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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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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索权（9）
即使这样，张国焘仍然如坐针毡，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长达四年的领导只是得到了原则上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敷衍的肯定，这与他所渴望得到的具体、实在的、充满激情和无保留的赞美差之甚远，与他的领导所带来的现实成绩（兵强马壮）也不相符。
他对张闻天不满，对毛泽东更是气愤，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实际上含有秋后算账的意味。在毛泽东所提的三个问题中，他最为反感的就是放弃通南巴的批评。他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中央的指示，自己即或有错，也是执行错误的命令。事实上，*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方针时，曾经要求四方面军向西南发展，但并没有要他们退出通南巴。
由于张国焘忙于内部争权，拖延迟疑，给胡宗南急速调兵提供了时间。
当时，松潘守敌胡宗南全部兵力仅有27个团，处于分散、孤立状态。如果此时大举北上，集中红军50多个团，以二敌一，完全可以击溃守敌，占领甘南，控制西（安）兰（州）大道，打开陕甘地区的斗争局面。1943年周恩来与胡宗南会谈时提到这事，胡宗南心怀余悸地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攻，我们非垮不可。”
芦花会议后，胡宗南兵力虽然得到集结，但援兵未到，红军兵力上仍占绝对优势，依然有攻占松潘的把握。但张国焘害怕同胡宗南主力交战，担心兵力受损，悍然将原来命令中“进攻松潘”改为“佯攻松潘”，致使胡宗南得以从容集中兵力，同时薛岳所部也赢得向松潘东面平武、文县靠拢的时间，两军形成犄角之势。红军不仅痛失一举夺取松潘的战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为摆脱危局，中央军委于8月3日调整部署，决定主力折而向西，攻占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于是下达《夏（河）洮（河）战役计划》。这个计划意味着红军不得不穿越死亡之海——草地。
中央领导人都烦与张国焘打交道。他讲起话来半天一句，专门绕圈子，想的与说的不一样，说的与做的又不一样，而且，他工于心计，说话做事都露半截，留一手。
为了尽快打通张国焘的思想，毛泽东别出心裁地与刘英同去拜访。
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张国焘瞅瞅毛泽东，又看看刘英，没发现手里提什么，问：“带什么了？”
“我给你带水来了！”毛泽东语带玄机。
“什么水呀？”张国焘还是不解风情。
毛泽东好不容易想出个轻松俏皮的开场白，完全没有效果，只好解释道：“《红楼梦》里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刘英是女人，当然是水啦！”
张国焘这才开窍，不由得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一切依旧。张国焘并没在水的映照下透明一点，仍然黏黏糊糊，欲说还休。在交谈中，张国焘翻来覆去就说一个意思：“对于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
毛泽东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还是坚持提拔四方面军一部分人当中央委员和进入政治局。
很快，张国焘的弦外之音就演变成为*裸的索权行动。他在毛儿盖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吸收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公开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扬言不达目的决不进兵。他将自己拟定的一长条名单交给傅钟，命令傅钟找张闻天商量。在这张名单中，张国焘注明了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
会师索权（10）
张闻天拿到名单，一筹莫展。他没有想到张国焘索取军权之后还会垂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好拿着名单来找毛泽东商量。
虽然早就探察到了张国焘的意图，但毛泽东也没有料到他的胃口会这样大，沉吟了许久，很不情愿地说：“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不能增那么多。”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找陈昌浩等人谈。经过好几个来回，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准备擢升6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8月3日，张国焘收到张闻天电报：“请准于明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张国焘知道，又一轮较量开始了。
沙窝位于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20里。
8月4日到6日，张国焘参加了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
在研究组织问题时，争执非常激烈。
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出事先磋商的名单：
提升3位同志为正式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提升3位同志为候补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提升2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
这个方案事先已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商量过，都表示没有异议。但是在会上，张国焘突然变卦，表示不满意。
“六大的精神之一就是坚决提拔工农干部，这是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方面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张国焘又掏出自己拟定的名单，逐个介绍情况。
毛泽东委婉地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知道“特殊情况”是什么意思，也清楚中央委员只能经过代表大会选出，于是也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本来我的意见，是提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会场上争执不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看出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这些被提名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党的忠诚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人），因而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和顾全大局，又作了有限的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中央稍后还决定，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这是*党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段路程。在长达60天的日子里，党中央面对的不再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再是杀人于无形的饥饿、寒冷、雪山、沼泽，而是张国焘那张阴沉的肥脸和眼睛里透出的缕缕杀气。（略）
。。
密电风云（1）
一条毫不起眼的小河，竟然挡住了北上大军的脚步，张国焘把嘎曲河描绘成白浪滔天的天堑，趁势一个转身，又退回到出发地。毛泽东喟然长叹：“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嘎曲河，又称白河，是草地上毫不起眼的一条小河。像这样的河沟，若尔盖草地里随处可见。平日河水很浅，遇到大雨涨洪水，也不过齐马背深。这样的河流连牛马都难不住，然而在1935年却拦下了数万红军。
它被张国焘视为不可逾越的天堑，并把它描绘成陷人于没顶之灾的汪洋大川。于是，这条嘎曲河也成为红四方面军由北上转而南下的界碑。
其实，真正横亘在张国焘心中的天堑是他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怀疑。
1935年8月20日，党中央率右路军首先进入草地，经过十余天的艰难行军，于月底走出“魔毯”，攻占包座，分驻班佑、巴西、阿西等候左路军。
几乎同时，朱德率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阿坝，8月21日进至草地边缘。22日，张国焘带领后续部队到达安得山南。在这里，张国焘延宕了近十天，借口是要“巩固阿坝”。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的精神，提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毛泽东等人明白张国焘所以不愿北上，仍在留恋他关于向青海、新疆退却的想法，于是有针对性地分析道：“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与徐向前商量，认为张国焘总是与中央闹别扭、逞意气、耍性子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北上确实是当时的上上之策。徐、陈联名致电张国焘，直率地表明了两人的态度：“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疾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种严厉的语气和内在的批评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共事以来未曾有过的，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无限期地再拖延下去。8月30日，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的第二纵队跟进。
左路军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把徐向前与陈昌浩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
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右路军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具体的困难都好解决，关键是打通这里。”陈昌浩指着脑袋说。
毛泽东说：“那就这么办，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张，详细分析北进的有利形势，督促左路军加快行程。同时，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准备好了粮食、马匹，随时待命接应。
9月3日，左路军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涨。一向行动延缓的张国焘，顿时敏捷和果断地下达班师回返的命令，同时以朱张的名义起草给徐向前、陈昌浩转中央的电报：
密电风云（2）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倒打一耙，指责中央一再错误决策导致部队断粮受损，还提出南下回击松潘，警告中央不得迟误。
当时，从嘎曲河到班佑与党中央会合，只需三五天路途，如果可以涉渡此河，就不需要南返阿坝。关键就在于嘎曲河的涨水到底有多大？左路军是否真的没有徒渡和架桥的可能。
在张国焘看来，河水滔天，天堑难越。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一再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水势：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到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本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情形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找不到任何的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法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张国焘关于久雨不晴和连续几日河水不会退落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逐日记载了8月底至9月初的天气情况：
八月三十日 阴，微雨
八月三十一日 雨
九月一日上午 阴，稍晴，下午微雨
九月二日上午 阴，下午大晴
九月三日 晨大雾，继晴，下午稍阴
九月四日 晨雾，继阴，下午晴，黄昏阴，夜微雨
九月五日 阴，微晴，稍雨即阴
根据陈伯钧的记载，左路军进入草地前3天，即8月30日至9月2日，以雨天为主；抵达嘎曲河的后4天，以晴天为主。草地的河水易涨易落，按照雨涨晴落的规律，嘎曲河从9月3日起应该呈回落的趋势。
即使是在水势较大的9月2日，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认为嘎曲河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其实都是浅底平川，完全可以过河。他来到张国焘所住的帐篷，要求试渡。张国焘默着脸不吱声，黄超十分嚣张，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痛斥董振堂胆大妄为，竟敢怀疑总政委的判断。后来，他还不顾朱德在场，抡起胳膊，“啪”、“啪”、“啪”连抽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站在一旁看热闹，根本不制止。朱德也不好作声，转身走出帐篷。在奇耻大辱面前，董振堂很沉得住气，继续把理由说完，然后走了出来，来到几米外的朱德帐篷里，一进门眼泪就吧嗒地往下滴。朱德、康克清好言好语地宽慰他，让他见了中央再说。
送走董振堂后，朱德一直在河边转悠。乍一看，草地河川的水，没有河堤、树木等比照物，说大说小，说深说浅，都有人信。还是笨办法最聪明，如果有人能够涉渡到对岸，那一切争论都可以平息了。朱德瞅准了一个位置，凭经验感觉有戏，于是决定派警卫员潘开文下河试试。潘开文后来回忆：
密电风云（3）
他（朱德）看到水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小了一点，就对我说：“你骑我的马过去试试看。”于是我就骑上他的马，他的马高大一点。下到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的地方。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看见以后，说：“哎，这可以嘛！”当时的水情看，说不深，也还困难一点，但要想办法，还是可以过的。
朱德兴冲冲地回来找张国焘：“国焘啊，水不深，部队可以过呀！赶快北进吧。”
张国焘根本不接话，冷冷地回了三个字：“那不行！”
“怎么不行？刚才我的警卫员就过去了。不信？你可以问小潘。”朱德火了，要拉张国焘出去看潘开文如何过河。
陈明义当时任总部作战参谋，亲眼目睹他们激烈争吵的场面：
在总部后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定，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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