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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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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继慎一道在“大肃反”中遇害的有2500余名将士。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九月十三日到十一月中旬，先后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遭到逮捕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团长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郑行端……这是一串闪光的名字。这些人有的是红军和根据地的创造者，有的是威震一方的军事将领，有的是著名的群众领袖，有的是现任苏区的高级领导人。他们都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深受战士和群众爱戴，国民党悬赏数万大洋要不了他们的脑袋，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尽管张国焘帐下虎将如林，但是他还是缺乏安全感。他深知“大肃反”惹得天怨人怒，担心有刺客，怕人打黑枪，那些剽悍虎将的越轨行为时常令他胆战心惊。他苦苦寻觅武林高手当警卫，最后找到了一位能够打翻许世友的卫士。（略）
红四方面军刮起红色旋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敌6万余人，辉煌的战果令各战略区刮目相看，“张、徐、陈”的名头甚至响过了“朱、毛、周”。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张国焘狂妄地提出国民党只剩下7师人，今后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在半年之内由大胜转为大败。
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疑惑。现代人研究这段往事时，有着数不清的疑虑：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出现这么惨烈的内部屠杀？这种丧失理性的屠杀为什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红军在遭受空前严重的内耗后还能取得空前大捷？
这些现代人看起来无比迷惘的问题在当事者眼里十分简单：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严酷统治、国民党军队的凶残屠杀、地主阶级钻骨吸髓般的盘剥是工农群众的最大危机，革命者被自己的敌人逼上了对抗到底这一条路；一旦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觉悟了的根据地军民就会舍身忘死、前仆后继地投入战斗，因为他们知道失去了苏区，就会失去一切。根据地军民是用自己的根本利益、觉悟、牺牲和创伤暂时抑制住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去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虎踞中原（11）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根据中央的决定，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总部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4个师3万余人。此后，红四方面军开始用“张、徐、陈”签发电报、布告或命令。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长江以北苏维埃运动的崛起。1932年，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战果和威名甚至超过了中央红军，由于徐向前的天才指挥，张国焘的名声一时间盖过毛泽东。这只要列举一下两军的战例就能说明问题：
1931年11月至12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黄安战役，共歼敌15000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官兵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
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用10个团的兵力，击溃蒋介石嫡系部队19个团，歼敌5000余人，汤恩伯指挥的第二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汤恩伯被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撤职查办。
1932年3月18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大踏步地进击皖西，发动苏家埠战役，共歼灭国民党第七、十二、四十六、五十五、五十七师和警备一、二旅等30000余人，其中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1部。
1932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回师鄂豫边，发起潢（川）光（山）战役，仅用5天，就歼敌8个团，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余支。
短短的6个月内，红四方面军实施不停顿进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60000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国民党正规部队达40个团，仅苏家埠一战就聚歼国民党5个师2个旅，这在红军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最大胜利，这一胜利超过了中央红军同期的作战成果。
四大战役使鄂豫皖苏区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的版图东起淠河，西迄平汉铁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仅次于中央苏区。根据地内建立了26个县的革命政权，拥有人口350余万，占据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5座县城，建立2个军6个师5个独立团的主力部队，总兵力为45000余人，同时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发展到20万人。
*中央、中央军委向鄂豫皖苏区发来嘉奖令，各战略区域的军政领导人联名给张国焘、徐向前发来祝捷电，各群众团体的致敬信雪片般地通过各种途径送至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也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其地位仅次于主席毛泽东。
随着鄂豫皖苏区日益强大和红四方面军大战连捷，张国焘在党内一扫“老机”的名声，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张国焘迅速崛起的地位甚至从侧面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承认。1932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把鄂豫皖苏区作为最大的危险列为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首要目标，而将过去视为“心腹大患”的江西朱（德）毛（泽东）列为次要的攻击目标。在蒋介石心中，张国焘、徐向前的威胁超逾了*。
这是张、徐的成功，同时也是张、徐的不幸。
胜利使张国焘冲昏了头脑，失去了分寸。1932年1月，他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中央苏区可以搞掉它两个，鄂豫皖搞掉它两个也不成问题，剩下三个师，围剿还算什么？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
虎踞中原（12）
根据他的意见，沈泽民首创“偏师说”，强调：“今后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担负，而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军阀部队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1932年3月31日，张国焘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围、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还要以“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
在苏家埠战役大捷之后，他又变本加厉，将战斗口号改为“彻底消灭围剿，与国民党决战”。
对于荒诞离奇的“偏师说”，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分了。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回复中批评道：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崩溃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部队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作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会造成极大的罪恶！
骄纵轻狂的张国焘将中央的警告置诸脑后，一意孤行，下令部队向武汉方向进击，要求进行“不停顿的进攻”。
素来冷静的蔡申熙察觉到了愈益迫近的危险。他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分局提出了应该预觅退路的问题。
“预觅退路？”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愕然地问道：“申熙同志，我没有听错吧？你是说我们要找退路？”
“不错，目前鄂豫皖苏区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它也存在危险。”蔡申熙列举了他的种种忧虑：
从力量对比看，国民党军队仍然占据优势，虽然红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但敌强我弱的总格局并没有改变，我军应该有进退两种预案；
从兵力部署看，各种情报表明，国民党军队将向鄂豫皖发动重大攻势，其兵力将达到五十万人，我军应该争取最好的前途，同时也要有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从地形地貌看，鄂豫皖苏区虽有大别山可以依托，但它北濒淮河，南临长江，东抵津浦铁路，西逼京汉铁路，处于由两江两线钳制的“井”字之中，便于敌人运兵，对我军发展有所掣肘；
从战略布局上看，鄂豫皖苏区位于中原腹心地带，北之洛阳，南之武汉，西之南京，均在其俯瞰之下，它对于国民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威胁远远大于中央苏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会下全力拔除这颗钉子。
除蔡申熙外，徐向前也从国民党军队的频繁调动产生警觉，他与陈昌浩联名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红军立即转攻为守，休整待敌，以应付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围剿。张国焘根本不同意徐陈两人的观点，下达了进逼平汉路的军事指令。
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向平汉路出击，歼敌1个团。到此时，红军已连续作战7个月，部队显露疲态，战斗力下降，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向中央分局建议，停止平汉路军事行动。2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安县河口夏店举行会议。
夏店是个山区小镇，距黄安县城60华里。部队散入山林中休整，中央分局成员集中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张国焘特意要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赶来开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虎踞中原（13）
在会上，徐向前再次提出暂停进攻作战，将主力放在鄂豫皖边界地区，一脚踏在苏区，一脚踏在白区，一面休整，一面掩护地方开展工作，随时根据敌军动向采取行动。
他的提议遭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他列举事例说：“这次东征作战，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尤其是六安、霍山地区，胜利更大。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参与这次‘包围会剿’的军队，都是国民党残余部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布置还未就绪，我们要趁此时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红军主力不仅不能休整，还应乘胜南下，围攻麻城。”
两种意见都有人支持，都有人反对。
张国焘只听不说，摆出倾听意见的姿态。待大家争得不可开交等待他决断的时候，才开口说话：“现在的时局已经转变到我们同敌人决胜负的时候了。决胜负的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不是马马虎虎的小事情。我们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红军下一步的任务，要继续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围攻麻城，夺取麻城，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①
后来的事实证明，南下围攻麻城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最为失策的决定。
7月份整整一个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缠斗于麻城地区，而三十多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却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从容完成了对鄂豫皖苏区北面、东面、西面的“围剿”部署，开始收紧撒下的大网。
警报首先在皖西拉响。7月上旬，东线敌军徐庭瑶纵队向霍丘县城进攻，当时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继勋采取了以城攻城的错误对策，率领红七十三师抗击敌优势兵力的围攻。
“什么叫以城攻城？”张国焘拿着电报，迷惑不解地来找蔡申熙、徐向前。
“哎呀，糟了，这是要与敌人硬拼啊！”蔡申熙看完电报，忍不住大叫。
“综合敌我情报，霍丘我军仅有军部和警卫营、县独立团，共计两千多人，而围攻县城的是国民党徐庭瑶第四师，兵力超过六千人，如果不及时突围，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徐向前忧心忡忡。
总指挥部当即决定由蔡申熙星夜赶往皖西督促撤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新集到皖西，日夜兼程也需要十天。在蔡申熙赶到之前，红二十五军与敌血战五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旷继勋率百余人从西门泅水脱险外，守敌部队牺牲1000余人，被俘1000余人，县城陷落。
红四方面军对付“围剿”的传*术就是利用根据地宽阔的回旋空间，东（皖西）西（鄂豫边）跳跃，配合作战，现在东线受挫，红四方面军失去了根据地内部的战役配合，只得挥舞独臂与敌对抗。
危险还不仅限于此。霍丘失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西线展开行动，陈继承纵队、卫立煌纵队分别向根据地中心区迫近，回师根据地抗击入侵之敌已成为燃眉之急。但是，张国焘仍然执着地坚持在南线打开更大的战争局面。
灿烂的太阳洒下了最后一抹晚霞，黑幕降临了。
有人曾经比较过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认为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但是对于战术问题不感兴趣，蒋介石是精明的战术家，但在战略问题却很蹩脚。这种判断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在”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初期，蒋介石采用小心缓进的战术，但是一旦他察觉到红四方面军执拗于南线、不肯回师时，便果断改变并头滚动、缓步推进的战略，严令各路纵队利用苏区空虚之机，挥兵疾进，迅速进占根据地腹地。8月7日，蒋介石下令发起总攻，限陈继承纵队于14日前占领七里坪。 。。
虎踞中原（14）
8月9日，陈继承纵队由罗山南下，一举占领黄安禹王城，前锋直指七里坪；
8月10日，卫立煌纵队由孝感西进，突破黄安河口防线，与陈继承纵队形成钳击之势。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才如梦初醒，感觉到局势的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下令放弃进攻麻城，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星夜率军北撤。
8月11日，陈赓率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赶至黄安冯寿二地区，与卫立煌先头部队第十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主动攻击，给其重大杀伤。13日，徐、陈率主力赶到黄安地区时，卫立煌纵队已修好工事，严阵以待。
到达黄安后，徐向前不顾夜行百余里的疲惫，带着几个参谋到前沿视察地形。这一带均为二三百米以上的丘陵，地面起伏较缓，高地、山头已被敌人占据。战场正面比较安静，而侧后不断有敌军调动的迹象。徐向前有一种预感，敌军很可能正在朝黄安县城两翼迂回。
张国焘与陈昌浩躺在指挥部休息，瞥见匆匆进来的徐向前，问道：“情况怎么样？为什么听不到枪声？”
徐向前说：“部队正在停止待命，我看应该马上转移。”
“转移？不打了？”张国焘从床铺上跃起，追问道。他正想通过一战扭转逆境。
徐向前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如不转移，两侧的敌人迂回上来，更加不利。”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退出黄安县城，放弃在黄安地区与敌作战的构想，转移至七里坪。
困境中的红军出现了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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