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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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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精神病学的声名在美国人的想象力里达到了巅峰。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治了七千多名病人，成为了一座乌托邦似的丰碑，意在标榜将精神疾病患者从社区隔离进行治疗，是有卓越功效的。根据玛丽？简？沃德的小说《蛇穴》改编的1948年的同名电影将精神病医生描述为一位救世主，拯救了在精神病院饱受磨难的妇女。如果人的精神能够如此放荡不拘而导致多重人格分裂，具有爱心的精神病医生一定能够解开心魔，让分裂的人格重新合一，就如同演员科布在1957年的电影《三面夏娃》里表现的那样。精神病医生是理智和秩序的骑士，将年轻少女从无处不在的心魔中解救出来。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院自身成了魔鬼。曾受训于布达佩斯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在其《精神疾病的秘密》（1960）一书中突然对自己曾接受的培训发难，声称精神疾病的说法“不仅没有科学价值，而且有害于社会”。莱恩在《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中认为，精神病人经常通过装疯卖傻、作践自己和作弄医生来达到牵制并躲避危险人群的目的。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记录了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且认为疯癫的现代概念就是一种实施控制的文化发明：曾经被接纳为社会和荒唐人生一部分的疯子们被视为一种威胁，他们被隔离到了精神病院里，变得悄无声息。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的《疯人院》将精神病院，特别是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描述成建立于某种权力机制之上的机构，在这种机制中病人被贬低并非为了治愈疾病，而是为了维护精神病治疗专家的权力和威信。高夫曼得出结论说，“精神病人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为了离开医院，或为了在医院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接受精神病院安排给他们的位置，而安排他们的位置是为了支持把这场‘交易’强加给他们的那些人的职业角色……精神病人会发现自己被一个让其他人日子好过一些的服务理想的重量给压碎了。”
这些著作将精神病学和精神疾病视为在科学的面具掩盖之下的社会净化的工具，几乎没有诊断或者治疗的价值。治疗意味着内化某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不是对于疾病的诊治。尽管上述著作在知识界中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它们没有广泛的冲击力，无法与一本始创于1960年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写作班学生，他那时正在一家精神病院值夜班，并且参与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肯？克西并未打算写一部有关精神治疗的专著（当时电疗的作用还处于争论之中），或者纠正任何的政治错误。他的性情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恶作剧，因而不太可能提出某种社会学的或者政治上的预案。当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门罗帕克老兵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时，他对病人们产生了同情，开始质问之前所确立的疯癫与否的界线。他开始考虑发疯是否意味着服从于一个无思想的制度，或者试着彻底摆脱这一制度。在《飞越疯人院》一书中，一位精神病人斯甘隆一语总结了高夫曼的论文或关于悲剧的现代定义：“地狱一般的生活，你接受是诅咒，不接受也是诅咒，把一堆人这样胡乱地捆绑在一起，真是该死。”或者服从然后得到释放，或者保持你的骨气但被一直留在病房里。
肯？克西认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治疗性团体”，是强迫人的内在精神适应他人的理想外在环境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实践，病人们互相吐露秘密，以努力使病房“尽可能像……民主、自由的社区——一个内部小世界，这是某一天你将会重新占一席之地的那个外部世界的缩影”。治疗性团体成为了一种强迫手段，假意为了民主大众的福祉而帮助人们，但其实只是为了平庸的大多数，以及支持为自身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管理者。在《飞越疯人院》中，克西把精神病院变成了战后美国社会正实施的控制手段的象征。
肯？克西是一位有钱的乳制品农场主之子，曾是俄勒冈大学的明星摔跤手。1956年毕业以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秋末》的有关大学体育的小说，并且在好莱坞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企图涉足电影行业。之后克西得到了一个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和妻子弗伊搬到了帕拉阿托市帕瑞区的波西米亚聚集地。克西开始创作一本名为《动物园》的小说，书中主人公是个乡下的男孩，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成为了旧金山北岸区“垮掉一代”社区的一份子。《动物园》的影响没有达到克西的预期，但是该书为他赢得了著名的“斯蒂格纳奖学金”，使他有幸得到瓦勒斯？斯蒂格纳、弗兰克？奥康纳，特别是马尔科姆？考利等人的教诲。后者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编辑，曾经推出了福克纳和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后者的作品《在路上》于1957年出版。成为一名叛逆者的克西经常不参加一般的讲座，而是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举行座谈，和其他具有天赋的同辈分享作品与思想，这些同辈包括格尼？诺曼、罗伯特？斯通、拉里？麦克莫特里、肯？巴博和温德尔？伯里。克西在帕瑞区的某位邻居是心理学的研究生，名叫维克？拉维尔，他是艾伦？金斯堡和理查德？阿尔伯特（即后来的拉姆？达斯）的朋友，他告诉克西有关政府在当地老兵医院进行的精神药理学的实验。克西于1960年的春天开始参与这些实验。大约在同一时期，有个人跑到了克西的家门口，开一辆变速器漏气的吉普车，说话飞快、滔滔不绝，还把自己的变速器拆得七零八落。这人叫尼尔？卡萨迪，是“垮掉一代”的缪斯，《在路上》中人物狄安？莫里亚蒂的雏形，他在圣昆丁监狱坐了两年牢，刚刚放出来，并未真正在路上很久。他一直都没有向克西解释是什么让他坐牢，但是四年以后，他将驾驶克西的巴士，载着“快乐的恶作剧者”环游美国。野性被禁闭已久，西部等待着探索。 。。
序言（2）
禁闭、控制和孤独准确地描述了冷战时期的黑暗情绪，当克西进入斯坦福的时候，周围仍然寒意十足。虽然麦卡锡自己失败了，HUAC也就是“非美活动委员会”仍在审查大学教授和其他人的政治忠诚度。共产主义的“幽灵”如此不可捉摸而难以控制，导致了一种怀疑和沉默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有事隐藏和害怕被误解的人们中间。“制度遵从”成为了二战之后备受赞誉的小说以及流行的社会学所关注的主题。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1952）描写了一个挣扎于白人的遵从和黑人的不遵从之间的男人，在看不见的孤独中备受折磨。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和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渲染了军队的遵从和单一对个体力量的削弱，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光荣之路》（1957）则显示了在军队等级制度中军事法的残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学文献也对孤独和遵从等问题的界定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1950）提出在中产阶级的美国有两种主要的社会角色——内在的和外在的，并分别使用内在“方向仪”和“雷达”作比喻，描述并且强化了人类异化为类型和机器的事实。理斯曼也强调了通过各种否定性自我评价的策略所实施的文化控制。威廉姆 ？怀特的《组织人》（1956）描述了二战以后强盗资本家如何壮大起来，通过组织完善的社团来同化美国。个人简化为分类后的数据困扰着克西，就好比它给金斯堡的《嚎叫》（1956）和威廉？巴洛斯的《裸体午餐》（1959）提供燃料，这些作品描述了美国末日狂欢的景象。
进入迷幻的状态能把个人从文化残缺的效应中释放出来，这激发了金斯堡和巴洛斯的想象力。肯？克西参与政府资助的迷幻药实验成为了一个寓言，表明了政府利用科学和技术控制世界的企图和这种企图的失败。冷战时期极力吹捧科学，甚至利用人们担心科学的发展会使得世界失控的恐惧。让原子弹成为现实的天才计划却激发了对于核扩散的巨大恐惧，并且直接引发了冷战。设计原子弹并实施战后恐怖政治的奥本海默很快就因为想要停止氢弹的制造而成为恐惧和怀疑的目标，失去了从事机密工作的资格。阿尔弗莱德？金赛量化人类性行为的努力同样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金赛报告》，看起来颠覆了美国家庭的理想，因此被主流报纸拒之门外。《生活》杂志称《金赛报告》是对“作为社会基本元素的家庭的攻击，对于道德的否定，对于放纵的宣扬。”有意思的是，很可能就是因为它声称超过四分之一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四十岁之前和别人通奸过，一半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都曾有过婚前性行为，金赛的报告成了畅销书。尽管性行为特别是同性恋行为开始和颠覆性以及对隐秘东西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是难以驾驭的，就算可以测量，却无法被控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也见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麦角酸、三甲氧苯乙胺和其他迷幻药的各种实验项目。中央情报局希望开发控制大众思想的手段，作为冷战中的武器。虽然并非所有想要LSD（麦角酸二乙荃酰胺，一种药力极强的迷幻剂，简称LSD）迷幻剂的人都能够弄到它，LSD还是成了反主流文化魅影中艺术家、作家和演员们的话题。金斯堡设法参与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LSD实验，最终写了一部惠特曼风格的、洋洋洒洒的“颂词”，描述LSD强化空虚的疏离和夸大妄想症的力量：“我，艾伦？金斯堡，一个独立的自我/想要成为上帝的我。”对于金斯堡和其他人的问题是LSD到底让人精神错乱还是洞彻世事。克西自愿参与在门罗帕克医院进行的政府资助的药物实验，得到七十五美元的报酬，服用LSD、Ditran、三甲氧苯乙胺和IT…290。不久，这些药物流入了帕瑞区，并最终进入了美国大众主流文化。政府里的精英们也无法控制药物的“平民化”。正如克西自己在1987年说的那样：“政府要求我们，‘嘿，到那边的那个小盒子里去。那个小盒子里有我们没勇气进去拿的东西，……然后他们又说，‘不要让他们再回到那个盒子里去！’”《飞越疯人院》中的药物不是为了治疗，而是设计来让人上瘾，从而守规矩并消除自由的意志：“拉契特小姐会让我们都靠着墙站成一排，在那里我们将面对枪膛装填得满满的枪，她已经在里面装了眠尔通！氯丙嗪！利眠宁！三氟啦嗪！镇压！用镇静剂把我们都消灭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序言（3）
克西后来在《飞越疯人院》的创作中，预言了迷幻药文化。酋长布罗姆登的传奇在克西服用了“拍约他”（制自墨西哥仙人球的麻醉剂） 后，在脑袋中成形，然后由克西加以充实。后来，克西修改了小说及其人物，尤其是布罗姆登这个角色，减少了药物对小说创作的作用。药物也许开启了几扇门，但是那些形象主要来自于东方神秘主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麦尔维尔，而不是那些药丸：
在作为似乎是灵光乍现的天才（即使不是绝顶天才）的预言者混了很多年后，我被告知某位神灵有点被激怒了，因为电报员过于傲慢而将收到的信息作为自己的成绩，就好像是收报员自己发出的信号似的。“布罗姆登先生要求你不要再以他的创造者的口吻说话，”我被告知，“停止吧，否则小心变成你自己虚荣荒唐事的猎物。”（《克西的跳蚤市场》，Viking出版社，1973年，第14页。）
称酋长布罗姆登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如同很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恰恰是用小说所质疑的操控一切和居高临下来减少这个人物自身的想象天赋和幽默感。布罗姆登是本书的第一个傻子和杂耍者。当他在书的开头说“就算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我说的也都是真的”，他说出了欺骗艺术的精华所在，一个道出真理的谎言。杂耍者是北美印第安人文学和欧洲文学中无所不在的人物，以他们的狡黠、不可靠、颠覆我们所有的等级观念、愚弄周围人的同时也愚弄他们自己的自嘲性而著称。他们展示着原始和被遗忘的过去的力量，来撼动过多文明所造成的过于平静的秩序。布罗姆登骗得周围的人相信他又聋又哑，但是他也因此让自己身陷其中，也许要找回他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那种曾导致他成为“消失了的美国人”和一个“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六英尺八寸高的扫地机器”的暴力形式。灭绝的威胁和把一个强壮的人简化为机器似乎是那个难以捉摸的“联合机构”的杰作的一部分，联合机构是一个同化个人来实现自身公司利益的实体，是一个对于阻挡其前进道路的任何东西无情鞭打、切割和清除的机器。布罗姆登似乎是这机器及其目标的不合拍甚至有些破损的零件。
布罗姆登对于联合机构及其机器的看法是他的旧日伤口造成的：政府建设水电大坝使得他的家族部落失去了捕鱼的地方。在梦境中恐慌的一刻，他将联合机构的隆隆声描述为“很像你深夜站在巨大的水电站大坝上听到的声音，展示着那股低沉、无情而残忍的力量。”他听到工人们“流畅地贴身经过其他人，他们的身体贴得那么近，我甚至听到濡湿的身体撞击的声音，就像鲑鱼尾巴拍打水面时发出的声音。”之后，在又一次令人寒颤的恐慌中，他回忆“美国内政部用一个碎石机埋葬了我们的小小部落。”这大坝就是机器的一部分，影响了人和鱼的机器，他们（它们）都难以抵御它的力量，破坏他们（它们）生活方式的力量。克西有关印第安人的经历和对于破坏力的义愤，在遭遇门罗帕克老兵医院很久之前就开始了：
我爸爸曾带我去看在北俄勒冈举行的“彭德莱登牛仔竞技大赛”。他会让我独自待在那里一两天。我会和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一起玩。我通常坐长途巴士回去，经过哥伦比亚河峡谷，他们正在那里建设达尔斯大坝，以便给俄勒冈的那个地区供电，灌溉田野。但是大坝会淹没赛理罗瀑布区域沿着哥伦比亚的古老捕鱼地。政府在用脚手架来建大坝。当我第一次来俄勒冈时，我曾看见印第安人站在那些脚手架上用三齿鱼叉叉那些试图跳上瀑布的鲑鱼。政府已经买下了他们的村落，把他们搬到了路对面，并在那里给他们盖了新的小屋。（肯？克西访谈录，《巴黎评论》，1994年春）
一次，当克西和他父亲离开“彭德莱登牛仔竞技大赛”赛场时，一个印第安人牙缝里咬着一把刀，故意撞上了迎面开来的一辆给大坝工程运送管子的柴油卡车。这自杀行为给克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目睹了有人愿意为了捍卫一种生活方式而作出最大的牺牲，而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开发商可以用钱买走。用一种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印第安人体现了梭罗的观点“在野性里蕴藏着世界的救赎”。大坝代表着破坏一种生活方式以服务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机器。在克西的世界里，精神病院执行了类似的任务。但是自然不也一样吗？克西的小说的题目取材于一首摇篮曲，戏谑地邀请对文明和自然的机制之间进行比较。杜鹃窝也许仅仅是疯人院的一个趣名（也是女性生殖器的俚语），但是一般将杜鹃和疯癫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杜鹃令人不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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