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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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床佳婿”。招是招了，却未被招为东床佳婿，不过，一时我却把痛楚忘了，我微微一笑，押送的人愣了。
　　我被带进了“漱庐”。我和军统的第二级头子王新衡称兄道弟，但我却从未踏进他的衙门半步。如今专案组把我推进去了，以后，我便必须把里面的景物向他们描述。但是糟糕，很不巧，进去了，却找不到熟人，我又退出来了。
　　“别演戏了，你又不是好的演员。”光头把桌子一拍，“你何必找人，你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好了，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你在你的办公室内，也就是你在那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一件不漏地写下来。坦白从宽对你还是适用的，当然抗拒从严对你更非常适用。”
　　现在苦难迫在眉睫，我恼恨当年在电影圈中混了偌长时期，没有学会当一名奇案的编剧，既能使老板口袋里麦克、麦克，又能使观众鼓掌欢呼，此刻还能满足专案组。
　　　。。

祸从口出
我的脑袋装满了自由主义，玩世不恭、落拓不羁、资产阶级等等离奇货色，幸好没有装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霸道主义，否则就是满汉全席了。
　　看病归来，专案组特别恩准休息，可以卧床。
　　睡在床上无以自遣，说了几句怪话，发了一通牢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次日，照常押解“上班”。一进门，只见金牙手执木板，满脸横肉，怒气冲冲，双目圆睁，大声叫嚷：“跪下！”
　　这是我经常做祈祷的地方，在红色宝像前，没事也要乞求保佑，何况现在戴罪在身。接着，啪啪啪，接连三板。
　　我瞪着眼，心里想着：“大事不好了，有人告密。”
　　告密者随时都在身旁。我即使赖成发高烧梦中说呓语，但那时代，你说呓语也不行，更说明你在梦中也不忘反攻倒算。
　　金牙用力打了十一大板，正要打第十二板时，光头叫：“今天饶了你，小小动武，让你清醒清醒。”这恩惠并不说明他有慈悲之心，他大概怕把这医院要留医的钦犯打死了，如何向“文革”小组交待。金牙的表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一、表示决心；二、不徇私，因为我们是电影局的同事；三、报点私怨，他原是八一厂的小干部，八一厂为清队伍，把他塞到电影局，他和我攀关系，我唔唔呀呀。我心里想：这官僚主义和口没遮拦必将害死我。
　　

“二流堂”的解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全国都下了半旗，所有的电台、所有的扩音喇叭都播送出哀乐。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学习班”里的气氛更沉重了，人们的心情除了对毛泽东之死的哀悼，更有对自己前程的担忧，一种惶恐的情绪弥漫开来。
　　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篡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一进门就检查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他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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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邂逅
广州解放了，从香港到广州，原来只有三四小时的火车程，但这一次我却走了三天，从九龙到罗湖，过深圳，经宝安搭大木船到广州，整整走了三天。
　　一到广州，便邂逅宋之的，全副戎装，他是随四野南下进入广州的。
　　我在香港买了一架手提摄影机，饶彰风（广东解放后任省委统战部长，这是一位我敬重的人士，“文革”中被整死，前些年我在广州遇见他的女儿，我强忍泪水与她交谈，我怕引起她惨痛的回忆。）嘱我编制一批宣传幻灯片，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带广州交电影院放映，我则带了两个摄影师及器材拍摄《解放广州之战》纪录片。
　　我和两位摄影师、一位助手被安排住在长堤爱群大厦，在《解放广州之战》摄成后，一位被我派随解放海南岛大军出发。另一位一怒也离我而去，他说他要去福建参加《解放台湾》的拍摄（后来八一厂成立后，都被我邀回来）。
　　宋之的被安排在第一层楼，堂友相逢，倍感亲切，我们几乎每天都买一包烧鹅、叉烧等，喝上二两酒，畅谈今后理想。
　　老宋在重庆“二流堂”时，已经知道我在迷幻灯，还有一个蔡楚生在煽风点火。他劝我到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下面将设一个电影科，希望我去当科长，他是文艺处处长，部长是陈沂。我认为在当时我们的农村是穷困的，用幻灯可以做文化娱乐的工具，又可以宣传科学种田，普及科学知识。
　　宋之的终于说服了我，他说　：“现在农村都在搞土改，基层机构未建立，谁来替你搞幻灯。目前部队全军只有三部半电影放映机，幻灯机却是不少，你大可利用它，用你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战术，搞上三几年，那时农村土改完成，机构也建立了。我保证替你转换工作。”
　　老宋走了之后，我搬到华南文学艺术联合会楼上住，成为华南文联的成员，一会儿通知我是文联的筹备委员，一会儿又是戏剧界协会筹委。章泯也搬来了，他鼓动我不要去北京，在广州创立珠江电影制片厂，把香港南群影片公司的资本、器材搬进来（南群的资本是马万祺、潘汉年的亲戚和我哥哥的投资）。欧阳山因为在他的麾下又多了个好玩的机构，他当然赞成。
　　我每天在广州市包括赤岗中山大学附近芳村转，最后找到了一座只剩一个空壳的图书馆，章泯又和我去研究除图书馆作为摄影棚之外，其他的附属建筑等等，我把修建“二流堂”的兴趣又鼓起来了。
　　欧阳山在获得上级的批准之后，珠江厂筹委会成立，我便开始改建那座图书馆为影棚。
　　珠江电影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章泯和我都被委为筹备委员。不久，我又被通知：我已被选为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给我一些文件、入场证等等，通知我前往开会。
　　我去参加了几次，听了朱光的报告，然后是一些小组会，有些小组会上的发言又写在纸上到大会上再念一次。念得人老吃螺蛳，疙疙瘩瘩，直想打瞌睡，但被邻座捅醒，忘了是华嘉还是哪一位。还有一次是叫我在印好人名的纸上画圈圈。
　　几天的会议开得人有点浑浑噩噩。有时我只好借故溜出来，实际上图书馆那边正在大兴土木，我对那事又特别有兴趣，所以总是往那地方溜。到后来，我索性不去开会了。
　　有一回，我问朱光，作报告为什么几句话老翻来覆去地讲？他说：“在农村做工作，你不翻来覆去多讲几遍，农民左边耳进，右边耳就出去了。”但他自己从农村进入大都市，他的脑子却还没有拨正，时差已若干年，他还是在翻老皇历。我没有告诉他：他在不断重复时，我在捉摸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翻来覆去炒个不停，却把他所说的是什么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多久，中央的调令如山倒，我只好起程，章泯也只好去北京当电影学院院长去了。后来，他在“文革”时遇到江青，江问他：“认识我吗？”答：“不认识。”可能因为答题正确，“文革”时只在学院扫厕所。
　　那时苏联派了一大队摄影等工作人员来华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军管会文艺处要我参加接待，协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说明　：上面交代，凡是苏联同志提出的，都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满意。好在中央也有摄影队同来，在沟通上当可更为便利。
　　苏联摄影队的时间很紧迫，好在军管会有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提出要后天在二沙头的小河中布置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的水上游行，我们答：“行！”明天在某一火车经过的地点要有一株大树，略为倾斜，那是为画面的优美，亦答：“行！”他们要求在香港买一些表、笔、照相机等，也基本上答应，但要研究怎样办。
　　第一项，人多好办事。
　　第二项，我带了四名解放军和几个工人，一辆军车，斧头、钳子等，搬了一棵树在地下一栽，解决了。
　　第三项，请示了，由叶剑英批一万元，徐肖冰和我等三人前往采购，一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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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记
在我们参观徐水返回遵化，路经北京时，听到内部在传毛主席曾经笑眯着眼说：“我们将要比苏联先走进共产主义了。”
　　那些时，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到处都在大跃进，一片丰收景象；忧的是收下来的粮食，仓库来不及建成，如果来一场大雨，怎么办！（果然，后来不知怎的竟把粮食冲得荡然无存。）
　　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甘肃的领导人喊出豪迈的口号：“为了大跃进，宁可少活二十年。”　有人说：“这是好大喜功。”伟大领袖马上挺身保护：“这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一锤定音。“跃进片”（劣片别称）几天生产一部；“超英赶美”刮破脸的“保安”剃刀号称全世界首创；一本俄文《科学》的书踩在脚下。
　　据估计，全国人民共产主义思想空前高涨。
　　真正共产化的无人管理小卖部在各大机关诞生。
　　文化部的小卖部，彩旗飞扬，购者踊跃，夜里盘点，货架如洗，银箱空空。
　　我们回到村子，向农民叙述我们所见的奇景——那是勇敢密植的结果，但老农用冷笑回敬我们。他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稻的田？　那些稻哪里去了，几亩地的稻拔出来插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只是将来拿什么来吃？　”
　　我突然想起×省有一年为了迎接某领导访问该省，一夜间将其经过的大路两旁栽上参天的大树的故事。
　　但是，乡党委书记是不能听这类故事的，他要听县的指挥，县要听更上的，他不能不“跃进”。“以粮为纲”，除了粮以外，都不是“纲　”；有一夜，半夜三点，我们被敲钟催醒下地割豆，因为那里第二天就要翻地。村口有一大片已熟的绿豆，来不及收割，十几个人排成一行，用一会儿工夫就把地翻了，我用力抢拔了绿豆，一直到他们翻完了，抱回家剥开来，只得两碗。
　　乡政府门前的大院，三天两头召开大会，不是宣布某人成为党员，就是开除某人出党，这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刻。
　　在乡书记的推动下，文化部下放的准右派们，也搞了一块“模范田”，在四分土地上，种下了二百斤麦种，上了三万斤粪肥。这地区过去一亩地的收成也只三四百斤麦子。
　　县里为了促进本县的发展，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于是，会画画的、会演戏的、会搞机器的，都被分派出去了，我答应采购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替一家电影厂购买的一台发电机，现在搁置没用。这事他们特别感兴趣，我便因公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妻看着我，惊慌万状，她抱起女儿：“小妹，你看这是你爸吗？”说着，号啕大哭，女儿也哭了。
　　我几乎难得照镜子，到浴室一照，我也愕然，怎么就变成这皮包骨的长脸。
　　我很顺利地谈妥了发电机的交易，价钱也很便宜，便打电报回去叫派人带钱和派车运载。这一来，我在北京住了将近十天，增加了大量营养。发电机运回后，因为这个县是没有电灯的，他们决定在县委、县政府主要单位及几处重要地方装路灯，真是一举手之劳，就把县里一些重点“电灯化”了，这使管这件事的书记把我当宝贝看待。他是管食品、餐馆商业的，除了大大招待我几天外，还关照了餐馆负责人。此后，我每一进城，餐馆的人一见我，就告诉我有活鱼，或者野鸡等等。我变了一特殊身份之后，即使要买肉，也毫不困难。但因为我们是下乡来锻炼的，也要照顾到影响，所以只好在饿极的时候再到城里打牙祭。
　　有一天，我进城走到餐馆门口，遇到这位书记，他一把拉我到账房内坐下，慨叹道：
　　“老唐，我们的思想真落后于实际，我们要办共产主义公社了。”边说边用手轻打着脑袋。
　　“就进这几十盏电灯的共产主义？！”
　　

炼钢食堂
粮食大丰收！以粮为纲的国策获得空前的大胜利。
　　粮食无处放，怎么办？于是“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要国强必须有大量钢铁。经过一番幻想，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　热，全民炼钢。
　　县里的财贸书记又动员为这伟大运动献计出力。我想起上次去北京买发电机，仓库里还有十几部笨重的发电机和其他一些工具。财贸书记对这些全都有兴趣，他马上打电话到长途汽车站留票，次日我又进京。
　　在北京，我除了办正事之外，还读到作家、诗人们对大炼钢铁的歌颂，还看见他们奋战在小高炉旁。在各大机关的后院，都垒起了一座座直径五六尺、高###尺的砖泥结构“炉”。这种炉就像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中秋节为拜月，用土坯垒成的一座小塔，中间燃烧小枯树枝，有时抓一把粗盐往里一撒，火花四溅，恍如放烟火。我小时候对这玩意儿比过新年还更感兴趣，现在这小塔竟然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特殊功勋了！
　　县里派了三辆马车来运机器。为了节约，我也和马车一起走。一路上，到处都建起这种小土塔，公路上络绎不绝的马车队，都载着从唐山煤矿运来的高质煤炭。
　　我们建成了一间修理厂，两间水力碾米、粉碎玉米厂。离村###里东边的山，据说是铁矿石山。县属的乡与村都和全国一样，建起“小高炉”炼钢。
　　我们下放遵化劳动锻炼，必须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大跃进”却把这规章制度打乱了——我常在县城活动、吃、住，只是偶然到村子里时才同吃。有一天，房东的小儿子把我拉到他家，他妈妈高兴得双眼含泪。她揭开锅盖，里面煮了七只鸡——他们全家养的鸡：“老唐，晚上来吃饭，明天，我们吃饭不要钱了。”
　　晚上他们一家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