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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战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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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歹使蓝德斯平静下来。他坐在课桌后面，上下牙不由自主地磕碰着，下意识地揉着捶出血来的拳头。莲娜在对他说着什么，帕什卡站在一边，两手端着一杯水。这是一个铁制的杯子，杯把上垂着一根小链子，显然，这个杯子是他从摆在走廊的水箱上硬揪下来的。
“安静！”阿尔乔姆突然大叫一声，虽然这时喧哗已经平息，只听到抽泣和低声谈话的声音，“走。我们应该做有骨气的人。做有骨气的人，听见吗？”
“上哪儿去？”济娜非常明白阿尔乔姆的意思，却还小声问了一句，因为她觉得这太可怕了。
“找他去。到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柳别列茨基家里去。”
他们曾多少次来到这栋始终紧闭着窗帘、寂然无声的房子跟前啊！他们曾多少次不得不鼓起全部勇气迈出最后一步；他们曾多少次束手无策地在这扇门前徘徊，有意无意地把伊斯克拉让到前面！但是，今天阿尔乔姆走在最前面，伊斯克拉却在柳别列茨基家门前停住了脚步。
“站住！我们不能进去。他们连维卡的姑姑现在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他要是问起的话，我们怎么说呢？”
“就说我们不知道呗。”阿尔乔姆不以为然地说完，便按了一下门铃。
“咳，阿尔乔姆，你真是个铁打的汉子。”帕什卡叹了一口气说。
没有人来开门，没有人答应。阿尔乔姆也没有再按门铃，径直走了进去，其他人也跟着他进去了。窗帘依旧关着，他们＇609＇
没有马上看见柳别列茨基。原来他正弓着背坐在饭厅里，两手的手指紧紧地对插着放在面前。当他们一个个向他问候时，他抬起头，一一打量着他们，竭力回忆着，他把目光在伊斯克拉的脸上停了一会儿，冲她点了点头，接着，又把目光从他们身边掠过，凝视着没有人的地方。
“我们是维卡的朋友。”伊斯克拉轻声说道，吃力地吐出维卡的名字。
他略微点了下头，不过看样子他并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听明白。伊斯克拉失望地看了看伙伴们。
“我们想谈谈情况。我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天。那个星期天我们还到索斯诺夫卡去了一趟。”
不，他没有听见这些话。他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倾听回响在心中的亲人的声音，倾听自己的回忆，倾听那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记得的只言片语。维卡的同学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妨碍他的回忆，相反，他感受到一股温暖的感情，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他的维卡，他们来到这里是想讲一点什么。可是今天他不需要听他们讲述，因为对他来说，回忆他所了解的那个维卡眼下已经足够了。
同学们局促不安起来，似乎他们太不近人情，而主人现在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他们呆在这里。他们想离开，可是什么也没有对他讲，也没有听他说什么，就突然不辞而别也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不知所措，面面相觑。
“您到墓地去过吗？”阿尔乔姆问。
这个问题提得太冒失，阿尔乔姆的鲁莽使伊斯克拉极为反感。可是正是这个声音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摆脱了反常的颓丧状态。
“去了。那儿有天蓝色的栅栏，有鲜花。灌木丛长得很好。小鸟在啄食小红果。”
“是在啄食。”若尔卡说着又揉搓起肿了的两个拳头。
柳别列茨基嗓音发哑，干巴巴的，话音时断时续，说完之后，又痛苦地缄默了。
“该走了。”瓦利卡悄悄地说，“咱们妨碍人家。”
阿尔乔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深深地喘了口气，毅然向柳别列茨基走近一步，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上晃了他一下，对他说：“听我说，这个……不能这样！不能！维卡爱的绝不是您现在这种样子。这个……我们也是一样。您不能这样。”
“什么？”柳别列茨基慢慢转过头来说，“是的，一切都变了。都变了。”
“变了？”
阿尔乔姆在昏暗的饭厅里走到垂着窗帘的窗户旁边，找到拉帘子的软绳，拽了一下。窗帘打开了，阳光冲进屋里，阿尔乔姆回头望着柳别列茨基说：
“请您到这边来，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
柳别列茨基没有动。
“来呀，我说！帕什卡，帮他一把。”
可是，柳别列茨基自己站起来了，他拖着两脚向窗户走去。
“您看看。要是都进来的话，房子里就容不下了。”
窗外，九年二班全体同学站在漫天大雪之中。雪花落在他们身上，一个个变成了雪人。他们一动不动，只有沃维克·赫拉莫夫在原地跺脚。看来，他的脚冻僵了，因为这个文静的优等生总是穿着一双张了嘴的皮鞋。再过去一点，挨着白雪覆盖的长椅站着十年一班的两个代表，谢尔盖不知为什么把自己那顶时髦的六角帽拿在手里。
“我的好孩子，”柳别列茨基的声音抖动着，音调都变了，“我亲爱的孩子们……”他看着伊斯克拉，目光象从前一样锐利，说，“他们会冻坏的！叫他们进来吧，伊斯克拉。”
伊斯克拉高兴地向门口奔去。
“我去烧茶！”济娜叫着，“可以吗？”
“去吧，济娜。”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同学们，他们彼此仔细地撢掉身上的雪片，一个接着一个走进屋来。柳别列茨基眼里含满泪花。
喝茶之前，伊斯克拉和蓝德斯把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带到维卡的房间，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莲娜把大家凑的钱装进谢尔盖那顶六角帽里，和帕什卡跑到食品店去了。当济娜招呼大家去喝茶时，桌上摆着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以往最喜欢吃的点心，莲娜正在细心地把每块点心切成三份。
大家边喝茶，边回忆维卡。他们回忆维卡的生平（从回忆一年级的情况开始），大伙儿七嘴八舌，互相插话、补充，把情况讲得更加完全。柳别列茨基一声不响，却在贪婪地听着，不放过每一句话。后来，他叹息了一声说：“多么悲惨的一年啊！”
大家沉默了。济娜象往常一样牛头不对马嘴地说：
“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今年是闰年。明年就会是幸福年了，不信您就瞧吧！”
明年是一九四一年。
尾声
四十年后，我在向我的故城驰去的火车里颠簸着。瓦利卡·亚历山德罗夫在下铺鼾声大作，叫醒他是毫无意义的，他在坦克中被烧伤，不仅烧掉了两只耳朵，还烧坏了咽喉。不过他战后所从事的是用不着说话的职业：他修了很多年钟表。咳，爱迪生，爱迪生，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这样管他叫爱迪生，那时伊斯克拉还认为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呢……
伊斯克拉。伊斯克拉·波利亚科娃，穿裙子的首领，九年二班的班长，地下工作的英雄，不朽的传奇人物，我曾经和她在一起学习、辩论，一起去溜冰，当萨什卡·斯塔梅斯金不再出现之后，我又总是忠实地在她家门口等着她。萨什卡是她第一个恋人，也是她最后一个恋人。对伊斯克拉来说，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第一，不可能第二，在爱情方面是这样，在学习成绩方面是这样，在生活中的位置方面也是这样。只不过在我们班的同学当中，却没有轮到她第一个牺牲。头一个牺牲的是阿尔乔姆。
我实在受不了瓦利卡嚎叫似的鼾声，便从上铺爬下来，摸着黑穿上裤子，悄悄走出包厢，到了噪音震耳的过道。这时大约才四点左右，窗户边却戳着一个魁伟笨重的身影。
“睡不着吗，书生？”
这是帕什卡·奥斯塔普丘克。在上中学时，他没有说俏皮话的本事，却能在单杠上灵活地做“大回环”，并且一心一意爱＇613＇着莲娜·博科娃。战争夺去了帕什卡一条腿和运动的本领，他没有回到莲娜身边，尽管莲娜直到胜利那天还在等着他。帕什卡是在德聂伯河上负伤的。
“告别了四十年之后，又要和少年时代见面了。在这既想见面，又怕见面的时刻，我们的火车开动了，所以才睡不着，对吧，书生？例况还有个爱迪生在那里呼噜呼噜的象个自卸卡车。”
即将与故城、母校和莲娜重逢，使帕什卡十分激动。他在过道来回走着，讲着。他走动的时候，假腿发出吱吱的声音。他讲到德聂伯河和九年二班，讲到莲娜，讲到自己残废后一直没有勇气回到她身边，讲到部队医院的一位卫生员给了他温暖和慰藉，后来还给他生了孩子。他似乎在自我安慰，要自己相信，他那忠贞的妻子丝毫不比那个向往舞台生涯的年轻姑娘莲娜差。这个姑娘故意和帕什卡赌气，在1946年出嫁了，五年之后成了寡妇。刚好那年我们回到母校参加纪念牌揭幕式。当时，我们从战场下来之后并没有回故城去。我住在莫斯科，奥斯塔普丘克和亚历山德罗夫也各自住在其它地方，我们班的男生当中留在故城的只有萨什卡·斯塔梅斯金一个。对不起，如今该尊称他为亚历山大·阿夫杰耶维奇·斯塔梅斯金了。他当上了一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的厂长，获过奖，当了代表，等等，等等。帕什卡东拉西扯地一会儿谈前线，一会儿谈体育；亚历山德罗夫的鼾声在嘶鸣，在呼啸，在咆哮；我回忆着我的故城，我的熟人，我们班和我们学校，还有我们的校长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马欣。战时，伊斯克拉就是他的地下联络员。在那仅有的一次，当我们这些幸存者应校长个人邀请前来参加纪念牌揭幕式时，在战后余生者肃＇614＇立的队列前，他亲自宣读了牺牲者名单。
“九年二班，”念到这里，他的声音劈裂了，不听使唤了，接下去，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用力喊着名单上的姓名，而且越喊越响，“苏联英雄，战斗机飞行员格奥尔吉·蓝德斯。若尔卡·蓝德斯。他以前很爱集邮。阿尔乔姆……阿尔乔姆·舍费尔，由于坚持原则曾经被驱逐出校，而他证实了自己的原则性，证实了！当导火索被打断时，他亲自点着炸药，与桥梁同归于尽。他，我们的阿尔乔姆，是葬身在广阔的大地上的……弗拉基米尔·赫拉莫夫。沃维克，我们的优等生，最文静的学生。就是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间，也看不见他的身影，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在库班倒在自己那辆‘四十步’型的坦克旁边，一步也没有退却。一步也没有！……伊斯克拉·波……波……”
他怎么也说不出自己联络员的姓氏。他的嘴唇发白，不停地抖动着。几个妇女向他奔去，要扶他坐下，给他水喝。他拒绝坐下，但是把水喝了，我们听得见他的牙齿磕碰玻璃杯的声音。然后，他拭去眼泪，轻轻地说道：“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我们没有要求大家跪下来的口令。”
虽然没有听到任何口令，我们全都跪下了。整个会场的人——老校友和昔日的前线战士，现在的学生和教师，残废者以及鳏寡孤独的人——无一例外。于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用轻得刚能听见的声音又开始说了：“伊斯克拉。伊斯克拉·波利亚科娃，我们的伊斯克拉。她的妈妈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纳粹特务就在吊死她女儿之前两个小时把她吊死了。就这样，伊斯克拉·波利亚科娃和波利亚科娃同志母女两人被并排吊在一起。”他沉默了，悲伤地＇615＇摇着头。突然，他向前跨了一步，挥起拳头，向整个礼堂高声喊道：“可是地下组织保存下来了。保存下来了，并且不断地打击那些恶棍！为伊斯克拉和她的妈妈报了仇，狠狠地报了仇！……”
半年之后，1952年初，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出差，没有赶上参加葬礼，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参加过学校的聚会。
帕什卡也没有再去，瓦利卡去过。只是去的次数不多，两三年才去一次。他同那些从前线生还的人和敌占区的幸存者晤面，到他们家里作客，去那些度着惆怅残年的妈妈们和渐进老境的同班女同学们家里串门，一起喝茶，看那些看不够的相册，听别人聊天，给大家修表。
所以，当年曾经因悲痛事件而驰名的九年二班的老同学们所报的时间是全市最准确的时间。
是最准确的。
1984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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