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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堂纪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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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煮了七只鸡——他们全家养的鸡：“老唐，晚上来吃饭，明天，我们吃饭不要钱了。”
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五个人，便吃掉了三只鸡，他们这半辈子恐怕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出门时，门口堆了一小堆大铁饭锅砸碎的烂铁片。这口锅从他们的上辈传留下来，最少总有几十年吧。如今，它要去完成更伟大的炼钢任务了。但是，天寒地冻，他们如何取暖？—— 北方农村祖祖辈辈都睡热炕，那实际上是做大锅饭的灶，锅旁有一个热水罐，灶里的热气和烟，通过炕下的弯弯曲曲的路，夜里整个炕便温暖如春，农民便靠此度过冰冷的冬天。春天来了，把炕拆掉，将里面的烟熏土砖取出做肥料，然后换上新土砖（北京城边的老屋至今也仍残留有这种“土炕”）。
不要钱的食堂开张了几天，每人每天发几个白薯。薯窖告急，村书记也急得跳脚，求救无门，因为各乡各村都有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包括在他们的免费食堂中，分派在这村子里的人都拆散了，有的去搞修理厂、碾米厂、玉米粉碎厂；有的去画画，做宣传工作；有的去布置“大跃进”展览会。我呢，区委书记又闻名前来邀请了。
请吃先行！区委管下也有一家饭馆，这饭馆对外已经停止供应炒菜，但它的菜包子油水很足，仍能吸引大量的顾客。
区委书记请客当然不能吃菜包，我们在经理室吃了一顿八菜一汤的美食。
各乡各村都在跃进，区委所在地的镇当然也不能落后。这是好事。我们首先把带去的书送出，搞了一个小小图书室，成立一个文化站。又在北京挖了两台发电机、车床等，成立一个小机器厂。
村子离县城十九里，现在我们离区公所的镇，只有五里路，于是，我的“食堂”又搬到镇上了。
这一次去北京，妻告诉我，她妈妈家里那些意大利艺术窗花的钢窗，和一只我们寄存在她家的法国壁炉式的火炉，都被征用砸碎炼钢去了。
我们突然接到部的命令返回北京。于是大家分头到各家告辞。
有几个老人把棉衣、破棉被、麻布袋都裹在身上，蜷伏在炕角，炕上堆着一捆捆的稻草。按照北方农民的习惯，因为炕是热的，为了暖和也为保护衣服，他们睡觉时都是光身的；但现在灶头的锅拿去炼钢了，灶里没有火，炕冰冷，炕肥也没有了。邻县已传来了有人被冻死的噩耗。
大家最后再到“模范田”上去，三万斤的粪肥把二百斤麦种都烧烂了。大车出村口，路边堆着一摊摊的像泡沫塑料的废铁。各人默然闭目假睡，只听马蹄敲在冻土大路上的单调的声音，有人在叹息。
怀念尘无（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魑魅魍魉横行；但它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
中国电影就在这十里洋场诞生，它一出世，便被引入邪路。
如果说那年代出现在中国影坛的光彩夺目的巨星是阮玲玉，那么在同一时期闪耀在影评论坛上的明星，无疑是王尘无了。
他们像两颗光芒万丈的彗星，划过了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的夜空，然后迅即消逝。
当然，那时还有正宗的电影皇后胡蝶和由红绿小报记者自己竞选的电影皇后天一老板娘陈玉梅；而影评论坛呢，则有被嘘得体无完肤的软性电影论者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还有以写《三颗珠子》出名的花花公子穆时英等，他们是不会服的。但，不管你爱服不服，连那个被蔡楚生在《新女性》影片中作为黄色记者模特儿的《时报》编辑，也公开承认：“尘无的文章真可爱。”尘无文章的可爱，他是从读者来信得知的，正是尘元、柯灵、小洛等人为他争来了广大的读者。
一位当年尘无在西湖治病时的十三岁少年病友盛里予，他和这位革命斗士、组织家、播种者一经接触，就被尘无的娓娓动听的革命道理吸引住了，从此走上了他所指引的路向。如今，他也离休了。他一再写信给我，又登门催逼，希望趁现在还有一些老人健在，征集几篇纪念文字，选集老师的几篇论文、影评、杂文、诗篇，编印一本记念册，并重版他的《浮世杂拾》散文集。
我的拙笔，怎能表达我对这位旷世奇才的倾慕和深切的怀念呢？
就让我试抛一块砖吧！
夏衍老人，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那时，国难、家仇，敌人的兵营就在眼帘下，白色恐怖弥漫，它压抑着每个关心国家、民族的人们的心头。银幕下充斥着荒诞、神怪、色情、无聊的影片，电影公司全部掌握在各种商人手中，有流氓、有鸦片商、投机者；剧本必须首先由这些人点头同意，然后制成品的生杀大权又操在南京国民党的电影官手中。夏衍，作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他必须在两个领域作战：电影理论——批评战线；剧本 ——生产战线。夏衍、阳翰笙、阿英、田汉、郑伯奇等人分别渗入各家公司，他们以真诚的友情、耐心的说服、善意的帮助，团结了大批的电影从业者，正如有人所说：“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现在在回忆当年这段历程时，谁能想像到那时的工作担子是多么的沉重，道路是多么曲折崎岖。
千里马一经出现，伯乐便千方百计追踪。终于，夏衍、尘无，在小洛的牵引下，在上海三马路绸业大厦楼上，借着胡考的小编辑部会面了。
尘无，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勇气，不息地战斗。在电影评论战线，他分担了夏衍很吃重的一部分担子。在所谓看电影是“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的软性电影论争中，他奋身上阵，把刘、黄、穆等一群打手，深深埋葬在软软的沙发里，沉没在甜蜜的冰淇淋中。他也团结了大批影评人、编辑、电影工作者，他平易近人，从不夸夸其谈，搬弄教条，处处使人感到亲切。连蔡楚生、金焰这两位当时的红人，还有导演奇才费穆，都对他心折。
尘无在文艺领域的涉猎是广阔的，从一九三二年初在故乡海门被当局目为思想不良分子加以监视，他避居上海至一九三七年初冬，他的战绩是辉煌的。他到了上海，投稿一到《社会日报》就把总编辑陈灵犀吸引住了；文章到了《电影时报》，编者邀请他每天到晚班的画报编辑室为他写稿；丁玲在与他晤谈后，他又为她的文艺杂志写文章，并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也写了论“差不多”的文章；他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些颇具功力的愤慨时事的旧体诗，引起当时一些老诗人如邓粪翁、施叔范、唐云、若瓢和尚所击赏，由桑弧约为参加诗酒之会。尘无虽滴酒不沾，也参与论诗；孙师毅看《影迷周报》的连载小说《影国春秋》，忽然拍案而起，连呼“鬼才，鬼才！” 我一看，他正看到：“好雨，好雨！”那正是尘无的文章；小洛一九三五年去南京接手张慧剑编辑《朝报》副刊，尘无又在一夜之间为他写了一束随笔，小洛称之为“以壮行色”的最佳礼品；一九三六年底，病体支离，他不得不离沪去杭州葛岭疗养院治疗，这时期，反映他的心情，他写下了十几万字委婉怆怆的散文。
他的病并没有痊愈，但国难日亟，一九三七年秋，他匆匆由杭返沪，行装甫卸，即挥笔为《救亡日报》写下投向日寇的连珠镖枪式的七首诗篇；龚之方听到尘无返沪，那时我们出版的《中国电影日报》因战争蔓延，决定停刊，也找到他写了休刊辞，那是一篇骆宾王讨武则天式的檄文。
一个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人！
尘无与夏衍、柯灵、龚之方、小洛、桑弧等等，这些人都是萍水相逢，来自五湖四海，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着共通的语言，彼此顿成莫逆。尘无对生活小节，落拓不羁，不修边幅，几根像猫一样的胡须，一头像我的孙女画的兰花似的头发，总要有人拉他一起上理发馆。在上海那几年中，无论是住在《社会日报》宿舍、《泰晤士报》的阁楼、红叶书店的宿舍，还是柯灵的楼下，都是由细心的小洛和一些朋友为他照料、安排。
怀念尘无（2）
在我们相交的几年中，彼此很少有相聚几小时互相交谈的时刻。只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天阴沉沉地已经在下着点滴的雪雨了，我在四川路遇到了尘无。那些天我正受友人之托，替他看管几天房屋。我邀他和我同住一夜。晚上，我点燃了壁炉的火。熊熊的火光，使他像孩子一样兴奋，他盯住通红的炉火，眼珠闪亮得像钻石喷射的光彩。我那时怎能体会到这晶莹如水晶的人，内心怎会有如此凄凉的况味。
在添取柴火时，我说：“可惜我们不会跳舞，否则，这火光，这情调该多么迷人。”说着，我把他一抱。我惊呆了。他也满面通红，嗫嚅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尘无，尘无！ 你有五十斤或六十斤重么？ 你怎能擎得起夏衍交给你的接力棒，你怎能挑得起生活给你的沉重的负担！五十年后，我看了他的“学生”盛里予所写的文章《轻尘》，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灵感。
虽则是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疾书。他写了多少，谁也无法统计，即使他活着，恐怕他自己也心中无数。
他把黄金年华献给党的革命文艺事业，而把《浮世杂拾》填补他自称为软弱的内心一角的自留地。
在尘无最后的日子，正是烽火漫天时候。病魔缠扰不已，小小的故乡海门容不下身轻如燕的一个小民，如今，这个人跃马挺枪，驰骋在辽阔的战场上，战功赫赫。何况两党又已合作抗日，他回去略事休憩，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一个雪珠纷飞的黄昏，朋友们送别尘无于苏州河畔，护送的是他的弟弟尘笠。面前一条长长的白带似的河水，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看着他的背影，刚理过的平头，清新隽逸，活脱一个小鲁迅（好友们平时对他的戏称），还是穿着一双陈嘉庚式帆布胶底鞋。一阵冷风吹来，一串不祥的联想搅乱思绪，大家看着他上船，看着小轮离岸，悄悄往回走。几双轻微的足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沙沙作响，各人默默走着，谁也不想说一句话，各人心中翻滚，有人眼眶里含着苦涩的泪。
尘无在《浮世杂拾》中写的寂寞的小街，冷落的荒园，漂泊的旅人，无依的少女，疾病、衰亡，秋风夜雨，夕阳烟柳晚晴天……这种情调不正是此刻各人的心境么！
此后，故人星散，家国沦丧，隔年就传来爱友、斗士尘无的噩耗。写至此，泣不能抑，是为传。
（去年返京，夏公孙女送我一本《王尘无电影评论集》，阅罢，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在我写此文前，周明君早已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报刊的浩瀚大海中艰苦游泳，寻尘无当年随意署名的遗作，这是多么艰巨的精神劳动，使他终于捞到了三十万字的巨大篇章。虽然这仅仅是尘无遗作的一部分，但也已经非常不易了。在周明君的文章中，我也知道了这位数十年前便辞世的老友，在“文革”中也难逃浩劫，孤坟被掘翻。这是什么缘故，据我的记忆，他从来没有惹过蓝苹，或者说，他的笔触不屑碰到蓝苹，他没有这种低级趣味。是不是他的名字时常和唐纳、和夏衍摆在一起惹了她？！ 章泯曾因回答她“素不相识”而逃脱一死，早死的尘无竟无此幸运。
作为尘无最早的老友之一，我对周明君表示真挚的感谢。我已年老力衰，不知有否有心人愿为尘无在故乡立一小小纪念碑出力，让新知旧友为他树立一点永久的纪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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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难忘（1）
——忆音乐家盛家伦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狸猩，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风凄凄，雨淋淋，
花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长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形儿是鬼似的狰狞，
心儿是铁似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啊，姑娘啊！
你是天上的月，
我是那月旁的寒星。
你是池中的水，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你是山上的树，
我是那树上的枯藤。
啊！姑娘啊，
只有你……
只有你……
…………
三十年代的上海西区，徐家汇三角地南边一片菜地，我出了家门，沿着菜圃的阡陌往前走百几十步路，便是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场。那天，我有事要找吴永刚，和他通了电话，他说他这天不拍戏，想听听金山和胡萍演的《夜半歌声》中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主题歌的录音。我听他一说，就勾引起想听这歌声的念头。我急切地走着，离录音间还有一小段路，便已听到传来悠扬、委婉、凄厉、悲怆的歌声。
多么迷人的歌声！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是指此么？ 当然不是。但对我来说，确是难忘的一曲，对家伦来说，这是他生平绝唱，一“曲”令人难忘。
三十年代的国产电影，有的连对话也请人代替，代唱则更多，金山在《夜半歌声》中的歌，便是由盛家伦代唱。
我有幸就在这一天认识了家伦。假如他卸下金丝眼镜，把西装换成古装，他就活脱像《西厢记》的张生、像梁山伯……
我在心里唱了一句：“美哉少年！”
“八一三”，日寇把侵略战火燃烧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一个战地服务队。一年后，我到武汉，潘汉年、郭沫若把我安置到中国电影制片厂。我住在郊区一个私人别墅内，制片厂就在附近。别墅内有个小食堂，导演、明星们请了一个姓汪的厨师为他们烧饭。我时常在吃饭时听到明星们在谈：“家伦说汪师傅哪个菜做得很好”，“明天请汪师傅做那天给家伦烧的那个菜”。
从一些明星的口中，家伦好像一本菜谱，我想此人一定是个美食家。他在哪里呢？ 我一打听，才知他已被派先出发到重庆去了。
我到重庆时，他早已开展一个时期的抗日宣传工作了。他利用制片厂摄制工作的间歇，把一些一时闲着的演员，组成了歌唱队，连活动布景一起，装在卡车上到各个热闹中心——大、小梁子及小什字等处唱抗战歌曲，有时在现场就对广大观众教唱。那时，在重庆运用歌唱对抗日宣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摄影厂内，家伦首创了用电影纪录抗战歌曲短片，在正片之前加演，教观众唱歌。这无疑也推动抗战歌曲的广泛流传，从而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情绪和斗志。
家伦是那样热情地工作。但在那频繁的演出中，他却是从不参加演唱的。那是为爱护歌喉吗？似乎不是，他为新歌谱曲，他用口吹的哨子，比一支笛子还要显得高亢悦耳，而且他在作曲时，也以口笛代替钢琴。
我来到重庆已五六天了，仍是从明星姑娘口中在传诵着关于家伦的功德。真可以说是口碑载道。但又听到有些人怨他太严，太古板，太固执。
那天是星期一，是歌咏队的例行假日，我在食堂碰见家伦，他瞪大双眼注视我一阵，然后表示惊异、高兴、欢迎。
我那时是一个闲人，每周开一次会，参加讨论剧本，此外无所事事。我便时常跟摄影队出外景，随着歌咏队出发，沿途兴高采烈地东看看西看看，也想尽量帮着干活。
我发现了，由于工作的劳顿，家伦明显地消瘦了。我们约了四五个人联合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包饭，每月每人九元。这小馆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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