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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甲午年的中日海战:首败-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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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在痛苦中的两难抉择，最后他在删稿旁边又将这六字重写一遍，并且重重地加上圈点。
福泽谕吉似乎没有这样的痛苦，他有的是更深切的担忧：“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
福泽由此相当自负地说：“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73岁的徐继畲时间不多了，1869年他告老辞官，4年后在家中去世。福泽谕吉则正当壮年，他在惨淡经营中于1871将义塾扩充到30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绵延至今的庆应义塾大学仍然有着福泽谕吉的身影。
一本书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吗，两本呢？三本呢？
现在来看看这些有资格被称为“国家之书”各自的命运，在徐继畲开始编著《瀛寰志略》的时候，另一本时代巨著《海国图志》已经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这是一部大书，但显然只限于在上层精英社会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经不习惯读禁书的守旧派们仍然对此横加指责，结果此书只印刷了1000册左右。
甲 上兵伐谋（6）
8年后，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此书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日本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
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的老师，在读到此书后拍案叫绝：“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由是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
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22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但吊诡的是，这些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所涉及的书没有一本销量超过1000册。当时最流行的书是情色小说，传奇演义。再看一本书，《几何原本》，这是由官方刻定的科学书籍，只有100本。
后来，《海国图志》竟然在中国绝版了，这令日本人盐谷世弘也为之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
此时的日本，福泽继续写着畅销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
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
“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说，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布日本要与韩国和中国两个相邻千年的朋友绝交，因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日本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必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向东亚扩张。后来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衣钵，并把它操作起来。
他译著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60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福泽谕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但他却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日本人在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强盛的日本正来自于这个平民，而不是天皇。
徐继畲逝后三年，郭嵩焘于1876年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甲 上兵伐谋（7）
“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焘按照其时的积习，将旅欧时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这看起来有点像福泽谕吉的《西行记》，事实上也一点不逊色于前者。
应该说，郭嵩焘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不错，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官员了解情况，当时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就此将书刻版付印。但是没想到还是有许多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责骂此书败坏风气，其时户部一位名为李慈铭的官员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此所为顽固派惯有的反应。
跳脚的自然并非李慈铭一个人，有清一代涌现出无数读书读傻了的清流们。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通奏折，光绪皇帝最后居然下令销毁书版（板）。
一本又一本的国家之书，不见于庙堂，不见于民间，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飞烟灭。一个本可以挽回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坠落了。
此后一年，曾纪泽游历国外归来，在香港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可惜的是，一两个人的醒来终究变化不成一个国家的醒来。
还要再等三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才“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部“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图集”，此时已经出版了近半个世纪。
那些迟到的书和先进的人跌入历史的黑洞中，无言长叹。150年后，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书成了古籍。有一个名为钟叔河的人将这些书收拢来，编著成《走向世界丛书》，居然立
刻洛阳纸贵，许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书，那曾经沉寂过的文字居然又一次让年轻人们感受到“那个禁锢封闭时代的一股新鲜之风”。这些书从此改变了又一代人的命运和走向。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幸运？
狂想主义的执行者
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猎物一样成为日本人的靶子。
吉田松阴、福泽谕吉这样划时代的人物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这个岛国上早就有人想这样做过，那个人就是被视为日本武神的丰臣秀吉。“……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1583年，在统一日本后丰臣秀吉就发出了如此狂言。此后丰臣秀吉更产生了“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的念头。
在冷兵器时代，丰臣秀吉的野心显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他三次出兵朝鲜，最后落得大败而归。终其一生，连鸭绿江都没跨过。但是丰臣秀吉最狂妄的一个梦，延绵百年，成为后世日本人都欲实现的春秋大梦。
并河天民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
过了100年，这样的大日本梦想接连不断地出现在日本人头脑中。佐藤信渊，一个学过医，做过幕僚，当过私塾先生的地理爱好者在49岁的时候开始漫游日本，或者在漫游的过程中他对日本的地理局限性感到了不满。
这位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只是一个博物学者的普通平民却在1823年写下了《宇内混同密策》，讨论日本未来的出路。当然，他的思路又和他的前辈们接上了：
甲 上兵伐谋（8）
“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
舌，衣冠诡异之徒，渐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
不能不令人惊讶，他的理由是：“在当今万国中，土地最为广大、物产最为富饶、兵力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支那，而由皇国征伐支那，如果机制得当，不过五七年间耳，其国土必土崩瓦解矣，故皇国要攻伐他国，必以先并吞支那为起始也。”
佐藤信渊入侵中国之梦，已经不再是意淫之论，而是有相当详细的攻略之策。他认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
虽然用5到7年攻并中国的梦想佐藤信渊并没有看到，但此后日本的攻击线路将一直遵循佐藤信渊的蓝图。
幕府谋士将图谋中国作为其万久之策，倒幕派有着同样的梦想。吉田松阴狱中不忘东取之路，而与他同时代的桥本左内亦坚信“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这不是一个人在狂想，一个民族的思想者、行动者、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将中国视为必取之地，竟谋算积百年之久。明治群英就在这样的熏陶中开始了建国大业，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无一不是此类衣钵的继承者。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后来戴季陶在他的《日本论》里不无感慨地说。
狂想终究是狂想，最终的执行者已渐渐露面。
山县有朋在20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其老师吉田松阴的口中听到了未来的攻略设想。他自号“素狂”、“言雪”，是一个典型的武学狂人。
在1864年的下关之战中，高杉晋作在马关功山寺以80人起义组成奇兵队，出身贫微的山县有朋表现相当凶猛。但由此也见识了西方军队的炮火之犀利。明治功成后，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等人一同出洋考察，在伊藤将目光专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时，山县有朋却对西方的军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870年8月3日，从欧洲归来的山县有朋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在一个多小时的奏对里，他长跪在地，尽述己见。25天后，山县有朋升任兵部少辅。一年后主持兵部，着手创建了日本陆军体系。
同一年，一手创建淮军体系的李鸿章凭借赫赫战功荣升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25年，成为清朝任期最长的直隶总督。这也是李鸿章与日本打交道的开始，他在这一年接待了来访的日本公使柳原前光，开始商谈两国的修好条约。最初开始轻视日本的李鸿章稍后便发觉，“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山县有朋在中日订约后的第二年，即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要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与日本的狂想前辈们不同，山县有朋开始了其卓为有效的准备工作。这一年，他制定第一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到甲午开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被称为“皇军”。
从这一年开始，日本陆军进入山县有朋时代。他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准备大规模侵略亚洲大陆。1880年三县有朋派出数十名将校军官考察中国军事，最后三县有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兵是富国的根本，增强军备优于一切。
1886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艘主力舰在日本的港口维修，巨大的战船震动了日本。但李鸿章的威慑之意图，更加刺激了山县有朋等人的决心。山县再次派人到中国调查军备，日本的间谍将详细的中国军队防务报告回去。1887年日军本部拟订了《征讨清国策》，并认定以5年准备期可乘机出击攻打中国。
1890年，山县有朋的同学，同为松阴门下的伊藤博文卸任内阁总理时，不遗余力地推荐了山县有朋接任。山县有朋已经完成了对华作战的全部准备，现在大权在手，只欠东风。但是李鸿章在这10年间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仍是一个巨大的海上压力。
山县有朋将重心转向海军，这一次甚至出动了天皇。这一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日本的军官全部都实行捐款，每个月捐款都捐到所需经费的15％。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
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4年间，日本军费
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其中1893年达到32％。
有必要再把目光转回来。
1891年初，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病逝，他的旅英日记的遭遇尚不足以
说明这个国家的没落。但他死后的遭遇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考虑过改变。郭的旧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奏请朝廷，鉴于郭的学行与政绩，希望朝廷给他立传赐谥。
光绪皇帝的批复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因为他写了那些引起争议的书，或者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相当负责任地将情报汇报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于是引来了一堆批评者。因为一本有争议的书，他死后连立个“牌坊”的资格都没有。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894年终于来了，倒计时结束。朝鲜的内乱给磨刀霍霍等待和中国决一胜负的日本一个极好的开战理由。日本间谍提供的一份情报说，慈禧太后正在庆祝自己的60大寿，清廷没有任何应战准备。为了这次万寿大典慈禧总共挪用了海军的1400万两白银，以致北洋海军连更换装备的钱都没有。
那还等什么？日本的陆军与海军即刻出发。
乙 和尚的理想（1）
1870年秋，李鸿章来到天津。这是他一生辉煌的开始，也是他此后耻辱的开始。“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
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
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之大变局也。”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意识到他面临着的世界是从未有过的世界。
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接待了一位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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