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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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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与反试探，一直在嘉靖与严嵩之间不露声色地展开。嘉靖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机，表示要加恩于严嵩，封他为“上柱国”。严嵩感激涕零然而却坚定地辞谢了。一切只因那个“上”字，严嵩在谢恩疏里这么说：“《传》曰：‘尊无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84｝这不是严嵩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他洞若观火。嘉靖闻奏，果然高兴，表扬道：“卿敬出心腑，准辞。”
对嘉靖，哪怕一个字眼，也马虎不得。他就是这种人，抠着每一个字眼来猜忌别人。叙至此，不妨顺带交代一下杨继盛被杀的真正原因。杨之死，不死于攻击严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数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85｝这些言语，不啻说所有人咸知嵩奸，独嘉靖不知，“世人皆醒尔独醉”。而“或召问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继盛死定。其时，太子亡故多年，嘉靖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迟迟未再立太子，除了对原太子的偏爱之情，身边道士的“二龙不相见”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颇有二位王子与己相克之疑（对前太子的早夭，他大约也会用这理论来反思，甚至视为一个例证）。杨继盛提到裕、景二王，实乃忌之大者，休说嘉靖可能怀疑他与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这么疑心，单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饶他。
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顺、防别人所不防、忍别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竖起耳朵夹紧尾巴换来的。如此而已。
可以说中国式君主专制，造就了严嵩这么一种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说严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为臣及折冲官场的不二法门。
他的信条就是“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聪明的极致，不在于对君上足恭、巧言令色，充分满足其虚荣心和统治欲，而在于对政敌、同僚甚至下属也不惜示弱。
严嵩步入领导核心层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惯用手法，故意炫示对严嵩的欣赏之意。严嵩料定皇上的青睐，必招夏言嫉恨，因此，虽然论到科第出身，他的资历其实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态摆得非常低，“事之谨”。一次，严嵩特为夏在家中设宴，专程登门诣请，夏言却连见都不见。且看严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为夏言准备的座位前，展开事先写好的祝酒词，如对其人，照旧念一遍。事情传到夏言耳中，“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86｝
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又玩“坐山观虎斗”把戏，先将夏言赶跑，随即命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再过两年，把首辅位子也一并交给他。一退一进、一去一升之间，夏言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像只涨红了肉冠的斗鸡。另一边，严嵩屁股还不曾将首辅位子坐热，翌年底，嘉靖突然重新召回夏言，再把首辅之职交还给他。这样一种挑拨离间，令夏言视严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他完全错误地解读了嘉靖再任其为首辅这件事，把它看成自己固宠的信号。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排挤严嵩，“颇斥其党”；不仅如此，还搜集严子世蕃的罪证，欲予严嵩致命一击。严嵩闻讯，二话不说，认栽服输，率子亲赴夏府，“长跪榻下泣谢”。在严嵩，忍辱纳垢，不耻此行；在夏言，要的则是虚骄心理之满足，亲见对方摇尾乞怜，便觉人生之莫大享受，“乃已”。｛87｝严嵩龌龊，夏言假公济私也很丑陋，彼此彼此；但若论官场角逐，夏言确非严嵩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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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7）
勇于示弱、抑己扬人，是严嵩在官场打拼的看家本领。不单对皇上如此，对夏言如此，就连对位在其下的徐阶，也可以低回眉目。在其政坛生涯晚期，徐阶上升势头明显，出于对嘉靖的“政治操盘技巧”的深刻了解，严嵩非常清楚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为此，他完全置显赫的身份与地位于不顾，就像当年对待如日中天的夏言一样，也在家中专为徐阶摆了一桌。席间，他把家小一一唤出，让他们罗拜于徐阶之前，自己则捧起酒杯，说出这样一番话：“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他明知徐阶乃自己死敌，口吐此言，并非心中真存指望。但“巴掌不打笑脸人”，示弱总不会错，有朝一日真到徐阶得势之时，念及今日，下手当不至于太绝。
由这许多的细节，我们无从去想象通常是势焰熏天、不可一世的大权奸的形象。所谓权奸，可以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乞怜哀悯吗？在嘉靖滴水不漏的掌控下，严嵩远远没有达到权奸的地步，也不可能成为权奸。他只是一个小人兼蛀虫。在权力核心的二十年中间，他总共就做了两件事：第一，竭尽智虑保全其身家性命；第二，利用职权去捞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他从不具备虎豹豺狼的威势和力量，他仅仅是一只提心吊胆而又机灵的老鼠。而耗子的胸腔，无法长出一颗强悍的心。
严嵩一生的悲喜剧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角色，此即严世蕃。严氏夫妇育有二女一子，世蕃是严嵩膝下唯一独苗。但他对于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乎此。此人体肥貌丑，不仅是独苗还是独眼龙，但聪明异常，博古通今。严嵩才学，在政界已属翘楚，可比之世蕃，竟多有不及。嘉靖在中晚期统治采取神经战术，把政治变做语言游戏，而以隐语大师自居，绝少把话说在明处，隐约其辞让人去猜，还特别喜欢卖弄学问，做出什么指示，往往夹藏典故，而且是很偏僻的典故。虽然士大夫俱是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却多数应付不了嘉靖，对其旨意的解读时有偏失。严嵩本来脑子就好使，又仗着在钤山苦读十年的积累，领会旨意的能力强过同僚，这是他得到嘉靖信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嘉靖“道行”加深，竟连严嵩也渐渐觉得学问不够用了。于是，严世蕃成了他的秘密武器。史载：
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88｝
“一览了然”是聪明博学，“答语无不中”是效果神奇。确实厉害。三番五次如是，严嵩根本就离不开这宝贝儿子，以后遇到下属呈上对皇上交代之事的处理意见，一律说：“先拿去问问东楼【东楼，世蕃别号】。”可是这位东楼成天花天酒地，常醉眠不醒；老严嵩纵然急得抓耳挠腮，也得等着他酒醒之后给出意见。严嵩的许多恶名，收受贿赂、侵夺人田等，实系世蕃所为，邹应龙攻倒严嵩，首先也是从世蕃这里下手。有子若此，对严嵩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人云严嵩“溺爱世蕃”，可能，独子嘛。但实际上，他们之间，除骨肉父子，还是政治父子。严嵩应付嘉靖，少不了世蕃；世蕃也仗着这一点，有恃无恐地胡来，严嵩拿他没办法。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严嵩连严世蕃醉酒误事都管不了，遑论其他？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万万不可忘记那个躲在西内，用打哑谜的方式与朝臣捉迷藏、施其掌政驭人的心理战的嘉靖皇帝，万万不可忘记将皇帝每一句话都变成至高无上真理的君主极权制度；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世上本无严嵩，更不会有严世蕃。
关于严嵩的垮台：再精明的人也有软肋，嘉靖做皇帝是个高手，一辈子深得“南面为君”之诀窍，他唯一犯糊涂的地方，是对道教的迷信。对于道教他陷得很深，是真迷信，不是假迷信，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在这件事上。对于道士，他言听计从，很少怀疑，包括有人拿黄白术骗他，也不疑。晚年，他信赖一个名叫兰道行的道士。有一天，这道士趁扶乩之机，假充神祇对嘉靖抱怨说，现在朝政不好，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嘉靖再问，究竟谁贤，谁不肖？“神仙”（兰道士）答道：“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如嵩。”｛89｝这一幕疑点很多。虽然史无明据，但玩味个中细节，我总觉得这是精心构思的计策，很可能出自徐阶。兰道士真有忧国之心，朝政不好，他可以批评的地方实在太多，哪一条也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要紧，他却这样直奔主题，使徐阶成为他的批评的直接受益人。其次，最最关键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机会，离间嘉靖与严嵩的关系，是用心极深、针对性极强的一招，甚至借围棋术语说“只此一手”———嘉靖谁都不信，谁的话都不听，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听从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动”，有意摈弃严嵩。事有凑巧，不久，御史邹应龙因为避雨歇脚某宦官家，闲聊之际，宦官把那日情形当做故事讲给邹应龙听。这邹应龙乃杨继盛侄婿，对严嵩怀恨已久，听说此事，立即研读出严嵩宠衰、可以对其下手的信息，草疏弹劾，以严世蕃不法事为由头，清算严嵩。这次，“不倒翁”终于倒地。嘉靖的批示是这样的：
嘉靖：万岁，陛下（38）
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特加优眷，乃纵逆丑负朕。其令致仕予传去，岁给禄百石，下世蕃等锦衣狱。｛90｝
从这份“关于严嵩问题的处理决定”来看，嘉靖在政治上对严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说他“爱国”。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是严世蕃，严嵩的责任是“纵容逆子”。为此，给予他勒令退休的处分。也就是说，严嵩垮台时，没有“奸臣”的罪名；他没有被革职，没有下狱，没有充军，没有杀头，而只是退休———这是极普通的一种处分，在明代历朝重臣中，司空见惯，多如牛毛。
可以说，严嵩垮台既有些偶然，嘉靖的处置也比较寻常，丝毫没有“一举粉碎”的重大色彩。不过，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又有许多必然性。由下面一个时间表，约可看出端倪：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免夏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三月，夏言下狱。十月，夏言被杀。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进徐阶为礼部尚书。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这个时间表，极典型地将嘉靖对政局的操盘手法表现了出来。利好、利空，买进、卖出，垃圾股、绩优股、潜力股……一目了然。该抛盘时，毫不留情；该拉升时，手法凌厉；看涨时已为将来出货做好准备，并预先选下替代品种。夏言刚被杀，严嵩刚失去对手并坐稳了首辅的位子，嘉靖马上着手为严嵩培养对立面，甚至提拔轨迹都如出一辙———第二年，徐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四年从礼部尚书过渡到内阁，完全是当年夏言、严嵩升迁路线的再版。毫无疑问，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徐阶的出现，就意味着嘉靖已经为严嵩安排好了后事。
唯一的意外是，包括嘉靖本人在内，都不曾预见到严嵩这只“强势股”坚挺了如此之久。他太会炒作自己，不断对嘉靖构成新的“题材发现”，不断制造新的利好，以至于让嘉靖这样一位喜新厌旧、酷爱“短线作战”的玩家，始终难以割舍。直到严嵩罢相后，嘉靖犹意惹情牵，下令群臣有关严嵩的事情到此为止，不准再起波澜。｛91｝嘉靖之于严嵩，一直不能摆脱特殊的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严嵩的恭顺、称职，无人可比，对此，嘉靖发自内心地喜爱。但另一面，禀性、嗅觉和对权力本质的独到解读，则使他实在不能放松警觉，即便对严嵩一百个称心，他也还是会去挖其墙脚、掺其沙子，找人作梗，培植销蚀严嵩影响的力量———徐阶的价值即在于此。他一面做出“浸厌”严嵩、“渐亲徐阶”的姿态，鼓励后者对严嵩发起挑战，一面又在徐阶指使同党频频攻击严嵩的情形下，对严嵩表示宽容，“不问”、“慰留”。嘉靖希望在这鹬与蚌之争中间，独自得利。
嘉靖机关算尽，却未能使势态尽如己愿。因为任何事情总有惯性，到一定时候，必然无法控制。徐阶由挑战严嵩的鼓励中所形成的野心，最后实际上超出了嘉靖想要的分寸，变作一种独立的能量。谈迁说：“【徐阶】阴计挠嵩权者久矣。”｛92｝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但能达到目的，则不择手段。嘉靖四十年，嘉靖日常起居之地永寿宫毁于火，他打算再建新宫。严嵩作为当家人，了解财政状况难以支持这样的工程（嘉靖多年来在这方面已花费太多），但他一时糊涂，竟提议嘉靖迁往曾经幽禁过英宗的南城斋宫，嘉靖很生气。徐阶抓住这个机会，支持修建新宫，大获嘉靖欢心。在这件事上，严嵩没有愧对职守，徐阶的表现才更像一个奸臣。从此，嘉靖的天平严重倾向徐阶一边，要事基本不问严嵩。积聚在徐阶心中必欲取严嵩而代之的欲望，最后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我们都还记得前面提到过严嵩发现渐渐失势时，宴请徐阶，命家人罗拜于前乞怜的举动。徐阶是怎么做的呢？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从流放途中逃脱的严世蕃，潜回老家后重新被捉。徐阶及其党羽决心不再纵虎归山，他们精心草拟起诉书，一定要置严世蕃于死地。但是，当徐阶接到诉状时，却怪声问道：“诸位莫非想救世蕃？”大家都摇头，徐阶指着诉状说：“沈、杨之案，严嵩都是依旨而办，你们把重点放在这里，是暴露圣上的过失，结果不是救世蕃一命是什么？”一边说，一边“为手削其草”———亲自动手改写诉状，删去有关沈杨之案的内容，着重叙述严世蕃收受倭寇首领汪直贿赂、听信所谓南昌有“王气”之说而建宅于兹等谋反情状。嘉靖看了诉状，震怒，“遂斩【严世蕃及其朋友】于市，籍其家”。｛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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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9）
严嵩与夏言之间，徐阶与严嵩之间，从来都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他们，同属于被嘉靖驱赶到权力这座角斗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表演的角斗士。为了生存，杀死对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无所不用其极。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置对方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94｝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95｝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96｝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虚报应当抄没的数额】，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通“搜”】远取，所籍之物强丰出于无辜之民【因为要凑数，人为和强行地增加抄没所得，而损害了许多无辜之人】。｛97｝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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