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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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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元老（11）
张国焘提出了一个党外合作的方案：即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推选孙中山为主席；委员会中，国民党人数可以比*人数多一倍左右。
马林与张国焘都是极为自信的理论家。他们口若悬河，针锋相对。马林搬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强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应该按照组织原则接受上级的指示。张国焘指责马林假传圣旨，列宁当面跟他说过，国共两党可以合作，并没有指示一定要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
张国焘的指责极大地动摇了马林的权威性。与会者一再追问党内合作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马林自己的见解。
马林气得胡须发颤，差点跟张国焘动起手来。
其他的人纷纷参与论战，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等人都不同意进行党内合作。他们列举了许多理由：国共两党阶级基础与目标宗旨不同；国民党外联美国，内联张作霖、段祺瑞，与*反帝反军阀的政策大相径庭；国民党成立虽早，但始终无明确党纲，一般民众视它为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加入国民党可能导致*丧失独立性而沦为附庸。
争议的焦点在能否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上。
在两派相持不下的时候，李大钊发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一定会丧失独立性吗？”
张国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李大钊又问：“参加国民党，如果是去做客，无疑是被动地跟着人家转，但如果是去做主人呢？”
陈独秀似有所悟。
李大钊说话保持着在北大时的授课风格，温声细语，不疾不徐，观点鲜明而表达生动：“据我观察，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懈，就像一个宽敞的房子，由于经营不善而门前冷落。进不进这座房子是一个问题，进到这所房子里来是做客人还是做主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抱着当主人的态度进这所房子，只要我们遇事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就不会丧失所谓的原则性。与其局缩于工运的狭窄领域暗自神伤，还不如驰骋于统一战线之中大展拳脚！”
一语惊醒梦中人，陈独秀有条件地表示同意：“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但我们也有服从的条件，即只有在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入党仪式，根据*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之后，我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有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
马林听了陈独秀的发言，高兴地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是要取消国民党繁琐的入党方式。”
由于张国焘屡次反对自己，马林在随后的议程中提出一个关于反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的议案，指责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反对陈独秀。这不仅让张国焘大吃一惊，陈独秀也感到诧异。
原来在“二大”期间，*中央为秘密*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修改宣言时参考。张国焘所主持的一个小组，成员均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
“二大”闭幕后，张国焘这个小组仍然照常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劳工问题，有时也议论一些政治问题。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在这个小组中进行多次讨论。马林的中文翻译张太雷将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给陈独秀，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之中，为什么普通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了？”他认为，中央的政策尚未决定，基层小组却在进行公开讨论，这有建立另一中心的嫌疑，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非正常“小组织”活动。
建党元老（12）
这就是所谓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的由来。
马林的提案令张国焘大为愤怒：“我不想辩解些什么，因为真相不言而自明。他的指责不仅是缺乏修养的，而且是荒谬的，缺少事实依据的，这是一种压制反对意见的政客手腕！”
蔡和森、高君宇支持张国焘的发言，反对马林无中生有，陈独秀、李大钊也不同意就此作出决议。马林提案未能获得通过。
就在*党内就如何进行国共合作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孙中山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最惨痛的失败。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一手扶植的陈炯明发动叛变，指挥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逃离广州，于8月14日抵达上海。
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拜访孙中山，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孙中山热烈地表示：“欢迎*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还同意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等入党仪式。
张国焘虽然不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但最后在组织上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西湖会议后，他先后到北京、武汉、长沙向当地党组织传达*“二大”和西湖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期间，他会见苏俄政府代表越飞，谈了对中国时局、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看法。9月，张国焘回到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张继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张国焘与马林的恩怨没有结束，在“三大”上他们又重新开战，主题仍旧是国共合作问题。
1923年1月下旬，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作出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据此，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
考虑到张国焘是死硬的反对派，一直反对党内合作的方式，马林在会前找张国焘做工作，解释共产国际决议的基本精神。
“共产国际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能以取消*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而你却想将*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真理是在你这边，还是在共产国际一边？”张国焘又把马林与共产国际分开。
“提出这样的问题证明你对我有偏见。我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我的解释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原意。”马林严肃地逼问道：“你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
“我向你郑重声明。”张国焘逼得无路可退，索性强横到底：“*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反对意见的。作为中央委员，我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还希望你将我的意见报告给共产国际。”
两人不欢而散。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40人。当陈独秀、李大钊走进会场时，代表们发出惊喜的呼声。这是南陈北李共同参加的惟一的一次党代会。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正式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西湖会议中的一些分歧点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代表们围绕对国民党革命性的认识、共产党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展开了更大范围内的辩论。
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调门最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还是进行工人运动，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和农民，共产党和工农加入国民党，就失去了独立的阶级力量，无异于把工人运动推向国民党的怀抱。
陈独秀、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在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改造国民党，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走向胜利。
南陈北李的态度影响了大多数代表的态度，张国焘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
瞿秋白好心地劝道：“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国焘同志，你认为哪种方法更好呢？”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张国焘特意重复一遍，加重语气：“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因为‘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我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党内合作是当时惟一能够被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合作方式。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
选举结果令张国焘颜面扫地。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他仅得到40票中可怜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摔得最惨一跤。
张国焘是*早期的“不倒翁”，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呻吟之后还会站立起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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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深深（1）
这个秘密隐藏了半个世纪，如果不是建国后解密的敌伪档案大白于天下，谁也不知道享誉全党的“铁狱硬汉”竟然有过变节行为。
1923年是张国焘失意的一年。
落选中央委员之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年7月，*上海地委兼区委进行改选，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被编在第二小组。
9月，他奉调到北京，负责编辑《工人周刊》，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张国焘郁闷不乐。尽管又重新回到了恩师李大钊身边，尽管北京党组织里都是老熟人、老朋友，但是，他仍然对工作采取了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
1923年秋，维经斯基奉命赴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他的关照下，张国焘的处境开始好转。经李大钊引荐，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推选张国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也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在张国焘路经上海时，他说：“特立，我有一个想法，准备提名你与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几位同志组成指导小组，协调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
“恕难从命。国民党一大的会议我参加不完，中途还要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张国焘高傲地回绝了：“另外，我对*党员担任国民党党部的高级职务并不赞成，也不适宜代表中央行使指挥权。”
虎死不倒威，他仍然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开会期间，他像好斗的公鸡，经常主动挑起争执。
会前，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北方代表，把他的《建国纲领》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先生，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义、五权宪法以建设*。’”张国焘发难道：“请问，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容许其他党派存在？”
孙中山不想与他争辩，他的秘书长叶楚伧代为回答：“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各位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他言外之意是张国焘根本未读懂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张国焘自讨不趣。
不久，苏联政府和苏共驻广州常任代表鲍罗廷在住所召集*代表议事。张国焘又提问：“我有一个疑问想向您请教。在国民革命中，应不应该允许其他革命政党独立存在？”
“这不是一个辩论的话题，而是我们努力的工作任务。”鲍罗廷觑破张国焘的意图，进一步回答道：“如果*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许多*代表对张国焘好斗的性格有意见，说：“现在是国民党办喜事，你不要提出这些煞风景的问题。”
李大钊劝道：“你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了，就足够了，不必没完没了。”
张国焘还是不服气，特地找到内定即将正式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为难他：“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你又跨有共产党的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他的潜台词很清楚：你兼跨两党职务，准备对每一个党尽忠？也许你对两党都不忠诚？
谭平山轻松地说：“我担任这个职务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
在那段时间，张国焘到处找人辩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冷场，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戏称他为“专泼冷水的人”。
歧途深深（2）
国民党“一大”期间，毛泽东像一颗彗星跃上政坛，他的远见卓识、活动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青睐。陈独秀多次在党内不加掩饰地表示对他的欣赏，表扬他领导的湖南区委，后来还调他到中央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毛泽东的才名和宣传部集中了沈雁冰等众多才俊，宣传部被国共两党誉为“人才内阁”。
愈感沮丧的张国焘没等大会开完，便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也许只有姣好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能够带给他一丝温馨。
张国焘于1923年岁末与杨子烈结为夫妻。
杨子烈，当时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枣阳县（今枣阳市）一个书香之家。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是董必武、陈潭秋的学生，后因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赴北京，就读于法政大学，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11月，因抗议艺专教务长的生活作风问题，愤而从艺专退学。此后，她担任了《新国民》杂志的校对和发行工作，并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居住。在这里，她结识了张国焘，双方渐生爱慕之情，最终结为伉俪。
不幸的是，迎接张国焘、杨子烈的新婚礼物竟是牢狱之灾。
1924年5月13日，*汉口地委秘密机关被反动当局查获，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其中包括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的张国焘。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铁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0日下午，李大钊通知张国焘：“据可靠消息，北京军警准备进行全城搜捕，你赶紧到办公室和住所把文件收拾妥当，然后躲起来。”
张国焘处理完文件，回到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的住宅，已是深夜11点。他心存侥幸，认为这么晚了，警察不会找上门来，于是安然入睡。
京师警察厅21日凌晨动手搜捕。侦缉队按图索骥，先到铁匠营21号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搜查，逮捕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然后转往杏坛学社，将正在睡梦中的张国焘和杨子烈抓获，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信函多件。
在侦缉处，张国焘遭到野蛮的审讯。先是双脚被套上一副九斤重的铁镣，双腿跪在一堆布满倒刺的铁链子上面。接着是杠压、鞭打。他受审的情况，5月28日的上海《申报》曾有报道：“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的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未得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侦缉队审讯了3天，没撬开张国焘的嘴巴，遂于5月25日将张国焘移送京师警察厅继续审讯。
在警察厅，审讯人员问：“报上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
张国焘说：“我叫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今年28岁，文书职业。”
审讯人员又问：“张特立是不是你的别名。”
“不是。我没有别名，只有一个小名，叫天师。”张国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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