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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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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东西，就将其枪杀。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被抢劫的物资用卡车运走。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之后，经常是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最重要的商店栉比的太平路被火烧掉了，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烧掉了。日本兵竟毫无一点理由地就把平民的住宅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地继续了六个星期之久，因此，全城约三分之一都被烧毁了。”法庭的这一段概括性的描述完全是根据无数确凿可靠的证据而作出的，绝对没有任何夸大之可能。记得有一个证人还这样说过：就在松井大将骑着大马，在前呼后拥中耀武扬威地举行“入城式”和“慰灵祭”的那天，南京城内不但尸陈遍地、臭气熏天，而且还有十四个火头正在熊熊地燃烧着。但是这个侵略军统帅却视若无睹、无动于衷，没有采取过任何有效的行动加以制止，致令这种情况持续达六个星期之久！
七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作证文件。它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这个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所发现的。法官同仁都非常重视这个电报，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与日本同盟的兄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由于这副“野兽机器”在其操纵者即长官的纵容下高速度地和全马力地开动达六个星期之久，我南京同胞被残杀的数目无疑地是惊人巨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数目究竟是多大？则缺乏精确的统计与核算，而各方的说法亦不甚一致。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精确说来，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各自根据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地又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又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前面所举三个事例之中，便有六万五千多具尸体被消灭了（计在汉中门外被枪毙的被俘军警三千余人的尸体均被焚化；在中山码头被射杀的难民五千余人的尸体均被投入江中；在下关草鞋峡被密集扫射杀死的平民五万七千四百余人的尸体亦均被焚化）。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必不在少数。说这一类被害者必在十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十九万人，也绝非故意夸大（在对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者为“二十万人以上”不但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被杀者的数字。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的杀人高潮，但是在这六个星期以后，他们的杀人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的数字并没有被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
※※※※
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即三十五万人左右。这个估计绝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之处的。
附录 十一国法官简介（10）
对这约三十五万冤魂，日本政府负有严重的责任。因为假使不是他们有意地默许和放任的话，在事件持续这样长久的一个时期里，它随时都可以被制止。从根本上讲，假使不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话，这类大屠杀和其他的一些暴行都不可能发生。因此，法庭认定：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这个认定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最高的直接责任者还是敌酋松井石根，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又是攻占南京的最高统帅。只要他不故意纵容部下，南京大屠杀事件便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其规模亦必小得多得多，时间亦必短得多得多。因此，正如远东国际法庭所认定的，松井石根应该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对这样一个灭绝人性、不负责任的寇酋，远东国际法庭判处其绞死刑是完全符合正义要求之举。对中国人说来，也是一件差强人意的事情。当然，我们绝不能因为松井一人被判处了绞刑而忘却这桩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浩劫。相反，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应该牢牢地记住日本侵略军的这桩滔天罪行，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觉得，为了充实历史和教育人民，我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像轰动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国的其他残酷暴行，似乎还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宣传的工作据今年（原文如此——编者注）六月十七日共同社东京电讯报道：日本最近已经出版了一部《原子弹灾害白皮书》。全书五十万字，洋洋大观。它是集合政治、经济、社会、物理、医学各方面的专家，经过相当长期的调查研究而后编写成功的。这本书对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暴行从各方面做了最全面的描述和最科学的分析，并且精确地肯定了一直未能肯定的两地遭到杀害的人数（计广岛二十万、长崎十二万、共三十二万）。日本学术界的这种调研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这部书的教育意义将是深远的。遗憾的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被杀人数比广岛和长崎的总和还多的暴行，我们只是在西洋人提姆伯莱的《日军在华暴行纪实》和施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此二书均无中文译本）里看到了一些零星片断的、不完备、不全面的记载，我们自己则从未出版过这方面内容的书籍，根本没有像日本《原子弹灾害白皮书》或鲁塞尔勋爵《字旗下的灾祸》（《纳粹战争罪行录》）那样全面的、科学的、有综合、有分析的专著。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今天，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这个缺陷似不应不亟谋补救，亦不应以此类调研有困难、无急需或不愉快为理由而淡然置之。。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在这方面似乎也能够有所作为，至少可以把人们亲历目睹的敌寇暴行列为所收集的资料的选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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