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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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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官僚价值体系，在明代社会政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士大夫们俨然以合法性的标尺和捍卫者自居———这是一种明代特色。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朱棣以谋篡上台时承受了怎样沉重的压力，遭遇了怎样坚决的道德审判；这审判虽然无声，却更无从回避，让人寝食难安。嘉靖面对的，实际是同一种力量。不错，名义上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正义”（真理）却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话语权。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大礼议”的深刻原因。双方就几个字眼展开韧性十足的争夺，乍一看无聊而可笑，背后却关联着政治这场游戏在明代的独特玩法。过去，帝制时代的权力角逐，是在门阀、藩镇、宫闱这种层面展开，用武力、杀戮、幽禁、废立之类手段解决；而在“大礼议”中，权力角逐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通过抽象的理论甚至几个语词的争夺来解决。武则天的权威，靠废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宠任来俊臣一类酷吏，即可确立；朱厚熜却不得不去和阁臣、礼部、科道官员咬文嚼字，就礼学原理孰是孰非大费唇舌、互相辩驳。虽然武则天的办法简单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乐于采用，问题在于他已无能为力。
于是，我们这位可怜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卷入一种充满“学术气息”的行为，跟科举出身、饱读经诗的朝臣们进行为时三载的反复的“学术研讨”———一旦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会感到“大礼议”的发生，简直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
让人感到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礼议”胜利后，嘉靖对于此种“学术”活动，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先前，他无端而吃力地———从年龄到“学力”来说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奥枯燥的礼学探讨，而眼下那些迂阔夫子或者卷铺盖滚蛋或者缴械投降，不再有人试图拿圣学经典烦扰于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来，以致不断地自行寻找并提出新的“课题”，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全面刷新从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国家大典的理论与实践。当他将这些礼仪一一“更正”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不是任何皓首穷经的名公鸿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似乎“大礼议”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兴致盎然的学术专家，不过，嘉靖远非被动地适应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皇帝的当法，从他后来对于儒家经典理论问题的沉迷，我们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地还是发现他有一种因势利导、将计就计的主动。
“大礼议”给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过于儒家官僚———广义上说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运用自己的精神优势、理论资源和对话语权的控制，使自己处于文化领导地位。嘉靖可能发现，在大明朝，皇帝这个职业已经不是想象的那样崇高，在他这位世俗王者的头上，其实另有一位无冕之王———儒家意识形态。后者虽没有强大到使欧洲教会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但在道德上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杨廷和这些人何以会觉得连别人父母是谁，也应该由他们来指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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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0）
过去，有很多这样一类故事：穷人因为不识字，被富人坑了骗了。作家柳青的父亲就是因为此种遭遇，节衣缩食，发誓让儿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来乍到，被一帮“北京知识分子”利用对于经典理论的造诣所压制，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这注定他的“翻身”，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而一定要以树立起自己在经典理论上比“知识分子”更大的权威为代偿。一言以蔽之，当初“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方面、何等意义上欺负他的，他最后就必须在同一方面、同一意义上将对方踩于脚下，令后者转而对他报以仰视。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恩仇录，它展开于君临天下的皇帝与握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官僚之间，其焦点是皇帝尝试通过自己禀持的最高政治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褫夺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领导权。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赌优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绝不仅仅是带来荣誉感的满足；事实上，这本身就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一个普通的皇帝只是通过谕旨去体现他对于臣下的主导作用，而成功地居于精神制高点，这样的皇帝，将进而从思想上指引着百官，也就是说，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蕴涵着真正不可抗拒的权威。其实，孔子有一句话早就点破了这道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礼乐自天子出的实践。
当“大礼议”的现实目标达到后，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发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这样的态势表明他的认识的重大转折，那就是追求一种精神领袖地位，已经成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独特的统治术。
他的皇帝生涯明显地分成“勤政”、“倦政”两大阶段。在统治后期，他潜心于道教，除了个别人，群臣二十余年不能见其一面，自然谈不上有何政绩。因此，他所有的“政绩”基本上都集中于早期的“勤政”阶段。而在这阶段，嘉靖究竟做过些什么呢？即位初年对制度、经济、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实际上系由杨廷和擘画实施，嘉靖不过照准而已。其间，真正由他主动采取的行动，可以说几乎全在礼制的更新方面。
古来皇帝里，这近乎绝无仅有。大多数皇帝无所作为，只顾玩乐；少数有作为，办了一些实事。嘉靖不属于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他有作为，却对“办实事”不感兴趣，所谓的“作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虚文浮礼的领域。他在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过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来，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于想名留青史一类的虚荣，他其实有很实用的考虑，或者说逐渐发现“务虚”而不“务实”，对于驾驭群臣、抬高自己的权威，好处甚大。纵观整个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轻松，最游刃有余，数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岁上退居西苑，到六十岁死掉，这样漫长的时间，一直不曾亲理朝政，但他居然从来未尝失去对局面的控制。从他本人的行迹来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没有什么人能够钻他的空子，无论内官，还是外廷，都不曾出现奸雄级的人物（包括那个在史家夸大其词下被说成大权奸的严嵩，关于此人，我们后面将专门谈论他）。这简直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驭人的绝招。这是他经过“大礼议”和更正国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的锻炼，摸索并总结出来的一种统治术。统治后期，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生活，对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见其人，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战，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从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术统治法，最典型的表现，是“青词”。“青词”，是道教用于祭神的骈俪体表文｛45｝，以朱笔写在青藤纸上｛46｝。嘉靖躲在西内崇道，经常设醮，让大臣们为他撰写青词。他对这件事的运用，继续贯彻了统治前期在儒家礼仪问题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写得好，称旨，就给予政治信任，否则相反。此时的几个重要大臣，夏言、严嵩、徐阶，都经常为他写青词，其中严嵩提供的青词———不少出于其子严世蕃之手，世蕃人虽不堪，却是少有的语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欢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于此道不通，写不了，或能写却写得不好，竟被削职为民，如驸马邬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是如此下场。反过来，嘉靖自己也经常以青词来代替谕旨，语意晦涩，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他这么做，是故意的，除了借以测验臣下对于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态度，也专门造成一种令人犹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别人的畏惧。
嘉靖：万岁，陛下（21）
嘉靖与明代士风
帝制时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风相当有关系。
一般人对明代士风的印象多不太好，觉得士人当中盛行享乐主义，嫖妓、搞同性恋、拿女人三寸金莲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金瓶梅》出现以后，色情文学在明代甚嚣尘上，可以说是历来所无；虽然这些小说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劝诫世人当心色魔伤身的序文，却遮掩不住作者对纵欲贪欢的欣赏，每个读过这种作品的人，都难免会想象明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当时流行所谓“名士风度”，也很出了一批这种放浪形骸的名士，从王世贞、屠隆到秦淮河畔的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以及李渔、张岱等，或浅或深，都染上了这种习气。除了行为有失检点、不够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卖身求荣，摇尾乞怜，助纣为虐，无所不至。魏忠贤身边就有一批这样的士大夫，他们的无耻，竟到了甘为阉宦儿子、孙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报刘一丈书》，里面描述了一种朝夕候于权者之门，厚颜巴结显贵的人，这种人在当时显非少数，凡读过此文者，对明代士风都将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鄙夷之意。
有个具体例子，大书法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礼部尚书），艺术成就更冠绝一时，所创“董体”秀美温柔。倘依着“字如其人”的老话去揣想，谁都无从设想现实中他会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坏上百倍的恶霸。而事实上，董其昌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后在松江乡下，“倚势横行，民不堪命”，劣迹累累，仅因一件小事便纵喝豪奴毒打生员陆某，犹未尽意，复将其妻母掳来府中，“大都剥裤捣阴，四字约而概矣。打后大开重门，祖常【其昌子】南坐，对众呼为榜样【谁再敢……瞧瞧这便是下场】。复将诸妇，舁入坐化庵中，泥涂满面，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为“之”字之误】布。观者摩肩，人人发指，咸谓董氏之恶至此极矣”。民众约齐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将官府打点，于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终于激成大乱，十余万松江百姓聚结董府之外，人山人海，骂声如沸，投砖扔石，最后放起火来，大火彻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诸一炬。乡里人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吾松【松江】豪宦董其昌，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交结奄竖已屡摈于朝绅，纳苞苴复见逐于楚士”，“欲壑滋深，惟图积金后嗣；丹青薄技，辄思垄断利津”。｛47｝
单看这些，明代士风之坏，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实，明代士风本不是这样子。我们虽不能简单以“好”“坏”来形容，却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跟过去历朝比，明代士风算最端正的。由于儒家思想权威在明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历来最正统的，士大夫之间，砥砺名节是普遍的风气，对于刚直不阿、勇于任事、杀身成仁这类品格的追求，相当热诚。加上开国时期朱元璋用极严酷的手法整饬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长一段时间里鲜见贪黩之徒。永乐篡位，大杀忠正之士，对于士风虽然有所斫伤，不过根基尚未动摇。所以，我们才得以看见从方孝孺到于谦，以至于正德年间刘健、嘉靖初年杨廷和这样一代一代绵延不绝的刚毅清正的士大夫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禀持同样精神与原则的同事与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这种败类，也举朝侧目，使其无地自容。例如成化年间的大学士万安。武宗皇帝那样荒淫，但身边的追随者，那些济恶之人，要么是内竖武夫，要么是伶人番僧，没有一个文臣肯与之为伍。到严嵩之前，明代士大夫中间也不曾出过一位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的大臣，倒不乏韩文那样去职之时行囊空空的例子（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暗相刺探，希能发现不利于韩文的证据拿回问罪，但韩“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刘终无所得）。其实，即便到士风几乎烂透了的天启年间，明代士风的深厚传统也仍有极耀眼的表现，在杨涟、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等许多人身上，硁硁自守、刚劲肃如、忠义自命的风范，较诸方孝孺未尝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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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2）
所以，我对明代士风有三个基本的看法：第一，跟历朝相比，它不仅不算差，总的来说还属于更端正一些的；第二，从它自身来看，的确有变化，从比较端正变得比较丑陋；第三，这种变化由累积而成，但嘉靖朝无疑是一个转折点———由嘉靖朝起，士风转向堕落（虽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复经万历、天启两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随之败亡。
为何说嘉靖年间是转折点？通览一下明朝历代政坛和士林风气，会明显地看到，正自此时起，正气下降厉害，邪气上升严重，形形色色的“小人”开始层出不穷。以往政局之坏，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都坏在宦官、外戚、特务、近幸这样一些人手里，嘉靖朝则很不一样。以“阉祸”为例，宪宗以来直到明季，几乎代代都有为恶甚巨的大宦官出现，独嘉靖朝是个例外。嘉靖年间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这一时期虽也诞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却非汪直、刘瑾、魏忠贤一流，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严嵩。知识分子严嵩能超越一帮“传统坏蛋”脱颖而出，是有象征意义的，意味着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这个集团，已经开始质变。
然而，主要责任不该由士大夫阶层承担，尤其不该由个人承担（我是指严嵩）。在专制体制下，“一”即为最大数，民众虽广，却兆亿而不能抵其一。这个“一”，就是独坐于权力最顶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体内，他这个“一”至多只是个“一”，与千千万万个“一”相平等；但在专制政体下，却完全颠倒过来，千千万万个“一”加起来，也休想和他这个“一”相等。人民如此，官员其实也一样，再高的官儿，在皇帝面前，还不是一颗被随意吹来吹去的尘埃，除非专制统治衰象已现。只要它还稳固，就永远遵循这条法则：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嘉靖与宦官的关系，不像明朝大多数皇帝那样迩密，事出有因。
首先，与他的出身有关。明代的正式皇帝中，他是仅有的两个以外藩而践祚的人（另一个是以武力篡权的成祖朱棣）。跟通常长于东宫的袭位者不同，嘉靖在紫禁城就像半路出家的和尚，无根无柢，没有打小陪伴长大、可寄心腹、离不开少不了的太监。这是他得以未蹈倚用宦官旧辙的直接原因。
其次，他也用不着。不要忘记，嘉靖的个人权威，是通过与士大夫集团十余年的拉锯战，树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专攻士大夫的命门，瓦解其精神优势，颠覆其文化领导地位，从而取得彻底胜利。当他从思想上击溃士大夫阶层之后，后者在他面前已完全缴械投降。因此，驾驭士大夫正是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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