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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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纫郧致缘墓依囱裕幕换倜穑幕乇淮莶校幕嗽馐艽蚧鳎泄绱耍靼嘌酪踩绱恕Ｔ俅忧致怨纯矗幕彩遣坏梅⒄沟摹Ｂ砜怂妓倒蛊人褡宓拿褡迨敲挥凶杂傻模致怨抑挥刑脱绲鹿Ｒ桓龉绲匙骷宜担崞鹞幕揖鸵纬鍪智估矗≌庠跄芸刮幕褂惺裁次幕∶挥凶杂桑幕突崦鹜觯蛭幕撬枷胱杂傻慕峁Ｇ致怨挥衅燮⒅挥小致缘奈幕峁澜缥幕挥忻鹜觥Ｒ虼巳澜绲奈幕纾乇鹗侵泄奈幕纾紫纫鹄聪煊θ澜绲姆辞致栽硕Ｎ乐泄奈幕氛！泄辞致栽硕皇侵皇怯斜Ｎ乐泄幕囊庖澹币舶斜Ｎ廊澜缥幕囊庖濉！保ā斗辞致栽硕褪潜Ｎ牢幕硕罚�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边区文化”）。
　　1938年2月21日，延安“文协”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血祭上海》一剧。到会的有30余人，周扬在会上有个重要发言，见诸报端的约有500多字。他说：“批评不能单凭印象，印象不常常靠得住。应该客观的从下面各方面来看才对：一、观众是否欢迎；二、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三、一般的倾向是否现实的。根据这三个条件应该给予这剧以较高的评价。一、这剧获得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二、这剧是在极困难的技术条件下于短促的时间写成与演出的；三、一般的倾向是现实的，不管是否能好好地把握住现实，但正因为这戏已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赞贬，批评就应当严格一点，找出成功与失败的要素。这剧的缺点：一、‘一二八’各界民众反日斗争，这个中心主题没有把握牢，没有正确地发展起来，恋爱的穿插占了主要的地位，使主题模糊和多少走入岔路了。带上半团圆主义和传奇性。人物没有活跃的个性，离典型也很远。脸谱主义是相当存在的。最后我说一点，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艺术不只表现人物做什么，而是表现他怎么做。要人物行动很正确，说话很正确，那是容易办到的，问题是要表现出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凭怎样的身份，那样动作，那样说话。假如没有前面的条件，最正确的行动和说话也会成为不真实的。”（1938年4月1日《战地》）
　　周扬等人的到来，给陕北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带来了一派新的发展景象。据艾思奇回忆，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只会唱一支《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才发展起歌咏和戏剧活动。在他们到达延安后的一年中，戏剧界的张庚、崔嵬，画家丁里、江丰，小说家刘白羽、萧军，著名教授何思敬等先后来到延安，同原先已在延安的文化人一起，使延安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活动很快地就发展起来了。
　　周扬作为教育厅长，在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力气。他认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治本的办法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在这方面，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措施，他都有不少建树。田瑜回忆说：“由周扬署名发出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关于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指示信和通令，现在搜集到的就有八个之多。……1938年6月，周扬主持的教育厅编印了一本《社会教育概论》，阐述了社会教育的三项内容：一、文字教育：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二、政治教育：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识，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三、娱乐工作：给群众以正当的娱乐，消除疲劳，在娱乐中并施以文字、政治教育。在这本书中还阐述了怎样办俱乐部，对其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1939年，边区各县大都成立了民众教育馆，作为为抗战服务的社会文化教育机关，成为建国以后新型文化馆的雏形。

8　初到延安（4）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发起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创立缘起”说：“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同时发布“成立宣言”。鲁艺的教学方针由###拟定，经中央书记处通过。规定：“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设音乐、戏剧、美术三系，修业期限为9个月，包括中间安排有3个月的实习。正院长暂缺，沙可夫为副院长兼教务长。
　　周扬作为该院的一位教授，主讲《文艺运动》、《艺术论》。1939年11月28日，鲁艺正式宣布：新任院长为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
　　不久又任命宋侃夫为政治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从此，鲁艺的工作一直由周扬主持。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领导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为促进新的人民文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时的周扬，心情格外舒畅。他感到，一切都比他来之前所想象的还要好，要好得多。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党中央、毛主席对他是理解的、信任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同志们对他的关爱、教育与帮助，处处使他感到党组织的温暖，有一种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神圣事业的使不完的劲头。　毛泽东谈两个口号论争　周扬最大的一块心病是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对他的批评。这里的人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怎么看，他不能不关心。还在他到达延安之前，1937年5月间，这里的中国文艺协会就曾召开过两次座谈会，研讨两个口号问题。到会的有七八十人，丁玲任主席。根据丁玲的建议，由文艺理论组的负责人李殷森（朱正明）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报告。李在这一年的秋天回上海后写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记述他报告的内容是：一、联合战线论；二、检讨两个口号的论争；三、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文章中记录了他当时的论点：“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末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都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要‘大众’的联合，而且是要联合非‘大众’的资产阶级、地主以及甚至军阀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联合战线或整个的联合战线的阵营是这样的广泛，而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却是如此的狭窄，那末这个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一口号在目前确是不适合的。”他在文章中还介绍了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的结论：“最后，由中央局吴亮平做了结论。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当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是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9页）这个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党中央以及延安文艺界当时对两个口号之争的看法。这些情况，周扬来后想来是会知道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8　初到延安（5）
一年之后，即1938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徐懋庸时，就两个口号的争论发表了系统的意见。这次接见是应徐懋庸的请求安排的。他是在转眼之间由鲁迅器重的红人变成攻击鲁迅的罪人，顶着沉重的社会压力，失去任何组织关系的情况下，辗转来到延安，投奔革命的。
　　他一到延安就请求向毛泽东汇报“左联”的情况，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毛泽东先派秘书找徐了解“左联”情况，然后亲自听取徐汇报了一个半小时。毛泽东听后讲了如下几点意见：一、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论争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事，前途是光明的。（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2页）
　　毛泽东的这番话，解开了徐懋庸思想上的疙瘩，放下了包袱。
　　他从此到“抗大”任教员、研究室主任，开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
　　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也驱散了两个口号之争留在周扬心头的阴影。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到延安之后，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同自己谈这个问题，看来，从毛泽东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谁也没有把“国防文学”的口号当做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鲁迅的确伟大，应当尊重他，向他学习，自己在这方面确有不对之处。如果说，两个口号之争曾给他心灵深处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的话，那么，现在终于雨过天晴，烟消云散了。他现在所想的就是，如何跟着领袖毛泽东，在延安这块明朗的蓝天上，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情，谱写一曲新的壮美的乐章。
　　当时中央曾打算总结上海文化运动的经验，并讨论如何发展全国抗日文化运动，张闻天为此曾两次致电冯雪峰到延安来商讨。此时，冯雪峰因随党中央代表团（本人不是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不满于商讨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认为这是向国民党投降，同博古吵翻了。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一气之下跑回浙江义乌“隐居”去了。（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４期）这个浙东的年轻人也是这么一副倔脾气，拒不应召前来延安议事。不知冯雪峰这位理论水平出类拔萃的“老革命”后来有没有“一失足成为千古恨”之感。那时的周扬也没有想到要中央为两个口号之争做个结论。他们谁也不曾料到，在日后的岁月中，两个口号之争竟然会几次三番地被提出来，作为一件天大的事情，首先是给他们两位，同时也给其他许多人带来沉重的灾难。
　　须知，毛泽东对解散“左联”、两个口号之争的看法，还有另外一面。萧三回忆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在批判王明路线的时候，1943年10月底，我曾在枣园向毛主席报告：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王明逼我、另一驻国际代表（按：即康生）和我长谈，给了我以‘理论基础’之后写回上海的。毛主席这才知道：‘啊！
　　还是你写信的呀！那就是要和解散共产党差不多……那就是和‘中联’‘右联’一起搞喏！’停一会儿又说：‘反帝而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萧三：《我为左联在国外作了些什么？》）毛泽东的这一看法，为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折腾，埋下了伏笔，留下了遗患。
　　有道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当年，在历史转折关头，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在政治目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形成对立的局面，自家人和自家人打了一场。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20年之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冯雪峰不幸落马，又旧事重提，自家人不认自家人，把冯雪峰狠批一通；30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路线斗争”，老账重算，视周扬为实行王明“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敌人，批了10年之久，闹了个天翻地覆，斗了个一塌糊涂。奇怪的是，在把鲁迅奉为“文神”
　　的情况下，对鲁迅等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值得珍视的提示却仍旧无人问津。江青等人恶性膨胀，竭力主张“写（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说什么这是“时代的要求”、“阶级的要求”，文艺创作的“主要任务”，妄图把文艺纳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轨道。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走入歧途，世称“阴谋文艺”，文坛陷入了更大的历史迷雾之中。
　　

9　窑洞灯火（1）
主张“生活是第一义”，提倡“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
　　周扬一家到延安以后，开始住在安塞。那时，这里还很荒凉，常有野兽出没。他们全家住在一个黑乎乎的窑洞里。生活条件是很差的，他们家最高级的“奢侈品”，大概就是从上海带来的那只柳条箱子了。周扬的女儿周密回忆说，她那时大约三四岁吧，柳条箱的盖子成了她的床，靠在大人们的床边。“每次我爬过大床躺到自己的‘窝’里去，都感到这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周密：《一个延安孩子的回忆》，《忆周扬》第100页）那时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苏灵扬在抗大、党校学习，很少回家。周扬在教育厅工作繁忙，回来又要照顾幼女，做家务活，确实也够他受的。周密回忆说：“那是冬天，爸爸在屋里生火，或因柴火湿或因灶难烧，也可能是技术不行，总之，搞得满屋是烟，满地是草木片。他自己头发上沾着几根草，眼睛熏得通红，几次叫我到院里去，可我赖着不走。后来，大概是屋里的火没有生着，他的肝火上升，一把把我抱出门外，我又坚决地跑进去，于是他把我提到院中间一条长凳上按住狠狠揍了几下屁股才算了事。我自小顽皮，脾气又倔，挨妈妈打是家常便饭。可爸爸这辈子只打过我这一次，我倒记得清清楚楚，成了我最早的回忆。”（同上）
　　就是在这样黑黑的窑洞里，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在夜深人静时常常可以听到远处传来阵阵的狼嗥声中，周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闪光的文字。
　　周扬思想敏锐，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思考，善于向他人的长处学习，善于从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