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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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军指挥所里，参谋、秘书、卫士吓得面无人色，如此顶撞陈政委，这不是找死吗？王宏坤也做好蹲班房的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陈昌浩听完劈头盖脑的一顿诉说，竟然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可能偏听偏信了，于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将士都知道，陈昌浩这人魄力大、本事大、脾气也大，但还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只要把话讲透了，他还能做到秉公处事。除此之外，陈昌浩不处分王宏坤还有两条原因，一是战事紧急，不能阵前斩将，二是王宏坤与副总指挥王树声是两兄弟，两人都是徐向前倚重的大将。
　　王宏坤与陈昌浩吵嘴的过程，何畏听得一清两楚，因为九军的电话线与四军搭在一起。听到前半段，他笑得合不拢嘴，等到听到后面王宏坤大骂他时，恨得脸都黑了。他拿王宏坤没辙，便对四军干部撒气。第二天，何畏骑马路遇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徐顺礼，二话不说，迎面就是一马鞭，把徐师长的军装都抽裂了，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裳。徐顺礼无缘无故挨了打，哭着回来找王宏坤，要求主持公道。
　　“都是受我拖累，让你们吃苦了。”王宏坤噙着热泪，抚摸着战友汩汩沁血的伤口，十分内疚。
　　王宏坤与何畏之争闹得全军皆知。徐向前担心王宏坤吃亏，派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来劝慰：“你与何畏的事过去了就算了，别再扯它，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划不来。”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张琴秋也好心地提醒王宏坤：“遇事要冷静，少惹何畏，千万别发火。”
　　徐向前、倪志亮、傅钟、张琴秋都是方面军的军政领导，对于何畏的军阀作风和跋扈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清楚，何畏的背后有张国焘暗中撑腰，黄超、李特等人的霸道丝毫不逊于何畏。张国焘这种任人唯顺、亲亲疏疏的干部政策也是他后来失掉军心的重要原因。
　　面对精血枯竭的川陕赤区，张国焘又生遗弃之心。为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桥头堡，徐向前、李先念率部强渡嘉陵江，开疆拓土，反复催促后方增派援兵。当源源不断的援兵到来时，他们全傻眼了：张国焘把全部家当都搬来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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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索权（1）
觊觎之心在同朱德的谈话中萌生。在得知自己拥有8倍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之后，张国焘原本平静的心境立即躁动不安，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20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敦请他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会商大计。
　　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张国焘策马飞奔，从茂县赶往两河口。
　　川康边区的六月，正处雨季。从动身的那天开始，天空飘起雨丝，行到中途，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下。大雨没有迟缓张国焘的行程，他们日夜兼程，奔驰在泥泞的道路上。
　　渴望会面的心情彼此相通。听闻张国焘冒雨前来，中央领导人早早迎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也在雨中等候。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均高头大马，踏地如飞。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大雨如注，遮住视野，张国焘听到“特立”的叫唤声，才勒住马缰。由于收势太急，急驰的马蹄溅起大量的泥浆，溅到出迎的人群身上。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八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其中的感慨与欢欣自然不待言说。
　　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致欢迎辞，张国焘致答辞。
　　如潮的人群，如海的歌声，灼热的情绪，灿烂的笑脸，把会师的气氛推向极致。都是战斗在一个党旗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贫苦工农出身的士兵，都是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纵情歌舞，亲切交谈，坦露出赤诚之心。四方面军将士对中央红军保持着尊敬，对老大哥转战千里的悲壮历程抱着深深的敬意；一方面军将士对倾军而出、主动出迎的战友深怀感谢。
　　与两军将士一样，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彼此敞开心扉，互吐思念、仰慕之情。简朴的宴会上，大家频频举杯，开怀畅饮。
　　酒醇，心热，情浓。
　　一切都像预想那样，甚至比预想还好。
　　张国焘那些天十分忙碌。他遍访了各位老朋友，与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物交换看法，出席各种欢迎会、联欢会、座谈会。很快，他在心底里产生了一丝失落。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很少有人问四方面军取得的成就，很少有人称颂他领导的正确，很少有人要他介绍经验，很少有人请教他今后的方略，更没有人向他通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即便是在谈话中，他也觉得自己落落寡合。一次，在聚餐时，喜食辛辣的毛泽东提出“革命者爱吃辣椒”。他的观点得到口味相同的两湖和四川将领的热烈赞同，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都是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的人物。张闻天、叶剑英等人喜欢清淡的口味，有针对性地提出：“革命者不一定都吃辣的，吃辣的也不一定都是革命者。”博古举出列宁和曾国藩为例，前者为世界革命导师，但是口味清淡，后者嗜辣如命，但却是*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双方唇枪舌箭，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餐桌上不时爆发开心的笑声。张国焘也爱吃辣椒，但他觉得把辣椒与革命者挂钩，有些小题大做，有些无限上纲，有些无聊。开始时，他还掺和着说几句，到后来干脆不吱声。

会师索权（2）
与中央要人交谈时，张国焘也因敏感、多疑而处处要强。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就不投机。会面之后，虽然毛泽东处处礼让，但还是擦出了交锋的火花。当毛泽东听到四方面军全部撤过嘉陵江、放弃整个川陕苏区时，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可惜啊！”张国焘立刻挑刺，反诘道：“我来迎客，难道还犯了罪不成？”对于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词锋，毛泽东半是解释半是还击：“接客很好啊，我们都十分感谢。但要有个家就更好了。没有家，客往哪里放啊？”①
　　张国焘按照那时知识分子的习惯，交谈时，不直接称名道姓，而是亲昵地叫对方的表字，然后根据年龄情况，尊称对方为兄，如他称朱德为玉阶兄。博古这些人早在留苏时就养成了党内称同志的习惯，听了别扭，私下议论：“没想到张国焘还这么喜欢称兄道弟。”这话被张国焘听见了，很是恼火。博古后来找他聊天，说到四方面军中仍然把士兵称马夫、伙夫，说这是旧军队的残余，应该废除。张国焘反驳道：“叫什么名称有什么要紧？”①
　　这些小小的不快当时都隐匿于劫后余生、阔别重逢的欢乐之中，毛泽东、博古等人都没在意，张国焘表面上也是一笑了之，但这些细琐的隙缝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一抹阴影。当时真正牵动张国焘注意力的是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
　　为了表示对党中央的尊敬，张国焘送给中央领导每人一套粗呢制服。会面不多久，他发现有的中央领导已经穿在身上。再看看一方面军将士的装束，更是五花八门，不少人把商人的袍子、农民的棉袄、缴获过来的国民党服装反穿在身上。一方面军将士除了衣衫褴褛之外，个个面黄肌瘦，其装备更是简陋不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
　　…………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张国焘感到疑惑。他找周恩来摸底：“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两万。
　　“我们有三万人。”周恩来也夸大了两万。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反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于是，他又去找朱德。先从叙旧开始。他有意识地谈到了南昌起义兵败前后的惨烈和心情，然后切入正题：“你们还有多少人？”
　　憨厚的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总数也就一万余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都变了。一、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意识到优势地位后的张国焘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变化，连不谙中国国情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察觉到了，他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党史上的两河口会议。
　　当时，政治局开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会议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则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自然由他作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是毛泽东首先发言，并且在他反对未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这与档案记载不符。

会师索权（3）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里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够大批扩大红军部队。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盐等，都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发言很有技巧。他阐述的是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例子举的却是张国焘此前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扎根的地区，无形之中击碎了张国焘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立论基础，其不合理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条条都有用意。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继续通过假设，把大家都引入自己的思路：“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到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猛进，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不要被敌人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解决。”
　　张国焘不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说：“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因此，我认为我军战略进攻方向是向南，向成都打。红军拿下南面的军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他提三个计划。第一个是“川甘康计划”，即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到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第二个是“北进计划”，发展方向不是陕北，而是冲过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希望以外蒙古为靠背，得到苏联的援助。第三个计划为“西进计划”，仍然以取得苏联援助为出发点，行动方向改向河西走廊，争取以新疆为后方。这三个计划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思路：暂时在川康立脚，顺利时向成都方向打，消灭南部敌人，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顺利则向外蒙或新疆挺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会师索权（4）
“我同意恩来的报告。”毛泽东起身发言：“中国红军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
　　接着，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先后发言，都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在全部与会者发言完毕之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
　　“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张闻天首先肯定了两军会合的意义。
　　“但是，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或者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张闻天话锋一转，“这是因为，第一，这一地区地形不利于我军以大踏步地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第二，此地甚为贫寒，无疑会给红军的给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第三，敌人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张闻天侃侃而谈：“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目前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张国焘听了张闻天的讲话，暗吃一惊。他一直认为张闻天只不过是个书生，肚子里马列主义的东西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不多。想不到，这个谦谦君子思想却很敏锐，善于抓关键问题，讲起话来不躲不闪，态度鲜明。真是看走眼了！
　　其实，张闻天这一段时间，对一、四方面军合会的形势和任务作过深入的思考，早在张国焘抵达两河口的前二天，他就写下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既是为向部队宣传，也是为两河口会议作准备。今天发言的基本观点都出自这篇文章。
　　令张国焘不快的还在后面。张闻天说：“如果我们害怕战争，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就会变成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