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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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1924年他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的热心仿效者。在30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法赖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　月7　日、8　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　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放映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衣服和旧绒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没有领子，不带领带，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陆军元帅，看去像是一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鄙视。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入党？”
　　伯爵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阵之后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
　　法官打断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根除犹太人的公正思想？”
　　约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是国家对个人的集权主义要求，这种要求迫使个人放弃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对上帝的责任。”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元首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　月8　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8　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8　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
　　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审讯的照片和电影都奉命立即冲洗出来，赶送给希特勒，使他在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据说，戈培尔看这些影片时用双手按住眼睛，才没有晕过去。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
　　1945年2　月3　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运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应该在这里作个交代。
　　在7　月20日事件发生之前3　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戈台勒由于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东鲁普士之间，流浪了3　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时希特勒已悬赏100　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是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8　月12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就撞进马里安瓦尔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里。
　　当他正在等候给他端来早点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穿着德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于是他也不等早点了，溜出店铺，走向近处的树林里去。这时已经太迟了。这个女人名叫海伦·施瓦尔斯尔，是戈台勒家里的一个老相识。她很容易地就认出了他，偷偷地告诉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几个空军人员。戈台勒很快就在树林里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1944年9　月8　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　月2　日，才同波比茨同时被处死。希姆莱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们，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特别是戈台勒，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如果他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这时已开始在他心里滋长。
　　前驻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11月10日和9　月8日被处死。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在8月10日死于绞刑架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也在同一天被处决，7　月20日他在腊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谈过。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在本书提到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被处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将军、冯·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谍报局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冯·赫尔道夫伯爵、冯·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奥托·基普、卡尔·兰格本博士、尤利乌斯·莱伯、冯·利昂罗德少校、威廉·刘希纳、阿图尔·奈比（刑事警察头子）、阿道夫·莱希维恩教授、伯特霍尔德·冯·施道芬堡伯爵（克劳斯的兄弟）、提尔将军（陆［1073］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和冯·图恩根将军（在政变的那天贝克任命他继任冯·科茨弗莱契将军的职务）。
　　还有一批共20个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莱迟迟没有执行，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接管政权并进行议和的话，这些人可能对他有用处。但在4　月22日夜间，当俄国人开始打到首都中心区的时候，他们都被匆匆打死了。这批罪犯们当时从利尔特街监狱转移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国的末日期间，许多罪犯都在这时利用灯火管制的机会逃跑了——队党卫队人员见到他们，就让他们排在一堵墙前面，开枪扫射了一阵，只有两个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经过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这次被杀的有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劳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师的兄弟）和艾尔布莱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久便自杀了）。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　月20日晚上有那些表现，还是没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补充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　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他在7　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　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　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
　　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中，只做过很少几件好事，这是其中一件。
　　元首对于这一延误大发雷霆，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一个党卫队的即决法庭审判。这个程序也拖延了一个时期，直到1945年4　月9　日，即大战结束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和他的从前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其他4　个人，终于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卡纳里斯是否已被处决，则不能肯定。
　　10年之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1955年，处理这个案件的秘密警察检察官被捕受审，许多目击者出庭证明，他们看见卡纳里斯在1945年4　月9　日被绞死。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架上。奥斯特也同时被处决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里逃生，最后被盟军先头部队从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些人中间有哈尔德将军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7　月20日的叛乱并没有关系，但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曾［1074］“加入过”。哈尔德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单人牢房里几个月。这两个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国和外国犯人，包括许士尼格、莱翁·勃鲁姆、施拉勃伦道夫和冯·福肯豪森将军，都是1945年5　月4　日在南提罗耳的下多夫被美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看守他们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们全部处决。福肯豪森后来被比利时人作为战犯审讯，在监狱中候审，关了4　年。
　　1951年3　月9　日，他被判12年劳役，但两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回国。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诀别时说了一些话。施拉勃伦道夫记得最后几句话是：“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夫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
　　“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没有不穿上内萨斯的衬衫的。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价值的。”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5　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前面已经叙述，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一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克鲁格是新任西线总司令。特莱斯科夫在俄国战线工作时，曾对他做了两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这样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叛乱。
　　7　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Ｂ集团军总部——隆美尔出事后，这个集团军也由克鲁格指挥——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的顾问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这些顾问是：他的参谋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Ｂ集团军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和冯·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在下午稍早一些时候曾用电话通知霍法克关于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叛乱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的支持，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签署的第一号通令。克鲁格得到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他还想得到有关形势发展的更多消息。对叛乱分子说来，不幸的是，新的消息来自施蒂夫将军。施蒂夫在当天早上同施道芬堡一起到腊斯登堡，对他表示了预祝，还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并没有被杀。现在，到了晚上，他正想法灭迹。勃鲁门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电话，施蒂夫就告诉了他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并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这样看来，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勃鲁门特里特说。他似乎是真的很失望，因为他接着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求停战。
　　在晚餐的时候，气氛是阴森森的，斯派达尔后来回忆说，“他们好像坐在一间死神降临的屋子里”。克鲁格听着施图尔纳格尔和霍法克热烈地申述他们为什么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也必须要起事的理由。勃鲁门特里特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当他们申述了理由以后，克鲁格带着显然失望的语气说：“先生们，尝试已经失败了。一切全完了。”施图尔纳格尔喊道：“元帅，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计划的。必须要有所行动。”
　　克鲁格否认他知道任何计划。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但是有着像施图尔纳格尔这样军阶的自尊的将军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处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如果叛变成功，这帮党卫队人员肯定要被枪决）。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是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这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勒的辱骂。8　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拒绝参加叛变，这一决定性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将军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现在已经得到证明，12月20日才被处决的冯·霍法克上校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鲁格、隆美尔和斯派达尔曾参与叛变计划。据勃鲁门特里特说，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