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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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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祯不得不在脑中想到一个词：众叛亲离。
人心尽失。钱，或者可以买来一点士气，然而也筹不到。没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气皆无的情况下打仗，就算去打，也注定要输。
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赢就跑，这总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对于崇祯吊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读者，一定会问：他干吗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个中国，何必非死守一个北京不可？
否。崇祯当然想到过逃跑，而且这件事还成为明朝常见的空耗唾沫的争论中的最后一次。
最早是谁先提议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笔记》说：“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洩。”｛206｝周延儒下狱，在崇祯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则崇祯与他商量南迁的事就应该在这以前。然而，谁动议的呢？周延儒，还是崇祯本人？另外请注意，引起动议的原因是“边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207｝周皇后老家在苏州，所以由她想到这个点子，比较自然。从史传所述语气看，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旁敲侧击、欲言又止的试探状，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时间不好判断，“寇急”既可解为“边寇”，亦可解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祯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长城、大举进入中原时说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杀奔北京而来之后说的。
姑且假设，最早是周皇后的“微言大义”启发了丈夫，崇祯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辅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时候，崇祯知道事情关系重大，专门叮嘱“无洩”。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懿安皇后张氏———也就是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得知后，找到妯娌周皇后，对她说：“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这话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这里，能扔下不管吗？这个质问很严重，相当于“数典忘祖”的指责。崇祯大窘，追查谁走漏消息，查不出来（据说周延儒被诛与此有关），只好暂且搁置。｛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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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8）
搁置的原因，除懿安皇后的反对，想必也是事情尚不急迫；再有，这样重大复杂的问题，崇祯也并不晓得应该跟谁谋划。
十分巧合，李自成兵发西安的那一天，朱由检也意外地找到了朝中可以谈论此事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即“大风霾”、“文武乱朝班”的第三天，由左都御史李邦华、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举荐，朱由检在德政殿召见新提拔的左中允李明睿，听取他对时局的意见。
李明睿有备而来，他请皇帝屏退左右，然后单刀直入：“自被提拔以来，微臣一直积极搜集情报，据微臣所知，情势非常急迫，贼寇很快逼近京畿，现在已是生死存亡关头，如要缓眼下之急，只有一个办法———南迁。”崇祯闻言，第一句脱口就是：“此事重，未可易言。”显得很紧张。接着以手指天，问：“上天未知如何？”这句话表明，懿安皇后的质问使他对此事有很大的道德压力。李明睿答：“天命幽密难知，此事目今只能请皇上自己做出决断。”崇祯感觉到他的诚恳，终于承认：“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他明确说，李明睿所想“与朕合”，但也谈及主要顾虑是“外边诸臣不从”。这时，他几乎毫无必要地再次强调：“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洩，洩则罪坐汝。”这一方面与崇祯多疑不能信人的性格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惧怕。｛209｝
迁都，历史上屡见不鲜。古有盘庚迁殷、平王迁洛，晚近有宋室南迁；本朝也有成祖迁都于北京的先例。朱由检何以如此顾虑重重？他的担心有道理吗？
事实很快就会做出回答。
朱、李君臣详尽讨论了计划的细节，包括路线、军队调遣、资金等问题。但朱由检没有立刻交付廷议，他想等等看，看战事的进展是否还有转机。
大约半个月后，李明睿递呈奏疏，正式提请圣驾撤离北京———这是由崇祯授意，还是李自己的行动，不得而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带头反对，他们指使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激烈谏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至有“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之论。
一位美国汉学家分析，反对的背后，是大臣们的私人利益在起作用。主张南迁的多为南方籍官员，反对者则相反，“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210｝这是标准的西方人思维。
从明代官场的特殊性看，在此作祟的，可能恰恰是政治道德作秀的风尚。虚伪已成习惯，人们在现实面前抛弃责任，碌碌无为甚至玩忽职守；但是，说空话、说漂亮话、把自己打扮成伦理纲常最忠实的卫士，却争先恐后。国家存亡可以不顾，所谓“名节”却务必保持。光时亨本人并非北方人（南直隶桐城人），他跳出来，与实利无关，纯属作秀。如果这种人最后真像他当初慷慨激昂宣扬的那样，为国尽忠殉道，也就罢了，事实上农民军破城，光时亨率先赶去，长跪不起迎降。可悲朱由检实际上等于被这帮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以伦常、道德（“国君死社稷之义”）所胁迫和绑架，充当他们“高风亮节”的人质。对此，计六奇痛心评曰：
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211｝
相反，支持南迁、当时被扣上怕死误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荐给崇祯的李邦华，和大学士范景文，最后关头却能舍身殉国，以事实回击了所谓倡论南迁意在避死贪生的污蔑。然而，在政治道德高调面前，传统的中国人向来没有反抗的勇气。高调明明误国，大家却都翕然相随，加入合唱。此番亦然。光时亨的高调让满朝缄默，谁都不肯担怕死误君的恶名———因为他们在惜自己的名誉，胜于惜君王社稷的命运。
崇祯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犹未死心。过了一个月，二月下旬，军情益急，崇祯召开御前会议，李明睿、李邦华再提南迁之议。两人提案有所不同：李明睿仍持前议，即御驾南迁，李邦华似乎已将卫道士们的舆论压力考虑在内，他建议皇帝守国，而由太子监抚南京。现场诸臣默不作声，唯少詹事项煜表示可以支持李邦华提案。这时，光时亨再次扮演道德法官角色，他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这是指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为宦官所拥，在宁夏灵武称帝、以玄宗为太上皇的事。言外之意，近乎指责李邦华等谋反。于是，更无人敢吱声。这种群策群议场合，崇祯只是听取群臣议论，不能直接表态，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辞。｛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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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9）
这意味，他不难读懂。
翌日，崇祯召见阁员，正式表态。一夜之间，漫漫黑暗里，无人知道他想了什么，又想了多少，总之，此刻他面目全变，说出一番毅然决然的话：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腾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213｝
这就是他对诸臣昨日沉默的读解，他读懂了沉默下面的每一个字。眼下，他经自己之口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别人心里所盘旋的想法，精准之极，分毫不爽。他知道，面无表情的诸臣，人人心中都打定这样的主意：决不让这段话涉及的道义责任落在自己身上。
崇祯大彻大悟：他非但不可能从诸臣嘴里听到赞成南迁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点这种意图，就将被这些人当做充分表演如何忠贞不屈、愿为百姓社稷献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机会，同时，会用痛哭流涕的苦谏，把他———崇祯皇帝———刻画成一个抛弃祖宗、人民，自私胆小的逃跑者。
假使崇祯是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给予自己什么道德压力，本可以装聋作哑或者打屁股、杀人———总之，一意孤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爱惜脸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视甚高，以至于有些孤傲。
他晓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战车，却无意脱身，反倒赌气似的生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激越，于是发表了上述谈话。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推心置腹地猜想，此前的夜半时分，他会独自在内心有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他的列祖列宗、他朱家的历史有过一番对话；当他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孤家寡人的绝境，以及由于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这个家族对历史所欠下的沉重债务，那么，现在已到了还债的时候，而他就是这样一个还债人。十几天后，他在自绝时刻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细节，都揭示了上述心路历程。
崇祯的死：大结局
三月以来，谣言纷纷。人们虽不知李自成大军的确切位置，却都知道它正在逼近，有力、稳定地逼近。“京师满城汹汹，传贼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京城戒严，不让进，也不让出。接替陈演当上首辅没几天的魏藻德，借口筹饷，想溜之大吉，被崇祯冷冷拒绝。他要成全他们死国的“决心”。这些阻挠南迁的人，不可以立了牌坊，再去当婊子。大家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行尸走肉一般，困在孤城、坐以待毙。
有一个谣言，称十二日闯军即攻下昌平，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还专门辨析这一点，说昌平失守确实在十二日，“载十六【日】者，十六始报上【指崇祯十六日才得到这个消息】耳”。但这的确是个谣言。昌平失于十六日中午，确定无疑。这是闯军一位队长姚奇英亲口告诉羁押之中的赵士锦的：“后予在贼营中，队长姚奇英为予言，初六破宣府，初十破阳和，十六早至居庸关，午间至昌平，而京师茫然罔闻，良可浩叹。”｛214｝以闯军摧枯拉朽之势，如果十二日打下昌平，绝对无须七天后才抵京城。
崇祯同样无所事事，等死。十六日这天，他居然还有心思接见一批刚刚考试合格、准备提拔到中央任职的县官，“问裕饷、安人【扩大饷额和安定人心的办法】”。此时的崇祯，简直像是搞恶作剧的行为艺术家，存心开士大夫们的玩笑———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没事儿人似的裕什么饷、安什么人心？
滋阳知县黄国琦对曰：“裕饷不在搜括，在节慎；安人系于圣心，圣心安，则人亦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给事中。
捧腹之余，不难感受到崇祯的戏弄与刻薄。
考选进行到一半，有人进来，悄悄递给崇祯一件“密封”。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60）
“上览之色变，即起入内。”
何故？
密函报告：昌平失守。｛215｝
这，就是丧钟真正敲响的那一天。
十七日，两路农民军，一路到达今天大北窑以东的高碑店（不是以产豆腐闻名的河北的那个高碑店），一路到达西直门。“寇已薄城，每二三四里扎一营，游骑络绎相接。自是城上炮声昼夜不绝矣。”｛216｝
崇祯照常上班，“召文武诸臣商略”。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这时，崇祯悄悄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之语，示之近侍，随即抹去。｛217｝俄顷，守城总指挥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至，汗浃霑衣”，他伏地哭奏道：“守城士兵都已经不肯抵抗，用鞭子把一个人抽起来，另一个人马上又趴下了。”崇祯闻言，大哭回宫。｛218｝
守军不抵抗，是因为根本无力抵抗。“京军五月无粮”，“率饥疲不堪任”。｛219｝国家无钱，权贵富人不肯出钱，倒是偶尔有“小民”捐钱；赵士锦亲自经手了这样的捐款：“十七日，厚载门外，有小民捐三百金。又一人，久住彰义门外，今避难城中，年六十余，一生所积，仅四百金，痛哭输之户部。”｛220｝
十八日，外城破。城破之前，李自成曾派先期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谈判。崇祯召见了杜勋。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地西北，分国而王，并由明朝赔款百万两。不知为何，未能达成协议。此事载于《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甲申纪事》《明季北略》等。但不可信。设若李自成所开条件真的不过尔尔，崇祯没有理由不答应。可能李自成确曾派人入内与崇祯接洽，但内容并非如上。《明季北略》另记一条，似较真确：
【杜勋】盛称“贼众强盛，锋不可当，皇上可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暗示崇祯自绝】，上艴【怫】然起。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221｝
这是对崇祯施加压力，打心理战。
彼时发生的事，多带有“风传”性质。包括曹化淳开彰义门（又称广宁门，清代以后至今称广安门）投降事。据说，这并非曹化淳的单独行动，事先在一部分内外臣中间达成了“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222｝。孤证，不可考。另外，开门时间也有两种说法，一为十七日半夜，一为十八日。除彰义门为曹化淳所开，农民军同时攻破其他几处城门。曹化淳开门只对他个人有意义，对北京城不保没有意义。
这里介绍一下明代北京城的构成。像套盒一般，共四层，由内而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宫城，即紫禁城。皇城，若以今天地名标识，大致范围，南至天安门以外约毛主席纪念堂一线，北至地安门一线，东至王府井一线，西至六部口一线。内城，即正阳门、崇文门、东直门、德胜门、西直门、宣武门等京城九门以里。外城，为西便门、广宁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至东便门所环抱。
外城陷落的消息，十八日傍晚传入大内。“上闻外城破，徘徊殿庭。”夜不成眠。初更时分，太监报告内城也被攻破。还剩下皇城和紫禁城最后两道屏障。崇祯领着王承恩，登上万岁山（景山），向远处眺望。夜幕中，京城烽火烛天，遂渐向皇城蔓延。
崇祯在那里踟蹰了约一个时辰，回到乾清宫，发出毕生最后一道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军事，夹辅东宫。”这道谕旨有无意义、能否送达，都大可疑。
随后，他把全家人———周皇后、袁妃、太子及诸王子、小女儿长平公主———召集起来，做最后的安排。
孩子们来了，仍身着宫服。崇祯叹气：“已经什么时候了，还穿这种衣裳？”
即命人设法找来平民旧衣，亲手替儿子们换上。
“记住，”他这样叮嘱说，“一旦出宫，尔等从此就是小民。将来在外，遇上有身份的人，年长者称‘老爷’，年轻的呼人家一声‘相公’，对普通百姓，年纪大的要叫‘老爹’，与你们年龄相仿的要叫‘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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