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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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198｝
　　试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畴，是魏忠贤、温体仁那样的丑类，皇太极有何可乐之处？皇太极之乐，恰由于洪承畴是个忠臣、能臣，是崇祯及明朝的希望所在。如今，连洪承畴这样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还剩下什么？
　　皇太极击中了要害。
　　踵继而降的另一个人是祖大寿，具有同样意味。这员袁崇焕的部将，于崇祯二年十一月，在首长率领下急追后金大军，赶来解京师之围，结果却眼看崇祯自毁长城，将忠心耿耿的袁帅逮捕，于是愤而出走，奔回关外。那时他的心一定凉透了，不打算再为明廷卖命。但在袁帅所信赖的孙承宗的亲自劝说下，大寿终能强忍悲愤，回心转意，矢志继承袁帅遗愿，极其艰难地替他死守锦州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4）
洪承畴、祖大寿，无非未死耳。死，并不是对国家、朝廷尽忠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死国者，除了死，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切实有益的事———甚至刚好相反；也有人，在最后关头不曾选择死，但他们却一直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为国分忧解难，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这两种人，都可谓为国尽忠者。但理性地看，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后一种人，他们数量越多，国家越有可能转危为安。至于前者，品质堪敬，但国家并不能从他们的慨然赴死之中受益，哪怕这样的人几十万、几百万，该亡国照旧亡国，一点也不会耽搁。
　　两个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充当朝廷脊梁十几年的人，无须用一死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得起国家。他们已经用十几年的实际行动，就何为忠义、何为恪尽职守，书写了充实、模范的答卷。
　　皇太极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当洪承畴、祖大寿这种一直在切实地为国尽忠的人，也感觉心灰意冷、无忠可尽，明朝就真正大势已去了。
　　继崇祯十年李岩的“叛投”象征着知识精英抛弃明王朝之后，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的“叛投”则象征着政治精英也抛弃了明王朝。
　　明王朝之死，当然是漫长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李岩和洪承畴这两个“叛投者”的作用，有如夜空中划过的两颗流星，瞬间照亮了一切。刹那间，朱由检应该看清，末日已经不远！
　　末日情景
　　前面说到，共同觊觎紫禁城龙床的两大势力之间，似有某种默契。以当时明朝之虚弱，李闯和满清，不论谁，击溃之皆易如反掌。满清势力距北京更近，实力也较李闯更强；闯军轻入，攻占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诚可怪也。俗史夸大吴三桂的作用（所谓“历史罪人”），乃至将香艳故事———刘宗敏横刀夺爱霸占陈圆圆———敷衍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煽情，却实属笑谈。吴三桂降不降清，献不献山海关，对清人入主中原，其实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清人攻到长城以内，本非必由山海关不可，崇祯年间，清兵（改国号之前为后金）早已由各关口突破长城不知多少次；没有吴三桂，不走山海关，清人照样入得中原，丝毫不成问题。闯军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于两点：一是此前一年（164３）八月，皇太极方崩，清国举哀，暂缓夺取中原计划；二是对于明廷不亡于清而亡于李闯，清国君臣极可能早有暗谋，乐观其成，然后以此为借口，“兴仁义之师”，“剿贼灭寇”，以“正义之师”姿态入关，尽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在多尔衮致吴三桂的求援信的答书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书称：
　　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吴三桂当时封爵“平西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率先奉清为王业】，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199｝
　　这一历史关头的实际过程是，清军在得到闯军已于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报后，即由顺治皇帝于四月初八日在盛京（沈阳）任命多尔衮为大将军，南下夺取中原。次日，清军迅速兵发沈阳。中途遇吴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关方向运动，并与吴三桂部队汇合后于此处击败闯军。这清楚显示，清兵入关的决策与动作，先于吴三桂请援和献降，是一个单独行动，且明显是利用北京被闯军攻占、崇祯殉国为机会和借口。
　　多尔衮的信还透露出一点，从一开始，清人就希望以中国道统继承者的姿态，接管权力。这种认识与心态，同四百年前的蒙古人截然不同。这也就是何以蒙元始终不改其“入侵者”形象，而满清却能完全融入中国正统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所在。此乃题外话，不表。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5）
1644年，崇祯坐龙床的第十七个年头，也是最后一个年头。以旧历天干地支排列算法，岁在甲申，所以又叫甲申年，后遂以此扬名史册。
　　甲申年的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在公历是1644年的2月8日。如果是现在，这天举国上下已经放假，欢度春节，不用上班。当时不同，作为新年第一天，皇帝和百官仍须早朝。崇祯又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当此人心惶惶之际，他很想借新年第一天振作精神，有个好的开端，所以起得比平时都早，天未明，就去皇极殿（太和殿）视朝，接受百官朝贺。
　　升殿后，却发现底下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大金吾”（近卫军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其时，钟鸣已久，照理说，百官闻钟已该到齐。崇祯问其故，金吾支吾道也许众人不曾听见钟声。崇祯命再鸣钟，不停地鸣下去，且吩咐将东西宫门大开，让钟声传得更远。久之，百官仍无至者。
　　照例，百官本该按部就班，各自归位，等皇帝出来接受朝拜；现在倒成了皇帝一个光杆司令先在那里等候群臣。崇祯的面子尚在其次，这实在太不成体统。为避免这局面，他临时决定把本来放在朝拜之后的谒祖提前举行，那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过，谒太庙必须有仪仗车马，急切却备不齐，还是放弃，传谕仍旧先上朝，二次升座。
　　那天所以钟声大作，而百官不闻，据说是天气极为恶劣，“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200｝。任何有在北京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此时，满耳但闻风吼。
　　又候了一会儿，百官终于匆匆赶到，现场十分混乱。当时的文武官员，分居北京西城、东城，而上朝站班却相反，文立于东，武立于西。这天，因为情势窘急，许多官员赶到后，顾不得绕行，按最短路线归位。结果，文臣直接穿过武班，武将也从文班钻出；行经中央空地时，因为是皇帝视线的正前方，每个人都佝偻着身子，甚至爬在地上匍匐而过，模样滑稽可笑……
　　大明王朝最后一年，就这样开始了。后人评论说：“绝非佳兆。不出百日，上手撞钟，百官无一至者，兆已见此矣。”｛201｝
　　谈到迷信，还有更奇特的。某晚，崇祯得梦，梦中神人在他手掌上写了一个“有”字，他困惑不解，讲给百官听，请他们解释。百官当然拣好听的说，“众皆称贺”，说这个“有”字代表“贼平之兆”。马屁声中，却忽然有人大放悲声，众视之，是内臣王承恩。崇祯惊问何意，王承恩先请皇帝赦其不死之罪，而后开言：“这个‘有’字，上半是‘大’少一撇，下半是‘明’缺一日，分明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神人暗示，我大明江山将失过半。”｛202｝———这是真有其事，或系后来人所编捏，无考。但那王承恩三月十九日陪着崇祯一道吊死煤山，却是真的。
　　也是在这一天，甲申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启用国号“大顺”和年号“永昌”。倘若四个月后，他并非昙花一现地从北京消失，是日就将作为永昌元年载入史册，而“崇祯十七年”则不再被人提及。
　　三天后，大顺军兵分两路，径奔北京而来。一路之上，摧枯拉朽，明军望风而降，除少数几座城池（例如代州）略有攻防，大顺军基本是以行军速度向京师推进。据载，三月一日到大同，八日便至宣府；十五日早上通过居庸关，午间就已抵达昌平，比一般的徒步旅行者速度还要快！
　　话分两头。虽然通讯不灵，信息迟缓，但李闯杀奔北京而来的消息，还是不断传到紫禁城。从二月起，至自杀前最后一天的三月十八日，朱由检“每日召对各臣”。单这一个来月，他的出勤率，兴许就顶得上他的天启哥哥的一生。几代皇帝逍遥、荒怠与挥霍所欠下的沉重历史债务，统统要他一个人来还，而且还根本还不清！
　　缺德、作孽，这样的罪愆简直可以不提，崇祯想还也还不起。眼下，一个最实际的难题，一个燃眉之急，他就无法解决———没钱。谁都无法相信，泱泱大国之君，几乎是一个破产的光棍。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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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6）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年轻人奉调来京。他叫赵士锦，是隆庆、万历年间名臣赵用贤之孙。他被工部尚书范景文推荐，补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因此赶上了历史巨变的一幕，在此后的一百二三十天内，历经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脱闯军控制，辗转南归。后来他将这离奇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句句目击，极为真实，不啻为描述1644年甲申之变的报告文学杰作。后面我们将在很多地方引用他的讲述，这里先自其笔下实际地了解朱由检最后时日的财政状况。
　　赵士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办理交割。他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里重复录述了清点之后的库藏。《甲申纪事》中说：
　　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盃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北归记》中说：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
　　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赵士锦亲眼所见，因此知道国家确确实实一贫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象国库之虚已到这种田地。当时百官以及富绅，都认为崇祯藏着掖着，拥有巨额内帑，却舍不得拿出来。这也难怪，崇祯的祖父万历皇帝当年搜刮之狠和悭吝之极的性格，给人印象都过于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乱之后，崇祯接见阁臣，议及局势，众臣都敦促皇帝以内帑补充军饷，崇祯唯有长叹：“今日内帑难告先生。”｛203｝然而无人肯信。明亡之后，仍有人批评崇祯小气，如杨士聪、张岱等。甚至将闯军逃离北京时携走的拷比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传为掘之于宫中秘窖。这显然不可能。崇祯身家性命且将不保，留此金银何图？“国家之贫至此”，是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恐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候，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204｝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是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从二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205｝。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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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7）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感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甲申年的明朝那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仅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曾经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现实，捞取过大量好处的人。
　　崇祯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当他向勋戚、宦官、大臣和富人们求援时，全部碰了软钉子，他们想尽办法不去帮助这个快要完蛋的政权。搪塞、撒谎、漠然，好像这政权的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好像这政权不是曾经让他们飞黄腾达，反而最深地伤害过他们。
　　一再催迫下，国丈周奎抠抠索索捐了一万两，崇祯认为不够，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悄悄交给父亲，后者却从中克扣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当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祯。旬日之后，闯军拷比的结果，周奎共献出家财计银子五十二万两、其他珍宝折合数十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东厂提督，受贿大户）如出一辙。捐饷时只肯出万两，后经闯军用刑，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十五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输粮给前线部队，同时给打仗的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推行，但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我们并不明白，这些巨室留着万贯家财打算做什么，但有一种内心活动他们却表达得明白无误，即：无论如何，他们不想为拯救明王朝出力。
　　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