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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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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的成绩和问题都与周扬有关。周扬写于这时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表现了他的文艺思想的针对性、深刻性、丰富性、多面性和包容性。他在连载于1941年7月17日至19日《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中说：“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的‘美即生活’的有名公式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有了生活，不一定就能写出作品；作品中写了生活，也还不一定就是好的作品。因为文学的任务，不只是在如实地描写生活，而且是在说出关于生活的真理。”他非常赞赏王国维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论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周扬认为，艺术，简单说来，就是体现思想于形象。“有形象，才能够写，才有生气；有思想，才能观察，才有高致。”“高致，在创作家主观上来说，是一种澄清如水，洞察万物的心境。”“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都是能够保持一种心境的平静的。他们用血肉和生活搏战过来，辨识了生活的每根纤维，直探了它的心脏，掌握了生活的全部规律，所以在任何变化面前都能从容自如。”“人愈是生活丰富的，愈能取一定的距离来看生活；愈是情绪饱满的，情绪愈不外露。
真正出色的作家，他不是随意抓到一件什么事就来写，一有感触就发泄无余，他要搜集无数生活的事实，从它们里面提炼出精粹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贯注在它们上面，一直到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为止。记得有个什么作家关于创作过程仿佛曾有过类似这样的比喻：一大堆潮湿的干草垒在那里，里面有火在潜燃着，却烧不出来，尽是在冒烟，这样酝酿又酝酿，于是突然一下子，完全出你意外地，火从里面着出来了，火舌伸吐着，照得满天通红。这个火就是融化了客观的主观，突入了对象的热情。借用王国维式的表现法，叫做‘意境两忘，物我一体’。这是创作的最高境界。”（《（周扬文集》第1卷第327、328页）这些生动深刻精彩的论述表明，周扬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他是深深地懂得艺术创作的规律的。他的结论是，做一个作家，首先当然要有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而要获取这，就必须付出长期地专一地刻苦地学习的代价。”（同上，第329页）这样的思想认识，同他在鲁艺注重技术的提高是完全一致的。 。 想看书来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4）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近一年之前，周扬在这篇文章中就对文艺界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矛盾”应如何对待的问题。他说，作家来到延安，“处身在他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中了，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作家走着他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和那生活的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有时他觉得生活还远落在他理想后面呢，他停下来，微微觉得失望；有时生活却又实在跑过他前头去了，有一种什么旧的意识的或习惯的力量绊住了，他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生活的不能协调。”（《周扬文集》第1卷第334页）
周扬一方面殷切期望作家们打破自己的生活圈子，和新生活打成一片，解决与根据地这一新的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说：“延安也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象。”“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而且并不是说整个延安），就以为是他在反对着我们了。”
“小小的意见分歧，习惯不相同，一时的个人心情不好或感情冲动，这些都不应当提到原则的问题上去。”（同上，第336页）他主张作家走出窑洞，到老百姓中间去，多体验实际生活，参加一点实际工作，更广泛地、多方面地、深入地从日常生活上去和各种式样的人接触，和他们做知心朋友，是一定会有益处的。至于写什么，则完全是作家的自由。“在题材、样式、手法等等上必须容许最广泛的范围。
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同上，第338页）这样一种广阔宽厚的襟怀，同他在鲁艺的倡导的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回想30年代，那时周扬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文艺家曾对“创作自由”胡批一气，如今他也力倡“创作自由”了，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 “提高”是对的，但不该“关门” 经毛泽东精心审阅修改过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表达了周扬对民族形式问题的全面的系统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周扬是较早地将民族形式问题同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将它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理论家之一。他说：“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旧形式当作认识中国，表现中国之一个重要部分，把吸收旧形式中的优良成果当作新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源泉。”“离开现实主义的方针，一切关于形式的论辩，都将会成为烦琐主义与空谈。”（《周扬文集》第1卷第301、304页）周扬在这篇文章中辩证地阐明了利用旧形式与发展新形式的关系。他说，利用旧形式不但不放弃而且仍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利用旧形式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成，而且正是以实现后者为目的。“利用旧形式也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保存旧形式的整体，而正是要在艺术上思想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周扬文集》第1卷第295页）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努力接近大众但还不够大众化提出了批评：“有些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相貌服装虽还是中国的，但行动总显得有一点矫作，谈吐也不很自然，他和我们仿佛总有一点疏隔，他不是我们的亲兄弟，亲骨肉，在他身上总好像缺少一点什么。原来他少了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我们的作家太纠缠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太沉溺于外国作品的世界了。他接触老百姓太少了，看自己的中国看得太少了。”（同上，第299页）周扬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对文艺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使进步文艺与落后的农村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因此，绵密认真地去观察、研究、反映他们的观念、见解、风习、语言、信仰、趣味等等，就成为现实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责任。他主张：“一面尽可能利用旧形式，使之与大众化的新形式平行，在多少造就大众的欣赏水平中逐渐提高作品之艺术的质量，把他们的欣赏能力也跟着逐渐提高，一直到能鉴赏高级的艺术；另一方面所谓高级的现在的新文艺应切实大众化，一直到能为一般大众所接受。”这两个方面“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发展，一直到艺术与大众之最后的完全的结合”。目标和路线是“为文艺与现实之更接近，与大众之更接近，以达到更高更完全的民主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中国文艺之建立”。（同上，第303、304页）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5）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12月，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党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4月3日中央发出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整风的决定，同时发出总学委会的通知，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
就在当天，鲁艺召开了扩大的院务会议，布置整风和检查工作。周扬在动员会上说，鲁艺的同志与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某些地方是脱了节，好像坐在碉堡里空想着培养提高，实际陷于空虚。
他要求大家不要轻视工农，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积极投入整风，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
5月30日，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刚刚一周的那一天，毛泽东来到鲁艺，在周扬的陪同下，信步来到院内的篮球场上，在全院师生的热烈的掌声中，以他惯有的幽默和风趣再一次发表了亲切动人的讲话。他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的。戏里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所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他说，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尔盖那个地方，长得有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尔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泽东还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
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转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66－367页）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鲁艺的整风学习，问题更集中到审查鲁艺的教育方针及实施情况上来。人人都在思考：路怎么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游离于实际斗争生活？以往的平静打破了，各个系都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辩论，也有的在作检讨。
8月，鲁艺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周扬作了总结报告，9月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题为《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文章说：“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串于从教育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关门提高’四个字出色地概括了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在这里主要表现在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出了关门提高的错误。鲁艺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注重技术学习也是对的，但鲁艺是一个革命的艺术专门党校，艺术性与革命性必须紧紧结合。艺术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标榜现实主义是对的，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却多少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因而不正确的理解，由此招致了技术学习上的偏向。这些便是方针错误的理论根源，我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周扬文集》第407、411－412页）周扬在文章中还说，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自己的错误是，一、没有认识到就整个文化工作来看，普及是第一位的工作；二、没有认识到就提高工作本身来看，提高必须有普及做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10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6）
他沉痛地说：“对于我们，除了为工农的艺术，除了向工农大众去普及这种艺术与根据这种普及的基础而加以提高，还有什么第二个方向、第二个任务没有呢？再也没有了。”（同上，第413页）
周扬发表于1944年1月16日《新华日报》的《论艺术教育的方针》一文，再次谈了自己通过整风对艺术教育方针问题的认识。
他说，艺术教育方针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从客观实际出发。过去艺术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穿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主要表现提高与普及、艺术性与革命性的分离上。
总而言之，周扬在整风中检查了鲁艺教育中严重存在强调专门化、正规化、脱离实际的现象，说鲁艺必须进行改造，其中心就是与客观实际直接而密切的结合。鲁艺在延安和整个解放区文艺界影响很大，整风运动开始较早，搞得又比较好，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一时成为风气，文艺工作者纷纷到前线去，到农村去，决心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创作出为工农兵所欢迎的好作品。
40年过后，经过了“文革”，周扬在总结我们党办学经验的时候说，我们有过两种经验。一种“关门提高”，毛主席在延安讲话时批评过的。“文化大革命”后，又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倾向，就是“开门办学”。他认为，“关门提高”不对，不对不在提高，而在不该关门；“开门办学”，开门是对的，而不办学，连以学为主都不敢提了，那就不对了。开门要办学，提高不关门，这样就可以了。过去鲁艺的经验不都是错的，不提高就不行，不提高就落后。（周扬：1979年２月９日在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鲁艺的物质生活情况，也值得一说。毛泽东多次谈到延安整风和生产是革命的两个中心环节，他说：“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３卷第339页）鲁艺师生响应党央的号召，开荒种地，放羊喂猪，纺纱织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终于过上了比较丰足的生活。程远是当年鲁艺的一个学员，他这样回忆说：“毛主席1942年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扬院长贯彻这一指示，在鲁艺办了自己的农场、牧场，羊成群地在山上放牧，猪满圈，蔬菜一大车一大车向学校院灶房拉，生活相当好。每日三餐，香甜的两干一稀的小米饭（早点小米粥，午饭和晚饭都是小米干饭）。讲师、教授们吃小灶，天天有肉吃；我们学员每隔一天一顿肉。
每个星期天会餐，吃肉吃馒头。有一位陕北米脂县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学马尊说她们家里生活也没有学校好，没有天天吃干饭，也吃不到那么多肉。何其芳老师陪同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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