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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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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向前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如不转移,两侧的敌人迂回上来,更加不利。”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退出黄安县城,放弃在黄安地区与敌作战的构想,转移至七里坪。
  困境中的红军出现了迫切求战的急躁心理,大战连捷后的指战员不甘心委屈后退,不忍心看到自己打下的苏区被蹂躏,他们渴望一战退敌。徐向前滋生决战之心,他看好七里坪的地形,看好老苏区的人民,此外他也冷静地看到了红军的疲惫和兵锋渐钝的颓势,于是下达了作战令。
  轮到徐向前犯错误了。
  8月14日,七里坪战役打响,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著名的恶仗,双方都抱着寸土不让的决心,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全部精锐部队,在倒水河两岸展开了生死决斗。
  作战初期,红军取得了成功。徐向前采取防守反击的战术,先是沿悟仙山布防,乘敌仰攻之机,予以重大杀伤,然后趁敌动摇溃退之时,以泰山压顶之势尾追反击,徒涉倒水河,突破敌前沿阵地,迫使黄杰带领的第二师全线溃退。陈继承急令第二师向第三师靠拢,退居笔架山,另催第八十师火速增援,他本人亲自赶到笔架山督战。陈继承把数万人马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赌在笔架山上。
  笔架山,山高如笔立,易守难攻。但是,红四方面军拿出以往不惜力、不怕死、不要命的狠劲,入夜展开贴身肉搏,一步一个血印地向上挪。一个夜晚,两军肉搏十余次,几万人混战在一起,人影依稀难辨,铁器的撞击声、利刃入肉的穿刺声、战士的咒骂声、伤员的呻吟声清晰可闻。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这场战斗本来可以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最后却败在一个人的手上,他就是卫立煌。
  当黄杰第二师全线溃败之时,国民党西线纵队召开紧急会议,陈继承与各师长都主张退兵,惟有卫立煌主张坚守,双方争执不下,只好请蒋介石裁决。蒋介石赞赏卫立煌的意见,命令部队麇集笔架山坚守待援。
  15日,天色将明,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五个师再也攻不动,敌人大批后援部队投入战斗,形势愈发不利,徐向前只好下令收兵。

虎踞中原(15)
七里坪之战,实际上宣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伤亡惨重,鄂豫边根据地陷落,苏区回旋空间被大幅度压缩,扭转逆势的希望日渐式微。
  七里坪之战令红四方面军和它的指挥者蒙羞。对于扼杀七里坪战役胜利曙光的卫立煌,徐向前并不记恨,他把战役的败因归咎于自己指挥上的失策。后来,他检讨说:这次反“围剿”作战,在战争指导上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初战时机选择不当,过早与敌实行决战;其次,不应该屡次与敌正面死拼,打硬仗,消耗自己,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选择适当的时机与地形,乘敌之隙与疲惫之际歼其一路。
  短短几天,张国焘从胜利的巅峰跌入失败的深谷,沉重的坠落感令他惊慌失措,他开始重新判断形势,重新评估对手,重新打量让他成名与挫败的红土地。重新思量的结果,是悲观、绝望与颓丧。
  8月,红四方面军北移檀树岗、新集,9月3日与敌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未能阻止其进攻,只得放弃苏区首府新集,向皖西转移;9月中下旬,红军在皖西寻机未果,退出皖西根据地中心区金家寨,南下英山。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摆脱绝境的行动方针。
  军史上称这次会议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方略,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预设的陷阱。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应该坚持内线作战,在根据地内击破敌人的“围剿”。
  大多数地方干部赞同沈泽民的观点。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展开激烈争论,由于出席会议的军队负责人居多,会上转移外线的观点占据上风。
  蔡申熙是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全区重大军事计划的起草人,同时,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也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任,他的观点举足轻重。两派许多申辩和反诘都是冲着他去的,大家希望争取到他这关键的“一票”。
  但是,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蔡申熙都保持着缄默。
  张国焘催促道:“别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你也说说。”
  “要说的我几个月前就说了,现在还说什么?”蔡申熙冷冷地回了一句。
  经他这么一提,巨头们蓦然记起他三个月前关于“另觅退路”的提议。言犹在耳,而战场形势却是天渊之别。
  张国焘自知理屈,为了解围,也顾不上计较他的态度,红着脸再次催促道:“你再跟大家说说,座中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过你的高见。”
  “我的意见早在三个月之前就提交军事委员会了,四个字:向西转移。”蔡申熙解释道:“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鄂豫皖苏区本来空间就十分狭小,回旋余地有限,现在主要据点丢失,交通要道被占,中心区一下子涌进了几十万敌军,我们多达数万人的红军如何运动得开?当今之计,惟有向外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线转移的最佳方向不是东出,而是西进,潜太地区不如京汉铁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根据我前期调查的情况,那里有党的组织基础,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也在那里活动过,那里地处鄂、豫、川、陕四省边界,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比较有利。”
  军队和地方干部被蔡申熙说服了,放弃了东出潜太或坚守内线的主张,同意经英山转往黄麻老区,然后留一部分部队保卫根据地,主力向西转移。
  红四方面军经罗田、团陂、新洲,转回黄安地区。10月9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中弹,翌晨牺牲。这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又一个沉重打击。在鄂豫皖军委会中,蔡申熙负责谋划和起草军事战略,早在四次反“围剿”前他就开始考虑红军进退两种方案,他是最早提出形势不利红四方面军应该朝西撤退的高级干部,为此他积极与各战略区域的红军联络,派人收集情报、布设秘密据点。他去世造成的被动情形后来显露在红军的西征之中。
  10月10日,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围坐河口黄柴畈一家农户的油灯下,讨论红军的军事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是以张国焘为代表,鉴于根据地中心区域被敌重兵占领,红军几次与敌作战都未能扭转局势,回旋余地很小,提出主动跳出包围圈。省委书记沈泽民坚决反对跳出去的意见,他主张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时机。争论的结果是,留下部分武装,由沈泽民领导,坚持苏区游击战争;方面军总部率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线以西活动。
  11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踏上了西征之路。这些战士启程时只是把它视为一次普通的行军,就像他们往常的迁移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这就是后来令世界为之震撼的长征。这2万人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再活着回到生养他们的故乡——鄂豫皖苏区。
  

西征入川(1)
西征途中危机重重,存亡绝续系于一线。张国焘几次提出解散部队,徐向前怒斥他:“一到关键时候就拉稀!”漫川关血战,红四方面军硬是用二千壮士的头颅撞开了一道缺口,勇冠三军的骁将韩亮臣、许世友一死一伤,鲜血将整个山谷重新浆洗了一遍。
  西征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在四方面军统帅心中大相径庭。
  张国焘想到的是迁徙。他认为鄂豫皖苏区南北有淮河、长江两条天堑,东西有平汉、津浦两条铁路,这两河两路形如一个井字,枷住根据地和红军,便于国民党运兵,不利于红军发展:“梁园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张国焘打定主意另觅家园。
  他的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部分指挥员的认同。李先念在回答撤出鄂豫皖是否正确时说:
  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看不退也不行,是被逼出来的。自古有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怎么能让我们那么多人在他跟前革命?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到武汉坐镇,是专门对付鄂豫皖的。当时蒋介石已经统一了江苏、浙江、安徽,我们打了岳维峻,他又统一了河南,统一了湖北。所以说,留在鄂豫皖周转是不行的。如果说,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还可能有第五次“围剿”、第六次“围剿”。再说,那里的政策也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徐帅交换过意见,鄂豫皖退出来是对的,那个地方长期占不住①。
  徐向前则把西征设计为杀回马枪。他认为,红军在苏区内部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机会,现存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到极限,继续逗留原地,可能遭到更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将红军主力拉出苏区去打,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在移动中调动和消灭敌军,伺机重返鄂豫皖,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西征之初,广大指战员都把这次开拔当作平常的兜圈子,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条渐行渐远、没有止境的退却,一路上充满了苦战和幻灭。
  根据最初的情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开辟了襄河北岸新根据地,于是红四方面军抱着与红三军会合的想法,进入大洪山,一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贺龙部两个月前已经退出襄北,目前正在长江以南的洪湖苏区作战。会合计划落空后,中央分局又想起鄂豫边省委,中央曾把该省委划归分局领导,据说这里有一块以襄阳、枣阳、宜城为中心的根据地。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商量,红四方面军准备先在这里略事休整。
  10月1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枣阳以南的新集,看到的却是一片断垣残壁,那里的红色政权和军队早已不复存在。更为不幸的是,蒋介石已经悄悄地在新集地区预设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国民党两个师依托沙河严阵以待,另有五个师分两路在红四方面军后面尾随追击。
  战争是件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双方进退几十里、几百里,丢弃几座、十几座城池,并不影响战役的胜负;而有时一道山梁、一个隘口的攻守失据就能决定全局的输赢。
  新集之战的关键就在于乌头观的争夺。
  这次战斗的败因又出在旷继勋身上。旷继勋自霍丘战败后,被鄂豫皖军委撤去红二十五军军长职务,降为红十二师师长。10月19日,红四方面军被卫立煌率领的第十师、八十三师、三十四旅追上,就地展开抵抗。甫经接火,即有惨重伤亡。徐向前为此心痛不已:“像吴云山(三十三团团长)、林维汉(三十二团团长),在全军都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西征入川(2)
入夜,徐向前命令旷继勋带红十二师攻占新集西南的制高点乌头观,为第二天的反击作准备。红十二师行动迟缓,攻击不力,未能拿下此据点。
  20日,红四方面军以战斗力较弱的敌第三十四旅为重点发起反击。开始,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敌三十四旅遭受两面夹击,伤亡惨重,敌旅长罗启疆被击伤,全旅潮水般地后退。红军只要能够全歼敌三十四旅,破其一路,其他各路追兵就不敢过分靠近,可以一举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可是由于乌头观制高点未能攻下,溃敌纷纷退往该据点,凭险死守。黄昏,敌四十四师赶到,派出一个旅增援岌岌可危的三十四旅,战斗遂成僵持状态。
  21日,攻守形势逆转。敌人向红军发起猛攻,下午竟然有一股敌人突破前沿阵地,直扑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原本有一个营的兵力守卫,由于陈昌浩带走一个连驰援北线,总部只剩下张国焘、徐向前和不足300名战士。
  面对潮水般从缺口拥来的敌军,张国焘不知所措,一个劲地念叨:“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
  徐向前拔出手枪,大声呼喊道:“同志们,坚决抵住!”总部虽然人数较少,均为警卫员、通信员和机关人员,但都是从基层挑选出来的骨干,临危不惧,操起长短枪,展开阻击,寸步不让。
  总部驻地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引起各军的注意。
  “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打电话询问。
  “妈的,还犹豫什么?总部首长有危险了,大家跟我上。”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把上衣一脱,光着膀子,提着驳壳枪,亲率师部通信队前往救援。他们像一群猛虎,杀入敌阵,东冲西荡,挡者死,避者伤,将冲进缺口的敌人又堵了回去,解除了危险。
  这一天,敌我双方多次发生肉搏,伤亡惨重,红十师师长王宏坤受伤。黄昏时分,情况变得更加危险。敌范石生率五十一师从西南方向朝红军侧后发起攻击,胡宗南率第一师从襄(阳)花(园)公路朝红军压来,形成了合围之势。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研究决定,从敌人防守较为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
  22日上午,红军跳出新集合围圈,且战且退,进至襄阳西南10余公里的土桥铺地区,蒋介石早已在此布下了第二个包围圈,刘茂恩指挥第六十五师已经摆好阵势。红四方面军这时已连续作战4个昼夜,极度疲劳,有的部队作战前动员的时候,竟然发生指挥员和战士全都睡着的怪事。总部首长也撑不住了,张国焘走了一整夜,累得不能说话,打手势要徐向前全权指挥,然后倒地就睡。徐向前一路上既要组织部队行军,又要指挥打仗,早已精疲力尽,但是他还是拄着一根棍子,带领突击队先敌抢占制高点,随后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徒涉沙河,越过襄花公路,继续向西挺进。
  渡过沙河之后,总部遭到国民党彭启彪旅的伏击,殿后的两个团被敌截下。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一边组织部队反击,一边站在山头上通过望远镜观察战斗。山下敌人瞥见有一群拿望远镜的人,判断是红军首长,一梭子子弹扫来,子弹从张国焘和徐向前之间穿过,打在小警卫员马宝山脑门上,当场牺牲。
  枣阳新集和襄阳土桥铺之战,虽然共毙伤敌军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聚歼红军于鄂北的企图,但两次激战均未能击破敌军一路,徐向前原先所筹划的杀回鄂豫皖苏区的计划遂成泡影。 。 想看书来

西征入川(3)
10月下旬,张国焘执笔致电中央,报告西征战况:
  我军十九日与敌第十、八十三、四十四及独立旅在随西之唐河(应为新集——作者注)激战竟日,首先击破敌八十三师,次日,三十旅及十师全部阵地亦被突破,四十四师始终坚守阵地,敌据主要点迫近我军。四方面军二十二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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