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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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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报里，张国焘抑制着，没有流露他的悲观思想。由于丢失苏区和迭遇强敌，加上进入鄂西北后沿途人烟稀少，田园荒芜，庐舍成墟，经常数十里渺无人迹，粮食兵源匮竭，他已经对西征的前途产生动摇，几次建议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
11月初，红四方面军行至湖北与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南化塘。这里，北面是秦岭和伏牛山，南面是武当山和汉水，有山川河谷等险要地形，有较为广阔的回旋空间，居民较前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方面军总部计划暂作停留，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在南化塘，张国焘将反“围剿”失败和沿途受挫的责任推卸到中央和各战略区没有予以配合上。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怨气十足地写道：
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四面受敌，为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在此次激烈斗争中，并未得到四面工农，特别是交通线、城市工人的最低赞助……各区的红军亦未有更有力的配合行动，中央未能供给战局最低必须之政治、军事、技术的无产阶级的干部，亦是原因之一。
休整不到3天，国民党追击部队跟踪而至，从三面将红军逼入鄂陕边界的漫川关，覆没的乌云终于笼罩住了这支走进峡谷的军队。
漫川关是鄂西北进入陕南的一个隘口。山峰险峻，坡壁陡峭，从山巅到峡谷垂直高度达数百米。自古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铁闸雄关。
当红军进至漫川关时，正面有杨虎城部3个团扼守，东南之任岭、雷音寺、七里峡、古庙沟一线有胡宗南2个旅防守，东北之张家庄、马家湾一线有敌四十四师防守，敌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截断红四方面军后路，将红军往峡谷里赶。
红军被挤压在十余里的悬崖绝谷之中，峡谷四周的高山之上麇集着国民党5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
怎么办？红四方面军三巨头在这关键时刻对解困之策发生了分歧。
张国焘失去了保存部队的信心：“现在我军情况危急，生死悬于一线。向后转将遭遇5个师的敌军围攻，这是自寻死路。向前强攻漫川关，山高路窄，敌人一挺机枪就能将我们挡住，也是死路一条。我看现在只有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这样目标小，行动方便，也许还能存活几个人。”
说完，张国焘盯住陈昌浩，催促他表态。陈昌浩没有吱声，表情阴郁。
张国焘又问徐向前：“总指挥有何高见？”
“你这人一到关键时候就拉稀！”徐向前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好比是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别人一口一口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
“向前，你决定吧！”陈昌浩平时很听张国焘的话，这时也看不惯他那脓包相。
西征入川（4）
“能突围当然好啊，问题是能突围出去吗？”张国焘还是没有信心。
徐向前说：“根据情报，北面敌人兵力较小，又是两股敌军的接合部，是个弱点，可以从那儿想办法。”
漫川关北部有一垭口，是国民党四十四师与杨虎城部的接交部。垭口之上，数千支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隘口下仅容匹马单骑的山道。
他决定兵行险招，沿羊肠山道仰攻北山垭口，从敌人的铁壁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这是凶险无比的一着。
兵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当时全不在红军一边。但徐向前就看准了一条：“哀兵必胜”。
处于绝境之中的红军战士除了以肉碎剑之外，别无生路。
徐向前把夺关的任务交给了全军攻击力最强的两个团：十二师三十四团和七十三师二一九团。这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享誉三军的骁将许世友和韩亮臣。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红四方面军三巨头一起给部队作动员：“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不胜即败！”
“保证完成任务！”两个团3000名壮士一律赤膊上阵，腰缠手榴弹，背缚大刀，手提长枪。
进攻前，徐向前又把许世友、韩亮臣叫到身边，脸色严峻地说：“拼命也要拿下垭口！”
攻击在夜间发起。韩亮臣指挥二一九团作掩护，许世友亲率三十四团冲锋。垭口上喷射出数千条火龙，将冲锋的红军成排撂倒。一排倒下去又站起一排，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挪。
垭口往下射击，将山谷中的大树、灌木、山藤悉数打断，青石路壁布满弹孔；谷底往垭口射击，将山上的树木、工事打得碎屑进飞。至于双方人员伤亡，更是触目惊心。
战后，交仗的双方都不愿提及漫川关。这场战斗过于惨烈，它违背了所有战争的规则。不计伤亡，不避生死，阵亡战士的尸体填满峡谷，流淌的鲜血太粘、太稠，沥透了山道，不断有人在冲锋时滑倒。山上的敌人枪口打红了，打软了，不得不轮流停射冷却。就是利用这一间隙，红军艰难地往前趱。
许世友后来这样讲述战斗的惨烈：“（战斗）从开始到结束，各级干部不知更替了多少茬。一营营长最后是由营部一名姓陈的号兵同志顶替的。全营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
经过一夜反复拼杀，终于夺取北山垭口，全军通过了死亡峡谷。红军在这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韩亮臣同两千余名战士一起长眠在这条幽深陡峭的峡谷之中。许世友和幸存下来的冲锋队员大都挂彩。
彷徨镇前计彷徨，游荡之军疑游荡。红军高级干部中反对张国焘的暗流涌动，十几个军师级将领酝酿着派人向中央告状。中央明令红四方面军停止向西流窜，否则将号召党员起来“斗争”。在双重压力之下，张国焘在小河口会议上痛哭流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略）
有人说，张国焘不懂军事却喜欢瞎指挥。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张国焘瞎指挥有一个特点，即在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他甘于做些后勤保障工作，将难题交给前方将领去解决，但是一旦形势好转，特别是在大捷即将到来的转折时期，他就会从后台走到前台，扮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角色。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攀鸟道，履冰雪，翻过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然后由张国焘率总部坐镇后方，将全军分三路展开，实施战略攻击，徐向前率红十一、十二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红十师东掠万源。在一个月内，红军如疾风扫落叶，所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击溃8个团，占据了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初步奠定了川陕苏区的基础。
西征入川（5）
将疲兵寡的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在川北雄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四川贫苦百姓在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和鸦片烟毒的盘剥下已如待燃的干薪，只要一点星火，就会燎原燃烧。连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也坦陈是*的四川军阀帮助了红军：
（四川）政治的*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也是世所罕见。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极尽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活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
除此之外，还有两点也是红军能够从容立足的原因。一是四川军阀拒绝尾追红四方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嫡系部队入川助剿，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们放过了红军，派兵卡住蒋军的去路。刘茂恩追击到万源后，被迫退了回去；胡宗南爬上了大巴山，却不能入川。二是四川军阀派别林立，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刘存厚、罗泽州各据一方，攻城掠地，混战正酣，无暇顾及红军。据统计，从1921年到1934年，川军内部争斗共达470次，平均每月混战两次。
以田颂尧为例。他以川北为大本营，拥有40多个团的雄厚兵力。当红军进军通南巴的时候，他亲率30个团进军成都，帮助刘湘攻打刘文辉。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感觉不妙，劝田颂尧回兵剿赤。
田颂尧不以为然，回信写道：“区区赤匪，何劳老师费心！”
刘存厚接信后，对身边的幕僚说：“田冬瓜要改名了，可能叫田粉瓜更合适！”
1932年春，四川军阀为争夺成都而爆发的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集结38个团共计6万余人向已经在通南巴站稳脚跟的红军发动三路进攻。
为研究破敌之策，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军事会议。
通江是座小县城，全城只有数百户人家。这里景色奇秀，一面临水，三面傍山，城中有座精致玲珑的公园，爬上公园的小山包，可以俯瞰县城内外。张国焘把住所和办公地点设在公园内，并把公园改名为“列宁公园”。
隔列宁公园不远处还有一幢较为讲究的教堂和一座规模宏大的孔庙，分别驻着西北军委（即原来的鄂豫皖军委）和方面军总部。
军事会议在列宁公园张国焘办公地点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曾中生、周纯全、傅钟等人。
在这些人中，张国焘是绝对权威，拥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三重职务。
论权力，陈昌浩是第二号人物。在鄂豫皖时期，陈昌浩是共青团书记，后来被提拔为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基本上是惟张国焘马首是瞻。随着他在军中任职日久，其剽悍、果敢和善于决断等能力得到发挥，特别是他具有军政兼通的才能，能写能讲，威信已经迫近张国焘。
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有一次，陈昌浩签署布告，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张国焘前面。张国焘看后，心里不是滋味，又不便当面追究，只好私下嘀咕：“是军委主席大呢？还是总政委大呢？这样签署布告行吗？”对于根基渐牢的陈昌浩，他也要让三分。。 最好的txt下载网
西征入川（6）
苏区所有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商量决定，但是遇到军事问题时，他们不得不倚重徐向前。
通江军事会议批准了徐向前提出的收紧阵地的方案，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借险要地形，逐渐退却，待敌人兵力分散、攻势衰竭时再行反攻。
张国焘感觉到这是一种新的战法，将阵地战与运动战糅合在一起了，完全不同于在鄂豫皖苏区时惯用的“围点打援”战术。他虽然有几分担心，但没有表示出来。在军事上，他相信徐向前的指挥才能。
会上，张国焘对三巨头的职权作了分工：前方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后方政治动员、群众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由张国焘负责，陈昌浩根据情况负责前后方的沟通和机动指挥。
2月18日开始，沉寂的川北响起爆豆般的枪炮声，田颂尧命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发起三路围攻。起初川军攻势凶猛，尤其是左翼，沿巴山南麓斜插，企图将红军压迫至大巴山以北，与在川陕边界严阵以待的蒋军嫡系胡宗南、刘茂恩两部形成夹击之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川军，红军从容应对，且战且退。川北的地势，北高南低，越是向北进攻，山势越是陡峭高耸，利于守而不利攻，往往红军在紧要的隘口放上一个连或一个营，就能顶住敌人一个团或一个旅。孙震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和伤亡过万人的代价，才攻占通江。5月20日，徐向前见川敌师老兵疲，已成强弩之末，于是发动反攻，仅用3个昼夜即歼敌7个团，溃敌6个团，毙伤敌人14000余人，将田颂尧的兵力消灭近一半。
大胜之后，通南巴根据地扩大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万，进入巩固时期，红四方面军则由进川时的1．4万人猛增至4万人。张国焘与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扩编红军，徐向前、陈昌浩仍任总指挥、总政委，提升王树声为副总指挥，原红十师扩编为四军，王宏坤任军长，周纯全任政委；原红十一师扩编为三十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委；原红十二师扩编为九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委；原七十三师扩编为三十一军，由王树声兼军长，张广才任政委。
军中一片道贺声。陈再道见了许世友，双手合拱：“和尚，恭贺你呀，连升三级。”
刚当上红九军副军长的许世友拿陈再道脸上的麻子开玩笑：“你点子多，半年就爬了两级。”在扩编中，陈再道升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
也有人不愿意升官，王树声就是其中一个，他提出只当军长，不当副总指挥。张国焘、徐向前听说后哈哈大笑，答复是：“愿意当副总指挥还可以兼军长，不愿意当副总指挥，连军长也没的做。”后来，王树声在《自传》中披露了当时的想法：
我任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仍然处于局部指挥地位；且由于水平不高，指挥工作还有些不顺手，故当时有不愿当副总指挥而乐意当军长的思想。事实上，除指挥一个局部战斗外，对其他全面指挥亦少插手。
粉碎三路围攻之后，红四方面军又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宣汉、达县战役。这三次进攻作战的胜利，分别重创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阀，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500余万，根据地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地区。
西征入川（7）
通过几次大捷，过去给养困难、装备简陋、经济困难的红四方面军得到很大改善。堆积成山的战利品、军阀地主的珍奇异宝、琳琅满目的各式物资，使穷惯了的红军指战员不知所措，闹出许多笑话：
有的把皮鞋油当罐头吃，弄得满嘴乌黑，洗破了皮都洗不掉；有的把成袋的面粉当成石灰包，扛到城墙上垒工事；有的把坛子装的硫酸当成了酒，打开后发现直冒白烟，才知道不能喝。至于无线电台、电话机均被硬扳硬拆所损毁，电话线被剪成包装绳，还有人用军事地图揩屁股、包东西。其中最为出奇的笑话是陈锡联闹出来的。
陈锡联被李先念称为“全军第一能打”的虎将。他率团首先攻进“瘟牛”刘存厚的府邸，当晚就睡在府里。第二天，总经理部（后勤部）主任郑义斋来收点战利品，看见陈锡联呼呼大睡，床单下面竟然露出一层金砖。
“你们怎么搞的，把这么贵重的玩意儿垫在铺底下？”郑义斋吃惊地合不拢嘴。
“这有什么稀奇的，都是些铜块子。”陈联锡说：“我睡不惯软床，才垫在身子下面。有好些都扔到粪坑里去了。”
“可惜呀，可惜！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金砖！”郑义斋赶紧组织人掏粪坑。
这个笑话传遍全军。张国焘叹叹气说：“‘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话，还真应在陈锡联身上了。”
埋头混战的四川各路军阀清醒过来时，一个不愿意见到的事实触目惊心地摆在他们眼前：川陕苏区达到全盛，红四方面军扩展至8万余人。这是一只涅槃的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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