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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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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人登台作证时，担任引导并执行宣誓。
审判大厅以及整个法庭的警卫都是由盟军总部的宪兵队担任的。开庭时，在审判大厅里站着大约二十名宪兵，散布全厅，各有其固定的岗位，他们大都是面向法官台站的。只有在新闻记者席和楼上普通旁听席站岗的宪兵，他们是背着法官台而面对记者们及旁听群众的。这事曾引起了记者和听众们的反感，但是为了保证绝对安全，警卫宪兵这种站岗姿态始终没有改变。
……以上是远东法庭大厦的办公场所及审判场所（审判大厅）分配和布置的大概情形。
法庭的成员：法官与庭长（1）
（一）十一国法官简介
在1946年1月19日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里规定，法庭的成员系由五名以上、九名以下之法官所构成；法官的人选系由盟军最高统帅在从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九个受降国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任命之。因此，在宪章颁布不到一个月内（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任命的法庭成员名单只是九名法官，中、苏、美、英国、澳、加拿大、法国、荷兰、新各一名。
在1946年4月26日修正的宪章里，法庭成员的最高额便增加了两名，定为十一名，印度和菲律宾也被规定为提名国。印度和菲律宾并非日本投降书上的受降签字国。它们之被允许参加远东国际法庭是因为它们取得独立后已被允许参加设在华盛顿的盟国对日管制的最高决策机关——远东委员会。为了使远东法庭和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完全一致，因而法庭也就增加了印、菲法官各一名，但是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则付之阙如。它们在远东法庭和远东委员会都没有自己的代表。印尼和越南则因为那时它们的独立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法理上仍然是荷兰和法国的属地，因而在远东法庭和远东委员会都没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同天，盟军最高统帅又宣布了一名印度籍法官和一名菲律宾籍法官的任命。这样一来，在1946年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的时候，法庭的成员便是十一名。他们是：
澳大利亚法官兼庭长威勃爵士（Sir William Webb）
美国法官希金士（John ）〔任职三个月后辞去，由克莱墨尔将军（）继任〕
中国法官梅汝璈（Mei Juao）
英国法官派特里克勋爵（Lord Patrick）
苏联法官柴扬诺夫将军（）
加拿###官麦克杜哥（）
法国法官柏奈尔（Henri Bernard）
荷兰法官罗林（）
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
印度法官巴尔（）
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Delfin Haranilla）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十一名法官合影
以上十一名法官，除了美国法官希金士以外，在法庭存在的整个期间全都在法庭任职，没有中途更换的情事。希金士的更换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希金士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院长，在他奉派来到东京之后，院务便交给了一位副院长代理。不料这位副院长猝然去世，而另外一位副院长又长期抱病，不能视事。因此，他便呈准美国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辞去了东京法官的职务而返回到美国去了。美国法官于是改派了美国陆军军法总监克莱墨尔将军充任。这次美国之所以改派一位军人充任，据说系有鉴于苏联法官是一位军人的原故。
美国法官的更换是1946年7月中旬的事情，那时希金士任职还不到三个月工夫。在新法官克莱墨尔将军出庭的第一天，被告辩护律师们看见有隙可乘，便向法庭提出了一个无理取闹的挑衅性的紧急动议，申请法庭拒绝克莱墨尔的出席。理由是：1。宪章规定法庭成员最高额只是十一名法官，而克莱墨尔的任命是第十二名，因而这个任命是违背宪章的，也就是非法的；2。在中途更换法官，使人怀疑法庭将来是否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3。克莱墨尔身为战胜国将领，又曾任美国陆军军法总监，因此他不可能在远东国际法庭这样的法庭里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官。
对于这个申请，法庭经过法官会议之后，毅然决然地予以驳斥。
在这以前，即法庭开庭之初，被告律师便向法庭提出过要求庭长和菲律宾法官回避的申请，并且扬言对其他每一法官也要提出同样的申请。对庭长威勃要求回避的理由是：他在被派来到东京之前，曾担任过澳大利亚政府任命的一个“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对日军行为必定胸有成见，因而不能虚怀若谷地从事公平审判。对菲律宾法官哈拉尼那要求回避的理由是：他在战时曾为日军所俘，并被迫参加过“巴丹死的进行”，所谓“巴丹死的进行”（Bataan Death March）又名“巴丹死亡行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犹如南京大屠杀一样。事件的简单经过是这样：1942年春，当日军占领菲律宾的巴丹半岛的时候，它强迫所有的战俘和平民（不分男女老幼或伤者病者）在烈日当空、酷暑如蒸的情况下徒步走到圣非尔南多的集中营去，全程计一百二十公里，步行继续了九天。在行进中，日军不但不给他们食物和饮水，而且百般虐待、任意殴打，对敢于在道旁阴沟中窃取饮水者动辄予以枪杀，以致死尸枕籍，惨绝人寰，菲律宾人和美国人死于是役者达八千人之多，因此有“死的进行”或“死亡行军”之称。菲律宾法官哈拉尼那便是被迫参加过这次“行军”而得以幸存的一个人。对于日军深怀仇恨，因而也不能作出不偏不倚的公正判决。
在这两个无理取闹的申请提出之后，法庭便断然给了它们以严厉的驳斥，于是被告辩护方面要求其他法官回避的申请便没有机会提出。现在事隔不到三个月，他们又乘美国法官更迭之际，再次提出这样胡闹的申请，无非是在贯彻他们那以节外生枝来尽量拖延审判进程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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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成员：法官与庭长（2）
远东法庭十一名法官名义上虽然是由盟军最高统帅就各国盟国推荐的名单中选择任命的，实际上都是由各同盟国政府所指派的，最高统帅不过形式上加以任命而已。而且这些政府提出的只是各自的一名而不是一个名单，因此，最高统帅事实上并没有选择余地。从理论上讲，这些法官们是国际性的，可事实上他们仍然是各自国家的代表。这个认识从他们的坐席后面插有各自国家的国旗，他们所乘的汽车上涂有各自国家的国徽等事实中也可以得到旁证。
这十一位法官除了美国法官和苏联法官系两位军人之外，其余的都是文人，大都是在其国内司法界服务很久、富有经验，或者从事法律教学、律师业务或公共活动声誉较著的一些人。例如庭长威勃（五十九岁）是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最高法院院长，自1913年起三十余年以来一贯从事司法实务；英国法官（五十七岁）是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新西兰法官（六十二岁）是新西兰最高法院法官；菲律宾法官（六十三岁）是菲律宾最高法院副院长并曾一度任菲律宾总检察长和司法部长；加拿###官（五十八岁）是加拿大刑事上诉庭法官——这些人都是富于审判经验的老法官。印度法官（五十八岁）原系数学教授，但后来改治法律，也有约三十年的司法业务经验，并且参加过不少的国际活动；中国法官（四十二岁）和荷兰法官（四十岁）是十一人中比较年轻的两个，他们除参加过立法工作或法律实务之外，还担任过多年的大学教授，从事法律理论的研究。法国法官（四十七岁）自从法校毕业以后，曾经营商业及从事殖民地行政事务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担任过“自由法国”等几个军事法庭的检察长或检察官。
除了上述的九位文人法官之外，远东法庭还有两位法官（苏联法官和美国法官）是现役军人。他们在开庭时不着“法袍”而是穿军服，因此特别引人瞩目。他们虽系军人，但都是正规的大学法科出身，在军队中有过长期的司法和检察工作的经验，并卓著功勋。苏联法官（六十二岁）是现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法官，历任战时军事法庭审判长、红军法律学院院长，并且参加过1935—1938年对托洛斯基分子及布哈林分子的审判。他是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红军20年服务勋章、莫斯科保卫勋章以及对德胜利勋章的持有者。
美国法官（六十五岁）是远东法庭成员中最年长的一个。他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法科毕业生，从事过相当长期的律师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美国军队，在法国作战。战后一直在美国军队中担任军法官职及法律教学任务，凡二十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战争终结，他担任着美国陆军军法总监，这是美国陆军中最高的司法官职。他对美国战时军法制度颇多兴革，卓具成绩。1945年11月他已经退休，但是由于希金士的去职，他在1948年8月又被美国政府征召入伍，来东京法庭担任法官。他是美国劳绩勋章、卓越服务勋章及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持有者。
（二）法官们的工作关系与“法官会议”
这十一个成员在法庭存在的整个期间大都是辛勤奉公的，彼此相处也很和谐。例如印度法官，他几乎对每个重###律问题都有其奇特的见解，在法官会议上时常闹蹩扭，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会议一散，大家对他并不歧视。又如苏联法官，由于他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惟一代表，他的观点方法每每是与众不同的，因而他在会议上滔滔不绝的发言也时常引起反感和攻击，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会议一过，大家又谈笑自若，一团和气，并无彼此仇视或轻视的现象。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官占压倒多数且他们的平均年龄又在五十岁以上的法庭里，这种现象应该被认为是正常的。
法官会议是用英语进行的。按照法庭宪章的规定，法庭的一切程序都要采用两种语言，即英文及被告所能了解的语言——日文。为了要保证审判的公正和被告辩护的权利，当然应该使被告们了解法庭上进行的一切，因此，使用日文为工作语言之一是需要的。但是法官会议既没有被告在场而且系秘密性质，自无译成日语的需要。因此，在法官会议上，大家都是以英语发言的，不通晓英语的法官由他自己携带翻译。
事实上由于英美系的法官在远东国际法庭成员中占多数，这件事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困难。英、美、加、澳、新固不待论，即印度和菲律宾，由于长期是英美统治下的殖民地，高等教育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因此这两国的法官不但能说英语，而且他们所受过的还是英美派的法律教育。至于中、法、荷三国，他们不是英语国家，在法律体系上也不属于英美派而是属于所谓大陆派（这是与英美派相抗衡的世界另一主要法律体系），但是这三国的法官却都能操英语，同时对于英美法程序也有相当的了解。这是由于远在法庭正式成立之前，包办占领和管制日本的美国政府便向各受降的同盟国政府打过招呼的缘故。
在1945年10月18日这一天，美国国务院便给各受降国家的大使馆送了一份很长的秘密照会。照会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关于处理日本战犯所采取的种种政策和措施。对于甲级战犯，照会说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即将组织远东国际法庭予以审判，并请各国政府准备提出法官的人选以便最高统帅加以任命。照会并明确表示：在提出人选时各同盟国最好是各自推荐一位能操英语的法律专家。这个照会无疑地在那几个非英语国考虑法官人选时发生了影响。当时中国政府派遣的便是一位留美多年、获有法学博士学位而又在国内大学教授过英美法多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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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成员：法官与庭长（3）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远东法庭成员中绝大多数都能操英语。苏联法官是惟一的例外。但他随带有一位能操极端流利英语的口译和若干名工作效率很高的笔译人员，因此在工作中并不感到多大困难。他经常滔滔不绝地参加法官们的辩论，还时常写“备忘录”致送各法官同事，但是他的意见和主张却很少得到其他国家法官们的支持或重视。
在法官会议上没有充分发言机会的或者对多数的意见怀有不满的个别法官，在散会后通常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写书面的“备忘录”，分别致送给同事们。这种备忘录的内容有的是发挥自己在会议上的“未尽之意”，有的是攻击别人在会议上的论点或主张。每当一个重大问题被讨论或被议决的前后，这种备忘录的来往是十分频繁的。谑者称之为法官间的“备忘录之战”（Battle of Memorandum）。这是法官们在出席公开庭审和法官会议以外的另一任务。不过这个任务是自愿承担的，有些喜欢坚持己见或舞文弄墨的人对此甚至感到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有些法官们则并不那么热心。
对备忘录作出处理是庭长的责任。如果备忘录中有具体的建议或者要求重新考虑会议已经通过了的裁定或决定，庭长必须召开法官会议加以讨论。如果备忘录中只是在学术理论上发挥自己的主张或是为已经被否决了的主张作一番辩护，甚至有涉及个人攻击之处，那么，庭长便可以置之不理，不必召开法官会议或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
远东法庭成员在组织上还有一点是同纽伦堡法庭大不相同的。在纽伦堡法庭，每位法官都有一位副法官或代理法官。在法官因故不能出席庭审或会议的时候，副法官或代理法官便可全权代理他去执行职务。因此，在纽伦堡法庭里，四国法官每天都是全体出席的。宪章还定了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同意票才能通过重要决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四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远东法庭则不然，远东法庭根本没有“副法官”或“代理法官”的设置。宪章规定只要法官们半数以上出席便构成法定人数，出席法官的过半数的同意票便可通过任何决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四条（甲）项及（乙）项。这样一来，十一位法官只要有六位出席便可以开庭或开会，出席的六位法官之中只要有四位的同意便可通过任何决议。而且宪章还规定了在同意票和反对票数目相等的时候（如三对三），庭长的一票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四条（乙）项。如此说来，四位法官或者庭长同两位法官（共三人）便有操纵法庭的可能。这在某些人看来是很危险的。例如苏联拉金斯基和罗森布立特便有过这样的想法。见他们合著的《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中文译本），第55页。
诚然，这种危险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事实上，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远东法庭的全部审讯期间，法官缺席的事情是非常稀少的。除了庭长和印度法官曾因事回国而有过短期（数十天）的告假以外，其他的法官几乎每天都到庭工作，缺席是非常偶然的。因此，法官席经常是满座的，很少有过两个以上的空席。例如，中国法官，他在八百十八次庭审中只缺席过几次。有的法官自始至终就没有告过假。法官们几乎都是准时到庭，排队进去，排队出来，每天进出达八次之多，就像小学生上课下课一样。一般说来，他们的工作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责任感都是很强烈的。在投票决定每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多数少数之分的，所谓“正反票数相等时，庭长的投票有决定性”这一规定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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