以二十几名被告而拥有一百数十名辩护律师，这不但是纽伦堡法庭所从未曾有，而且是任何法庭上或任何审判中所罕见的。就保证被告辩护权一事来说，远东国际法庭可算是慷慨宽大！
正如上面所指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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