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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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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辉谑保揖痛赫写稹�1920年，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①。
正是由于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主义的中心，又由于图书楼涂着红色，这里被师生们称为“红楼”。
张国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红楼里。他贪婪地阅读着社会主义的书籍，如《*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外，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也有过一些涉猎。
中国进步青年热切地追寻着欧洲共产党的足迹，共产国际也密切地注视着东方睡狮的苏醒，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能诞生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闹出了很多笑话。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受到潮水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当他们弄清楚江亢虎的主张是“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时，只好沮丧地踢开这个冒牌货，重新寻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夏，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受命带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在莫斯科，列宁当面交给他三个任务，最重要的一个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他到中国首先找到李大钊和张国焘。
在红楼，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谈得非常融洽。随后，他们将谈话范围扩大到张国焘、邓中夏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维经斯基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口才很好，通晓俄、英、德三国语言，可以用英文同大家直接对话。他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生动地描绘了新型社会主义的轮廓，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热血沸腾。
维经斯基说：“李先生，你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你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研究*主义，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建党元老（3）
由于维经斯基是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老成持重的李大钊含糊地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想法。”他提议维经斯基赶往上海，采访陈独秀。
“我们与陈先生素未谋面，不知他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维经斯基赶紧说。
“我给你写封信，看了信，他会接待你们的。”李大钊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
拿着这封信，维经斯基等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晤谈。在上海，维经斯基谈得更加直白：“中国青年学习、研究西方新思潮，虽然形成了潮流，但是有两大弊端。第一，太复杂。思潮中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界十分混乱。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陈独秀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人说：“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希望我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
维经斯基的京沪之行，加快了南陈北李建党的步伐。陈独秀说干就干，开始物色第一批成员，起草党章党纲。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该取什么名字？是叫中国社会党好，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好呢？陈独秀拿不定主意。每到陈独秀犯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李大钊。他一向佩服李大钊思想上的谨严、缜密和深邃。
1920年8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受陈独秀之托来到红楼。
“李先生，仲甫要我专程向你请教一件事，还说这事在北大只能与李先生谈。”
李大钊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仲甫问即将成立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好？”
“他不是已经取名了吗？”李大钊有些疑惑，他拿出《新青年》第八卷，翻出第一期陈独秀文章中的一段话：“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国家出现的一日。”
张申府问：“你觉得叫社会党妥吗？”
李大钊态度坚定地说：“我认为叫共产党好，原因在于我们信奉的是*主义，*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陈独秀听从了李大钊建议，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将上海发起组的党纲送给李大钊指正。李大钊与张国焘商量后，写信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同时加快了北京小组的筹建步伐。
北大图书馆有两间宽敞的房间，名叫“亢慕义斋”。这四个字读起来拗口且不说，还晦涩难懂，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这又是李大钊的一个创造，亢慕义斋即MUNI*——共产主义的音译。1920年9月，李大钊在亢慕义斋组建了中国第二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最早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三个人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
南开才女刘清扬为避免张国焘的感情纠葛，婉拒李大钊的邀请，没有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留下终生的遗憾。（略）
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只有一束早已枯干的花朵作为装饰。13个年龄不一、口音迥异、装束不同的年轻人在上海秘密*，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大会推举张国焘为“一大”主席。
建党元老（4）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又吸收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小组发展到15人。11月底，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
李大钊宣布，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组织、教育、青年团、学生运动等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成绩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
长辛店距北京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三千余名。为了解工人的切身需求，张国焘找到这里的一个熟人，问：“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熟人与工人们商量了一下，表示：“小孩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
张国焘得到启发：开办学校是接近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北京小组接受他的建议，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接受教育。
开办学校需要经费。当时，北京支部每月只有李大钊资助的80元钱，用于《劳动音》的出版发行和维持各种必要的开支之后，所剩无几，而租房、购买教具、聘请老师、招收学生、广告宣传都需要用钱。张国焘不愿再向恩师开口，自己又没有积蓄，无奈之下，悄悄地把冬衣送往当铺，用典当费填补经费空缺。
有同学在当铺前看见了张国焘，嘁嘁称奇：“特立，你身体真好，寒冬腊月穿夹衣不觉得冷，还把冬衣典当了。”
支部成员知道其中原委后，非常感动，提出凡参加支部的各位同志都要量力捐献部分经费，共渡难关。11月21日，张国焘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介绍了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乘火车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及其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
“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为什么得不到饱暖？那些官僚、政客、资本家不出一分力，为什么能够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所从哪里来的？”张国焘提出一大串问题。
“是啊，为什么？”工人们平时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也觉得疑惑。
“是剥削。他们身上穿的，是织布工人做的；他们嘴里吃的，是农民兄弟种的；他们乘坐的火车是我们开的。他们是靠剥削我们的血汗过着安逸的日子。没有我们，他们能活吗？”张国焘继续启发。
“没有我们，他们连屎都没有吃的。”一个工人的粗话引起哄笑。
“对呀，这位工友说得好！没有粮食吃，他们到哪里去找屎吃？但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没有上学，没有知识。”张国焘恰到好处地点到正题上：“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工人们不知道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但“人人平等”、“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听了入心，于是争先恐后地报名。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到学校讲课。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建党元老（5）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他们还把歌谣谱上曲教工友演唱。
劳动补习学校成效显著。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在北京支部的精心组织下，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后，举行示威*，工人们第一次手举写满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过。
*见诸报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共产党》月刊热烈地欢呼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张国焘的头上，又添加了“工运领袖”的桂冠。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之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先后建立了本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陆续到达上海的各地代表共有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列席会议的还有两位留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透视这个名单很有意思：
从年龄上看，“一大”代表多为热血青年，他们之中超过40岁的仅有何叔衡（45岁），不到20岁的只有刘仁静（19岁），其余均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平均值正好等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从籍贯上看，“一大”代表中两湖人士占绝大多数，其中湖北人最多，有5人，即董必武（湖北黄安）、李汉俊（湖北潜江）、包惠僧（湖北黄冈）、陈潭秋（湖北黄冈）、刘仁静（湖北应城）。湖南人次之，有4人，是毛泽东（湖南湘潭）、李达（湖南零陵）、何叔衡（湖南宁乡）、周佛海（湖南沅陵），两湖人士相加竟占到9人之多；
从学籍上看，“一大”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和留日学生居多，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毕业生，加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短期工作过的毛泽东，共是5位，而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4人则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从成分上看，“一大”代表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工人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全党50多名早期党员中，只有武汉的郑凯卿出身工人。
这个名单可以反映出很多的历史信息，例如，北大是*主义传播的策源地之一，新旧思潮斗争最激烈的两湖地区将成为中国革命人才的主要荟萃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条先进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这个名单也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李大钊、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拓荒者，他们像辛苦的农夫，披荆斩棘，荜路蓝缕，播下种子，等到嫩苗出土时，他们却不在跟前。长期以来，人们对南陈北李不约而同地缺席“一大”感到蹊跷：这是为什么？
建党元老（6）
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抽不开身。
当时，李大钊既是北京大学负责行政管理的校务秘书，又是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正领导各校员工为反对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金展开大规模的索薪斗争。张国焘回忆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也无法赴会。他正在争取经费，以便修葺校舍，只好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分别作为广州代表和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参加。
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给了张国焘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代表们聚集到上海后，7月22日召开预备会议，第一个问题是确定会议地点。本来大多数代表都住在博文女校，女校内教室、会议室、公寓、厨房应有尽有，校长黄绍兰更是古道热肠，就近在女校开会是最方便的事情，但问题就难在两位列席的外国人身上。博文女校，顾名思义，师生均以女性为主，现在不仅要住进一大批须眉大汉，还有外国人经常出入，太惹人注目了，一旦被密探发觉，堵住大门，全体代表将插翅难飞。
正在为难时，李汉俊说道：“如果这里不安全，就到我家去开吧！”
李汉俊的寓所，位于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距离博文女校几分钟的路程。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一楼为餐厅、书房、客房，二楼为主人住所。一楼最大的房间为餐厅，一张大餐桌可以围坐二十多人。
李公馆居住着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国民党*李书城。李书城已于春天赴湘主持*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偌大栋楼房就剩下李汉俊一家，正好派上用场。
7月23日正是周末（星期六）。这天傍晚，一些教授、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陆续走进李公馆，他们围坐在餐厅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四周，神情肃穆地等待开会。
晚上八时许，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揭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这是*历史上惟一在餐厅里召开的大会。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惟一的摆设是细心的女主人把几个月前办喜事用过的鲜花又重新插在了花瓶上。虽然花萼已经干枯，颜色开始消褪，但放在餐厅上仍然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谁来担任大会主席呢？李达是东道主，按理由李达主持，但李达很谦虚，说：“还是在外地代表中推荐吧。”
“既然大家客气，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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