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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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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打着“新”的“伟大旗子”整他。彼此间的误解和隔阂，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相互沟通和交流意见的重重障碍，织成了一个千丝万缕拧在一起解不开的历史的结。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1）
鲁迅被激怒了 8月1日，徐懋庸离沪返乡前给鲁迅写了一封告别的信，把周扬等人在“国防文学”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错误暴露的淋漓尽致，把两个口号的争论推向了顶端。
徐懋庸当年25岁，3年前，他以犀利的笔锋，风格独特的杂文走上文坛，受到鲁迅的器重，曾为他的杂文集《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多本集子，成为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之一，他的某些文章有时甚至被误认为是鲁迅的杂文。1934年春徐加入“左联”前就同鲁迅有过几次通信联系，这以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同年秋，徐被选入“左联”常委会，并任宣传部长，次年2月田汉等被捕后，“左联”书记任白戈赴日本，徐接任书记。周扬考虑到徐同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自己同鲁迅的关系不好，要同鲁迅搞好团结，需要有个人代表常委会去同鲁迅联系，这样便选中了徐懋庸，让他当上了“左联”宣传部长、书记。明人不做暗事，这一点，周扬当时就向徐讲明了。
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徐懋庸作为“左联”常委会、“文委”、“文总”与鲁迅的联系人，往返于周扬等人与鲁迅之间，传递信息，进行规劝，但最终“左联”还是无声无息消失了。这激起了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极大的愤慨，对一再充当周扬等人的说客的徐懋庸也失去了往日的信任。鲁迅在5月2日给徐的信中表示：“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鲁迅对徐懋庸从器重到厌恶，使徐的心情自然感到格外沉痛。他对鲁迅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希望得到他的理解，重修旧谊；但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决定站在周扬方面，尽管他对周扬也并不满意。他说：“因为周扬他们的经常议论，以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胡风不是好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蔽，‘云蔽白日’，有时也是难免的。”他多么想对鲁迅一吐衷肠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在8月1日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
徐在信中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又说：“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鲁迅看了非常气愤。他对冯雪峰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鲁迅认为“发信的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代表的却是周扬一伙，“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新的挑战”，是他们的“诡计”。
这回还是由冯雪峰先替鲁迅草拟了一个稿子。交鲁迅后，由鲁迅对全篇作了修改，后半部分则几乎全是鲁迅自己重写或加写的。这便是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1936年8月15日《作家》第1卷第5期）。这是一篇充分体现鲁迅先生的思想、情怀、风格的重要文章。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郑重宣告：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家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以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2）
“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４页）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表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胡风提的，是几个人商议的，鲁迅请胡风做的。
他说：“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同时“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努力向前进”。他对那种认为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不能提这样的口号的观点，那种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的观点，以及那种认为这是统一战线的“总口号”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认为这通通都是“胡说”。至于“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说：“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同上，第435、436页）
以上这些论述十分精辟，非常正确，从理论的高度把这场争论的实质讲清楚了。真理愈辩愈明，从此两个口号的论争便进入了尾声。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就其他一些事对周扬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有的事情上有误解，有的话也未免有点过头。比如他批评周扬为代表的左翼青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针砭可谓入木三分，辛辣无比，活画出了历代极“左”派们的灵魂。
但说周扬“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同上，第４41、432页）这就言重了，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这种“怀疑”比周扬他们对胡风的怀疑更缺乏事实根据。不过，鲁迅也没有把话说绝，他说：“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
也许后来不复如此，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同上，第438页）40年之后，周扬在《学习鲁迅 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一文中说：“我们在处理同鲁迅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差错，但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这一些人当时虽有不少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对革命是忠诚的、坚决的。在这一个基本点上，我们和鲁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鲁迅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曾有过批评和指摘，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同志的关系，却是基本的，这是历史事实，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
（《周扬文集》第5卷第140页）这个话，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当下，周扬看了鲁迅的文章，对徐懋庸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去激怒病中的鲁迅也非常生气。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他们的“有计划”
的行动，更不存在什么“诡计”。如果说他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阴谋。这一点，几十年之后，他在接受北京鲁迅研究室同志的访谈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到过。
（参见陈漱渝：《周扬谈三十年代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3）
就周扬来讲，他的确是很想和鲁迅搞好关系，消除误解和隔阂，得到鲁迅的支持的，但总是事与愿违，如今徐懋庸又闯下了这么大的乱子，与鲁迅的关系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是叫他心急如焚。他与夏衍及“左联”其他几个常委紧急开会，对徐懋庸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批评徐个人采取这样的行动，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破坏了同鲁迅的团结。徐不服，说给鲁迅写这封信是他个人的行动，但内容却是周扬等人向他灌了又灌的东西，“左联”已经解散，自己又不是共产党员，有何组织纪律可言？周扬等人无话可说。徐对鲁迅对他的批评不服，又写了《还答鲁迅先生》，主要讲三点意思：一、说他的信是私人通信，先生把它公开不合适，对事业无益；二、先生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实，大部分与他无关，且为他所不知，把这些事情同他拉在一起，没有道理；三、问先生说他们是“敌人所派遣”的话有何根据。这个稿子，徐这次倒是在发表前送周扬看了，周扬等人都不让他发表。但他后来还是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刊物上登了出来。这个浙东人，就是这么个倔脾气。 “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不应互相反对” 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周扬知道了胡风提出的那个口号是鲁迅提的，从此没有再就两个口号的问题写过文章。茅盾著文《“创作自由”不应曲解》，对周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妥当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周扬也没有再发表意见。吕克玉（冯雪峰）著文《对于文###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周扬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在理论上的机械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尽管冯也“觉得不免有讥笑周扬之处”，但周扬都没有再写文章与之争锋。受了鲁迅的严厉批评，这是他有生以来受到的最大的挫折。他觉得，现在看来，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上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问题上又是有分歧的，鲁迅许多意见的确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对论争中涉及的许多理论问题，自己应该坚持什么、克服什么，他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10月19日，一个巨大的不幸事件发生了：鲁迅逝世了！周扬深感震惊和悲痛，立即与夏衍等会商，如何做好鲁迅丧事的有关工作。夏衍回忆说：“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千里还告诉我们，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仆、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 txt小说上传分享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4）
（《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第89－90页）冯雪峰在丧事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作为治丧委员会委员，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这民族大悲痛的日子里，社会各界人士，两个口号争论双方的许多作家，都写了诗文挽联悼念鲁迅。周扬等组织成立起来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敬送的挽联写道：“鲁迅先生奠定了现在中国文坛的基础，到临死的时候还领导着青年们向前迈进，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位先驱者的陨落，敬致万分的哀悼”。夏衍《在大的悲哀里》写道：“在中国民族的解放战阵里面，一面有光辉的大旗被吹倒了！这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这是中国和世界被压迫大众的最大的悲哀。在这巨人的灵前默祷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他的愤怒为愤怒，以他的憎恶为憎恶，以他的决心为决心，继续他的遗志，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徐懋庸送的挽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鲁迅的丧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成功，实际上是革命力量和爱国力量团结战斗的一次大检阅。
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阶级矛盾相对退居次要地位，党的斗争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
应当说，“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左翼文坛面对新形势，自觉克服自身多年来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可贵的努力，业已迅速打开的工作局面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由于“左”的思想没有得到清算，在争论过程中，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又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周扬一方尤为突出。在这场论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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