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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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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就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他说，创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主体，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必须揭示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写出反映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不但要写出指战员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写出毛主席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这些重要意见，都成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扬同周恩来的意见一样，他尽管强调文艺描写的重点必须是工农兵，但也并没有机械地简单地认为只能写工农兵。他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写出“他们的新的面貌”。他还说，“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它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全面地表现出来”。 “文艺为政策服务”的偏差 周扬同时强调指出，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政策。对学习政策的重视，既是周扬自己从文艺为政治服务自然引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受了当时苏联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影片《灿烂的生活》连续作了三个决议，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说：“文学领导同志和作家同志都以苏维埃制度赖以生存的东西为指针，即以政策为指针；我们要求我们不要以放任主义和无思想性的精神来教育青年，而要以朝气勃勃和革命精神来教育青年。”（《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56页）在当时我国对外政策“一边倒”的情况下，日丹诺夫的上述意见肯定会使周扬感到自己对于学习政策的强调具有了极大的权威性。应当承认，他对于学习政策的意义和方法的阐释，确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说：“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于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人民的需要指导人行动的东西。每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的阶级的地位，以及对待这一阶级的基本政策所左右的，同时也是被各个具体政策本身或执行的好坏所影响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中，人民的行动被政策所指导，人民通过根据他们的利益所制定的各种政策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因此，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他仍然没有忘记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又说，“自然，文艺作品对政策的宣传，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政策条文出发”。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必须学习马列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并且“连贯起来思索和理解”，“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身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否则，不但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作，而且也不可能对政策有真正的理解”。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3）
（《周扬文集》第1卷第531页）周扬的这些见解，的确不乏真理的闪光。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他关于学习政策的阐释又是有重大缺陷的。周扬关于学习政策、宣传政策的主张，是建立在党的基本政策正确的基础之上的，在当时革命节节胜利、凯歌高奏、普天同庆的情况下，他以及许多同志还不曾想到党的基本政策会出现失误，更不曾考虑到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机械地简单地强调文艺家学习政策、宣传政策，那就不仅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还有，即使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学习政策、宣传政策，使文艺成为政治的有力的武器，为战争和生产服务，也是有弊病的。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缩小为就是“为政策服务”，也必然会导致人们在错误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使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在创作上难以避免公式化、概念化。
文代会以后，受“文艺为政策服务”的主张的影响，最早提出文艺创作与完成政治任务、配合政策的关系问题的是著名作家、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1950年初，茅盾在人民文学社举办的“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能够使自己的作品既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当然最好。但常常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上差一些”。作为文学大家的他深知这样讲“是不大科学的”，因“赶任务”而不得不写自己认为尚未成熟的东西对“一位忠于文艺的作者也确是有几分痛苦的”，但他仍然要求作者以“赶任务”为荣，“因为既然有任务要交给我们去赶，就表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对革命事业有用，对服务人民有长”，所以“如果为了追求传世不朽而放弃了现在的任务，那恐怕不对”。（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第1卷第9期）茅盾的上述意见引起了一场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强调“赶任务”必将导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则认为文艺服从政治，而“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政策”，因此“作家不能在创作上善于掌握政策观点，也就不能很好地去为政治服务”。（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治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第１期）“赶任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周扬在文代会上关于学习与宣传政策的进一步发挥，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对文艺工作的方针，要求用“赶任务”的方法实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的目的，毕竟是违背文艺发展的规律的，是不利于文艺的发展的。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一派团结胜利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产生了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专业协会。
会议是成功的。新华社社论《我们的希望》这样评价说：“有了文艺界的广泛的团结，又有了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方向，再加上坚强有力的领导，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艺术运动一定将走上一个新的光辉的阶段。”周扬作为一个备受注目的重要角色，不仅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上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开拓者，将在更加广阔的天地谱写下新的乐章。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1）
电影市场的巨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扬即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51年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当初，周恩来总理曾征询周扬的意见，问他愿意做哪方面的工作。周扬表示，他愿意做教育方面的工作。结果，他还是被安排到了文化部。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党中央认为这样安排使用他更合适。
文化部主管的业务，是全国的文化艺术工作，包括电影、戏曲、艺术团体和群众艺术活动、文艺书籍的出版、艺术院校、文物图书馆博物馆等，任务十分繁重。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既要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革旧有文化艺术事业；既要领导发展国家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积极引导私人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并有重点地扶助其发展，与国营文化艺术事业一起共同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周扬一心想的是如何协助沈雁冰部长把文化艺术工作做好，如何把国民党时代遗留下的旧文化摊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人民的文化艺术事业建设好，如何改造传统文艺，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周扬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真可谓日夜操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当时主管文化部总务工作的夏义奎回忆，周扬经常在办公室改文件、写文章，深夜不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好几次一早上班去找周扬请示工作，见周扬伏在桌子上睡得很香，有一次看见周扬竟滑到桌子底下睡着了！夏义奎好不感动，周扬实在是太累了。
文化艺术工作头绪繁多，周扬首先选择那些对于开展普及工作最为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有影响的部门作为重点来展开工作。
在周扬看来，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莫过于电影，所以电影便成为文化部工作的第一个重点。建国以前，中国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革命的影片，解放区电影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充斥电影市场的是美国影片，约占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三。建国前后，先后建立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此外上海还有十几家私营电影公司。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基地的建立，确立了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国营厂的主导地位，对私营电影企业，人民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慎重的方针，在创作上鼓励他们逐步转到工农兵方向上来，在经营上则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予以有力的帮助，包括为他们提供剧本。
周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出影片，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他狠抓电影创作，花了很多时间看本子，与电影界的同志讨论电影创作，有时有的青年作家拿电影本子来找他，而且要马上读给他听，只要没有其他急事，他也欣然从命。有些片子，如《内蒙人民的胜利》、《荣誉属于谁》等，上面有意见，他就找电影工作者商量修改办法。既要保护作家，争取新片上演，又要按照各方意见修改，不被“枪毙”，颇费思量。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50年国营厂就有29部新片问世，私营厂也生产了约50余部。建国头几年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比较优秀的故事片，如《桥》、《钢铁战士》、《中华女儿》、《赵一曼》、《上饶集中营》、《翠岗红旗》、《新儿女英雄传》、《南征北战》等。私营厂也生产出一批比较优秀的影片，如《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我这一辈子》、《红楼二尤》、《腐蚀》、《两家春》、《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国营电影事业与私营电影企业一起共同打造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片新天地。新中国第一批故事影片的出现，以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新颖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感人的生活气息，朴素明快的艺术风格，显示了新中国电影的崭新面貌和强大艺术力量，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这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空前的巨大的变化。1951年３月在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总公司举办的“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展出了1950年三个国营厂生产的26部影片，周恩来总理题词赞誉这是“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txt小说上传分享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2）
另一项重点工作是戏曲改革。据统计，当时有剧目千种以上，剧种近百种，戏曲艺人约30万人。戏曲观众全国每天都在百万左右。周扬深深感到，戏曲改革与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也关系到广大艺人的生计，对旧戏主要是修改，禁演的剧目应越少越好。文化部一成立，就建立了戏曲改进局，由田汉任局长，杨绍萱、马彦祥任副局长，集中了一批有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戏曲工作者参与领导管理工作。周扬要求他们同艺人商量，尽快拿出一个戏曲剧目的审定标准。1950年5月，戏曲改进局下面成立旧戏编审委员会，复审旧戏。不久，周扬又同有关同志商量，把旧戏编审委员会改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有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老舍等作家、艺术家、专家及大区负责人共43人组成，周扬任主任委员，作为戏曲改革的顾问机构。周扬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戏曲改进委员会的任务是：审定戏曲改进局提出的修改与改编的剧本；就戏曲改进工作的计划、政策向文化部提出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在政治上提倡有益、允许无害、反对有害的原则，讨论了旧剧剧目的审定标准，认为对下列情形的剧目应加以修改，其中少量最严重者，应予停演：（１）宣扬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者；（２）宣扬淫乱与奸杀者；（３）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语言和动作。会议同时指出，审定工作必须注意神话与迷信、爱情与淫乱的区别。根据上述标准，会议对各地提出的认为应当停演的剧目逐一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停演了12出戏，这次会议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戏曲剧目的方针政策，为如何剔除传统剧目中的封建性糟粕确立了标准，为什么样的戏必须禁演树立了标杆。
周扬在戏曲改革方面抓的再一件大事是在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央及各大行政区、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戏曲改革工作干部、戏曲音乐工作者、各戏曲剧种的主要演员和曲艺演员共219人。周扬作为会议的主要主持人之一，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讲了戏曲改进工作的成绩，提出了戏曲表现现实生活的任务。他说：“京戏有它好的一面，就是比地方戏更细致、高级一些，同时范围比较广泛，带有全国性，这是它比较有成就的一方面；它不好的一面，是比较不能够反映现实，和更加脱离了人民，我想这是应该承认的。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权衡一下，那种戏有长处，就发挥它的长处，去其短处。……京戏则利用它比较完整的形式方面来表现历史。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民族形式变了，我们的演出也必然要起变化；内容一改，形式一定会变；只有经过这样的改变，才能担负起反映新的历史的责任。”周扬在这里表达了他对戏曲也包括京剧在内应与时俱进，表现现代生活的期望。周扬在讲话中还盛赞戏曲是人民的创造，人民的优秀传统，对民族艺术遗产表示极大的尊重，也对戏曲专家和名演员表示极大的尊重。他说：“今天我们所有的艺人都是精神劳动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可爱；……今天我们尊重所有的艺人，更尊重我们戏曲界的老前辈、专家；谢谢他们保存并发展了我们几千年来丰富的戏曲遗产；现在我对我们予人民有很大贡献的戏曲文艺专家们有个要求，就是请你们把宝藏在脑子里的丰富的传统，用书面把它写下来。如果自己忙不能写时，可以口述叫人写下来，或直接给我们戏曲学校的学生上课，以便永远把它保存在人民的心目中，不要让它消失了，如果消失了，那对人民的损失是很大的。”（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中文系联合大队合编：《彻底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周扬把艺人看做是“精神劳动者”，“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可爱”，同等看待，这同周恩来在文代会的报告中对文艺工作者看法完全一致。
15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铺基开路（3）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也成了周扬的一条严重“罪行”。 〖HS（4〗〖HT4，4”H〗〖JZ（〗戏曲改革“五·五指示”和政策“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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