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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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成了周扬的一条严重“罪行”。　〖HS（4〗〖HT4，4”H〗〖JZ（〗戏曲改革“五·五指示”和政策“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形成〖JZ）〗　　　　周扬在这次会议上还做了总结报告。会议成果集中反映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关于戏曲改革工作向文化部的建议》中。文化部根据周扬总结报告和这一建议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经周恩来总理审定后于1951年５月5日签发，这便是有名的“五·五指示”。周巍峙回忆说：“记得周扬向我们传达过周恩来总理的一些意见，说关于戏曲演出现代题材，对京剧等大戏和地方戏的要求应有所不同，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更易表现现代生活，应特别重视。似还说了些京剧等演袍带戏为主的大剧种动作程式化，演现代人物可能困难多些，要求不能太急。在肯定戏曲的积极作用方面，也说了一些看法。周扬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在文字上作了修改。”（周巍峙：《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忆周扬》第130－131页）
　　“五·五指示”正确地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各地文教机关必须根据上述标准对上演剧目负责进行审查，不应放任自流，而应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进行改革主要地应当依靠广大艺人的通力合作，依靠他们共同审定、修改与编写剧本，并依靠报纸刊物适当地展开戏曲批评，一般地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办法。对人民有重要毒害的戏剧必须禁演者，应有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目前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在修改剧本时，应注意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与对人民的教育的效果。……必须防止在戏曲改革工作上的急躁情绪，和由此而来的粗暴手段。”“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今后各地戏曲改进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指示还强调了艺人的学习和提高的问题，以及旧戏班社制度的改革的问题，说：“旧戏班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如旧徒弟制、养女制、‘经励科’制度等，严重地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主要依靠艺人群众的自觉自愿。”（1951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可以说，“五·五指示”的中心内容就是“改戏、改人、改制”，就是随后毛主席所概括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具体化。
　　“五·五指示”中提出的“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是我们党和政府历来的文献中从来没有过的新提法。“百花齐放”这样一个新颖而重要的思想，是在这次会议上争论到在戏曲的改革与发展中京剧和地方戏何者为主时，一位老艺人提出来的，他主张鼓励各类戏曲剧种自由竞赛，共同繁荣。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认为这个提法不科学，不赞成这样说。周扬却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不仅把“百花齐放”四字写进了给政务院的报告中，而还亲自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也很赞赏，说就是要百花齐放。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梅兰芳院长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就把他1942给延安平剧研究院写的“推陈出新”四字前面又加了“百花齐放”四字，题赠该院。从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成为中国戏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1954年5月，周扬在谈到这个方针时解释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什么意思呢？翻成比较不通俗的话就是经过文艺的自由竞赛，在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目的是创造新的文化，道路是自由竞赛。‘百花齐放’，就是自由竞赛，‘推陈出新’就是让群众、让历史来判断，好的花就开下去，不好的花，开一下就完了。”因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4）
不仅是戏曲改革与发展的方针，而且也“应当成为我们整个文艺发展的方针”。（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2卷第293页）
　　最初提出“百花齐放”的那位老艺人是谁？虽经多方打听，都说不记得了，有的说好像不是个很有名的人物。“百花齐放”，生动形象，明白易懂，喜闻乐见。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形成，以及1956年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光辉的范例。
　　根据政务院“五·五指示”的要求，“在可能条件下，每年应举办全国戏曲竞赛公演，展览各剧种改进的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以指导其发展”，1952年10月6日至11月4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周扬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抓的第三件大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戏曲会演，参加会演的有全国有影响的剧种２３个，演员1600余人，演出大中小型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及现代戏共82个，各个剧种很多有代表性的演员都参加了演出。大会进行了评奖，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获荣誉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9个戏获剧本奖；28个戏获演出一、二、三等奖；120名演员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另外，还给一些未能参加演出的名演员、编导、乐队、舞美工作者共46人发了奖状。会演期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扬特邀周总理为大会代表讲了话，总理讲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团结与改造、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等五个问题，说这次会演“很成功”，“是空前的胜利”，标志着戏曲工作前进了一大步，“看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远景”。周扬作了《改革与发展民族戏曲艺术》的总结报告。周扬说，观摩演出的主要意义在于学习，评奖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促进互相学习，引导广大戏曲工作者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他对中国戏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戏曲中的现实主义是具有它的独特之处的。它既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残酷的现实，又热情地表现了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理想、希望和信心；在这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取得了和谐的结合。中国戏曲所特有简练和夸张的手法，就使这个结合达到了艺术的高度。”（《周扬文集》第２卷第171－172页）“特别是因为中国戏曲综合了歌、舞、剧三者的艺术，就更显出了它的非凡的特色”。（同上，第180页）
　　周扬强调要正确地发扬民族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既要反对保守观念，目前更要反对粗暴作风。“有些从事戏曲改进工作的同志乱改旧有剧本，凭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甚至凭个人感想，修改历史真实和人物性格，他们不是在改进而是在破坏传统”，“这是目前戏曲改革工作中最有害的倾向，必须首先加以纠正”。（同上，第174页）
　　周扬还强调，戏曲要真实地表现人民的新生活，用新的正确的观点表现历史。他说：“对于各种戏曲，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首先整理和保存其旧有的优秀的和较好的剧目，在内容上剔除其封建性而发扬其人民性，在艺术形式上，不论是在音乐或表演艺术上，加以改进，以丰富和提高其表现现实的能力；然后按照各个剧种的发展的不同情况，凡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的，就使它在这方面得到充分的发挥，凡目前尚不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而只适合于表现历史和民间传说题材的，就不要强求它立刻表现现代生活，以致损害它固有优点和特色，而只能逐步引导它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里，性急和粗暴是有害的。”（同上，第176页）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封建社会时代，以京剧的发达而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从此便不再向前跃进，而陷入一种相当停滞的状态”，现在，应当在民族戏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戏曲。“京剧应当从各种地方戏曲中重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增强自己生命的活力，突破那些妨碍自己发展的障碍，向着新的人民的方向提高。”（同上，第173、172页）在这里，可以看到后来“京剧革命”的先声。此外，周扬还对戏曲剧本改编和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5）
他说：“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
　　历史的真实不容许歪曲，掩盖或粉饰。”反历史主义者“就是不懂得这条最基本的原则。他们以为为了主观的宣传革命的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地在杜撰和捏造历史。他们不能区别，用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观察和描写历史，与把古代历史上的人物描写成现代工人阶级的思想是完全两回事。”（同上，第177页）周扬的这个总结报告，以它鲜明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成为党和政府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的纲领性文献。
　　周扬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除了抓电影和戏曲以外，还抓了文工团的整顿和提高等方面的问题。文化部一成立，周扬就提出新文艺团体工作要正规化，要建立“剧场艺术”，逐步实现企业化管理。很快，中央及各大行政区、省、市自治区的文工团先后调整成为话剧院（团）、歌剧院（团）、歌舞团，有的歌舞团后来发展为歌舞剧院。至于对私营戏曲剧团向国营剧团的发展，周扬则采取严格控制的方针。在艺术教育方面，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各大区也相应建起了一批艺术院校。在图书出版、科学文化普及、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建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些考古方面的专业机构。在群众文化普及方面，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文化馆和区、乡文化站，以及专供基层单位进行科学文化宣传使用的幻灯片、幻灯场等。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布局全面展开，以它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气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还需要一说的是，周扬除了忙于文化部的工作之外，并未忘记对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作品著文表示支持。《红旗歌》是周扬在进京之前关心、支持和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话剧，开国之后，在几个大城市陆续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剧本却受到各种不同的批评意见的压力。周扬主持召开座谈会，畅谈该剧创作得失，周扬也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便是发表于1950年５月７日《人民日报》的《论〈红旗歌〉》。这篇文章，充分肯定《红旗歌》是一个好剧本，“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它用艺术的力量，表扬了工人在生产竞赛中的高度劳动热情，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那种不正确的态度；表扬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风，批评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这一切都通过了活生生的个性的描写。作者在人物性格的雕塑与语言的运用上显示了优秀的才能。”（《周扬文集》第2卷第19页）文章对剧本产生的背景及其在艺术创作上贡献和缺点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随后，周扬又发表《从〈龙须沟〉学习什么？》一文，称赞“《龙须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首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老舍先生所擅长的写实手法和独具的幽默才能，与他对新社会的高度政治热情结合起来，使他在艺术创作上迈进了新的境地。”
　　“从《龙须沟》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主要的就是学习老舍先生真正的政治热情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周扬文集》第2卷第36、31页）接着，当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文艺界举行座谈会进行研讨时，周扬也出席会议并发言，充分肯定《长征》歌剧反映了长征，出现了毛主席，“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同时，就如何既要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又要表现革命的艰苦；既要表现群众斗争，又要深刻地刻画人物的个性；歌剧要有说白，又要有歌唱，而且要有几个精心结构的唱段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供大家研究。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周扬一向注重实干，紧紧抓住创作这个中心不放，为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事业奋力耕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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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从《清宫秘史》到《武训传》批判（1）
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　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那么笔直和平坦的，建设的道路也同样如此。周扬在建国以后的文化艺术建设工作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荆棘丛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和反复。
　　1950年３月，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５月３日停映。但当时没有对这部影片公开进行批判。对此，毛泽东甚为不满。1954年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个“人”
　　是谁？“文革”中红卫兵为了大树江青这个所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形象，编造了一本“大事记”，说称《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是刘少奇。红卫兵的“大事记”这样说：“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叶永烈：《胡乔木》第165页）1967年3月，“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人，则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你听：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