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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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楚生在进入摄影棚工作之前，拿起一支烟在写字台上搓松后，连抽几口，开始工作。他是我认识的烟友中最早表示要戒烟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他在烟上写了“戒烟誓言”，年、月、日，签上名，把烟放在写字台上面的架子上，向公众表示决心。可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在结束《都会的早晨》最后一场戏时，眼睛实在张不开了，他破了戒，用这支已发霉的烟，催生了《都会的早晨》。
　　胡愈之老人则是最节约火柴的了。他每天点燃了第一支烟，以后的烟就一支支接下去了。一九八三年我找他为潘汉年的纪念集组稿，一个多小时中，只看到他抽两支烟，他虽然没有戒，也已自我大压缩了。
　　也有的人狠命连抽几口，用力吞到肚里，然后透一口大气吐出一圈雾，那是刚从牢狱放出来的囚犯；有的则轻轻抽两口便把烟扔了，那是阔人家的少奶奶或小姐。总之，千姿百态，各显风骚。
　　但“三面红旗”漫卷时期，既卷走了粮食，也把烟叶卷走了。除了“特供”外，众烟民只好学习神农尝百草，那时的烟叶大多像是树叶烘干制成的。“反右”时期，我因从右网漏走，但贬罪仍难逃，我被送到农村长期安家落户，住在一位贫农家里，他却正好在“割尾巴”之前自留地种了一批烟叶，孙师毅给我画了一只木制手工卷烟机，解决了几个烟民的大问题。后来在农村没有饭吃，我们又不会挖野菜，剥树皮，只好全体回京，我忽然发现北京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那是旧日上海瘪三、叫化子的行当，花名叫“捉蟋蟀”，在一根约三尺来长的小竹竿上，扎上一根针，见到烟屁股便一戳，烟头就带上来了。在王府井我见到不止三两个人在“捉”。在一个国际宴会上，我又见到一位高干夫人把烟灰碟中的烟头用小手绢包起来放进漂亮的小提袋中。
　　就在那个吃饭、抽烟都极困难的日子里，忽然传来一个好消息，政府发出两百万美元向国外购进香烟过滤嘴以便生产高级烟。
　　“文革”中，我又遭逢了抽烟困境。我的小儿子跟我一起扫地出门到农村的大“牛棚”，他偷偷地给我买来一条“大前门”，连长获悉大喜，马上召开一个阶级斗争大会。“大前门”当然被没收，但有位造反小头头却给我买来“红牡丹”，我出钱，他请我抽烟，每一包烟我可以抽到十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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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沧桑录（2）
因为长期睡在湿地上，我的病历又添两种，气喘和肺气肿，我被批准来京治病。这时特别是抽烟时便猛咳。经过几次试验，我决定戒烟了。戒烟使我尝到甜头之后，我逢到烟友便劝他戒烟。但这劝人戒烟的事太困难了。
　　“文革”收摊，我办离休到港。在街上，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明显是少了，报纸禁止刊登香烟广告，而报上又有劝人借钱的广告说：　“借钱易过借火”，这也说明抽烟的人是少了。但我却不相信香港人对　“政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和“吸烟可以致癌”这两句口号居然那么顺从，我确信有一句“吸烟可引致性无能”更具有巨大的威力。
　　这几年，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看到的景况，对烟民们的神仙日子似乎有日薄西山之感，到处都在禁止吸烟。大韩飞机的洗手间也有一块小牌子：“吸烟可罚2000美元”。洗手间外一个阴暗的角落，有个艳装少妇萎萎缩缩在偷偷地抽烟，看到我在注意她，眼露惊慌之色，连忙熄烟逃窜。
　　当我回到祖国踏进家门，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平板车，旁边四五位青年电工正在吞云吐雾，好一个飘飘欲仙的美景。原来这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一了解，我国烟民已经吐故纳新，现在是新生代在支持烟民人口的记录，据说至今仍不少于三亿。
　　在我的家族近百口人中，至今只有一人仍在抽烟。我说：“你也该考虑戒烟了吧？”他说：“对！”然后问我是哪一年开始抽烟哪一年戒的，我告诉了他。他屈指一算，脸现笑容：“我一定向你学习！你抽烟六十三年，我连三十年也不到呢。”我说：“也好，你再抽三十三年吧。”　不久前，一位法国学者对抽烟问题有个新的见解，他认为抽烟既能使国家增加大量税收，又支持烟农和工人就业，更可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对老人也可早日解除他们的痛苦。其实烟民们也可以算是“曲线爱国”吧。
　　前几年，港府曾经给囚犯发烟，不知是否也有此含意。
　　夏公骨灰在撒入钱塘江时，谢晋随后撒下一些黄花和中华烟，他是学电影《巴山夜雨》中一位老妈妈给“文革”中被整死在川江的儿子撒下他生前爱吃的枣子。但夏公已戒烟多年，我可惜因病没有陪送他最后一程，否则我便替他收下另行处理，以免他又开戒，而且烟一泡水，其毒性甚烈。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乔迁之喜
几年前来到香港被一批亲友留下来后，我每隔三两个月总要往北京跑一次。小辈们为了要使我在香港安下心住下来，多次谈论给我们二老买个小单元，并且把三岁的小玲玲也分给我们，陪伴公公婆婆，以免寂寞。
　　酝酿了几个月，看了不少地方，总未能合心意，他们又怕我累病了，终于在一家代理公司看了一份说明书：房屋四正，三面有窗，坐北朝南，交通方便；睡房印了一张双枕的双人床，还有一倍以上的空地印着放置大衣柜、梳妆台及凳的地方；客厅按比例比睡房又约宽一倍，厅角一圆桌，旁边有六只椅子，有一只大酒柜，可以摆一张沙发，一只小几可以放电话机，打横又可摆一张三人沙发，沙发面前又可放一张长茶几。真是一个理想的小居室，建筑面积三百三十多〔平方英〕尺，二老带一个小娃娃也尽够了。地产发展商是一个综合经营包括刀叉等工业品的上市集团公司，虽然没有看过示范单位，这么一座小小港《大公报》编辑潘际夫妇参观袖珍房屋
　　的楼，总可以相信得过的吧！即使经过两位炒家，要花二十余万，小辈还是毫不犹疑就买下了。
　　不到四个月，入伙纸下来了，办了手续，领了钥匙，小辈恰巧有事，托了两位好友老严和小陆来帮忙商量迁居问题，又把小玲玲交我们带领着，兴冲冲地到了新楼。
　　早在两个月前，小辈们就安排送一些什么家具：一张六〔英〕尺宽的大床，可以睡三个人；二十四立方英寸的冰箱，大了一点也不要紧；洗衣机、书架、书桌、钢柜、餐车、沙发、靠椅、圆桌等等，除洗衣机外，都是说明书上有位置的。
　　一到门口，气派果然不凡，这扇门足有三〔英〕尺宽，老太婆喜不自胜。不料，打开房门，大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老严人如其姓，取出钢尺，一量睡房，叫了一声：“糟糕，大床长度正好，宽度还差二〔英〕寸。”
　　在哭笑不得之下，我只好笑了：“要是卖给武大郎，大概正合适了。”
　　小陆是个爱说怪话的家伙，这下子找到话头了：“说不定老细和设计师就是和武大郎一样高呢！但是潘金莲怎么睡，怪不得潘金莲找西门庆去了。”
　　老严不理小陆的碴，拉长着脸，拿了说明书在仔细看：“人家倒是有法律根据的，说明书除总面积一万零几〔平方〕毫米外，还注明本说明只可供参考用，所有细节应以最后政府批准图则及法律文件为准。”
　　“政府也不会叫人长矮呀！”老太婆气呼呼地说。
　　“我倒是注意过这个一万多〔平方〕毫米，但我只知道八毫米小电影的画面只有两粒绿豆那么大，他们不用尺或米计算，我却只注意安放床柜沙发桌椅的比例。”我说。
　　小陆马上又接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应该买几斤绿豆来排一下，究竟有多少粒绿豆，就知道有多宽了。”他抢过老严手里的钢尺在客厅一量，摇摇头：“看来，连客厅都不能安大床，除大房门能开之外，到睡房、浴室、厨房都只能从大床上跳过去。”
　　老严并不理小陆的插科打诨：“就连单人床甚至帆布床都要伸出房门的一半，房门根本不能关，只好拆掉，搞两块二十三〔英〕寸的板子做床，老太矮一些，睡在沙发的地位吧！”
　　小玲玲半天不开口，现在插嘴了：“我睡哪儿？”
　　“你睡在窗台上。”小陆说。
　　“掉下去怎办？！”
　　“把窗关起来。”
　　“关起热死人。”
　　“给你一把扇子。”
　　“睡着了谁扇？”
　　“睡着了就不用扇了。”
　　突然，老太婆叫了起来：“这算个什么厨房？！人进去了，不能关门，双口的煤气灶也得丢了，在哪里切菜，在哪里煮饭？！”
　　“不要紧，你站到洗碗钢盆里不就可以关门了吗？”小陆说着，用手指敲敲门板；“咦，这是一面实心门呢，还有这么大的弹簧铰链，恐怕是整个屋子最讲究的一样设备呢！”一转身，他又笑了起来：“我在好些二三千〔英〕尺的大屋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煤气热水炉呐！”
　　…………
　　老太婆哭丧着脸搬进来了，小玲玲还是留在她父母身旁，大床、冰箱、洗衣机、书架、书桌、钢柜、沙发、餐车、靠椅、圆桌、双口炉等等只好割爱了。
　　小陆发现电梯有人贴了一张布告：通知那些对房屋不满意的人到某层楼商讨对策；找地产商交涉，向消委会投诉。大家一致赞成，但过了几天，杳无消息，于是各人也只好忍气吞声，纷纷自我安排过日子，以下是我见到和听到的：
　　——我的邻居一直空置，愿意比原价低一万〔港〕元出让（也即是愿亏大约二万〔港〕元）；又据某地产代理商说：地产发展商愿以低两万〔港〕元收回。
　　——有几家把睡房与客、饭厅的墙拆除，我见到的有四十余竹筐碎砖等，有二十多只门清除出去。（听说清除二只木门要一百〔港〕元，我准备买一只电锯将它锯成若干小凳子。）
　　——一对中年夫妻以睡房住小孩，夫妻俩只得睡客厅地板。
　　——有几家花装修费四五千〔港〕元至一万三千五百〔港〕元不等。
　　——全楼四十余单位，至今月余，夜间有灯光者不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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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蚊居
想起我的“旧居”，那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单位，正如地产商的说明书写明的：“房屋四正，三面有窗，坐北朝南。”只是三百三十二〔英〕尺的房屋，不知怎地就缩成一百〔英〕尺了。
　　像鸭子逼上架子似的，我们终于搬进那个全港最小而又相当漂亮的单位。
　　无线电视在黄金时间把这屋子播出去了，《明报周刊》也用四大页的篇幅仔细介绍，并誉之为“蚊型房屋”，现在就差进入吉尼斯大全的门槛了。
　　开始时老夫老妻走来走去总碰屁股，一碰就吵架。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习惯的逐渐习惯了。我们两人又都是从大陆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接受既成事实。加减乘除一核计，原来认为都是缺点的，现在却都成为优点了，我有点“阿Q特色”的得意。于是，首先把睡房、浴室、厨房的门都拆换成折门，二老各搭一块二十三英寸宽的木板做床架（只能二十三〔英〕寸，宽一点都将挡住客厅和浴室的门）。其次，两英尺宽、三〔英〕尺二〔英〕寸深的厨房看来只能烧开水，除非不得已，吃饭只好到隔邻的快餐室。既节约了煤气，还可以堆一些小东西。
　　最实惠的，要算电费了，如果按照地产商那份图纸上的“示范单位”，除睡房的顶灯之外，梳妆台还得有一盏。客厅呢，沙发旁边那只摆电话机的几子没有一只台灯怎么行？但现在，都免了，客厅上面一只顶灯，睡房、浴室、厨房全都照到了。
　　在客厅（当然也是饭厅）吃饭，想到厨房取什么东西，由老太伸一只右手就解决了，如果要在睡房或浴室取东西，我的右手可伸至睡房，左手则可取浴室的东西；我坐在马桶上，电话铃响了，当然也是举手之劳。
　　浴室是最叫人满意的，可惜热水炉太大，使得进小浴池很挤。还必须提一下，这浴池也可以使人自动节省用水。
　　打扫卫生之痛快利落，就甭提了，五分钟，全部解决。
　　更令人满意的是这种单位，既不能开设纯粹租房的别墅，那些青春妹、洋小妞也不能用来做架步，这两种行业再寒酸也得备有一张双人床，而整间睡房摆一张床尚差两英寸。
　　人怕出名猪怕肥，对这座大厦亦然。自从电视和报刊宣传之后，不知是不是我疑心生暗鬼，我每天出门进门，总觉得有人在议论这座楼，有几位朋友，从来只在茶楼酒馆谈天的，却忽然登门造访了，问他们有什么事，但他们却只寒暄几句，东张西望走了。于是，我后来就宣布：不论亲朋好友，前来参观者一律须购券入屋。
　　是不是受我这宣布的影响，《大公报》的老潘夫妇带来了一盒外国茶具作为礼品；某君夫妇带来两袋水果；苗子、郁风来信说有一个画家代表团来港，某某等数人将前来购票参观云云。
　　我说：“既然住下去，我们就装个冷气机吧，大概装个小巴用的冷气机也足够了。”
　　“我看还是设法卖掉，另买一个清静点的。”
　　“谁要买这样的房子？”
　　正是所谓“各眼有各花”。几天后，碰到一个朋友，我随便说起想卖屋，他来一看，说：“卖给我。”并且自己开了价，虽然低了些，我还是立刻答应下来，但我声明要买到屋才搬。
　　老太说：“这房子再多五十〔英〕尺就好啦，我实在舍不得搬。”
　　三天后，我看好了一个房子，量了一下，实用面积百分之八十一。从整个建筑装修情况看来，估计三四个星期准可以入伙，于是签约。
　　三四个星期结果变成三四个月。我想：香港的万千座楼如果都像我这买楼的经历，怎么办？
　　现在我们终于进入了新屋，面积比以前几乎大了两倍。有一天，老太又说了：“要是能再大三十〔英〕尺就好了。”
　　“不满足”大概是人的天性吧？！不满足推动社会的发展，推动富者不择手段地去夺取财富。到了晚年，回想过去的所为，赎罪感油然而生。于是，赎罪、善事、散财等各种矛盾在脑子里交叉打架，这就难免使人发愁了。
　　那座“蚊型屋”的二百余尺哪里去了？毛病究竟是出在地产商？建筑师？或者是谁在瞎指挥，瞎批条子？但这“蚊型屋”也许将来是会列入“文物保护”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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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天
有人以为我是一个“食评家”，其实，作为食家，我最高也只能算是二流食家罢了。
　　香港的“食评家”是不是也和“影评家”时常被制片人请去白看电影一样，被酒楼、餐厅请去品评菜肴呢？有一天，我和一位“食评家”闲聊。我说：香港有万千家酒楼餐厅，午点基本上是虾饺、烧卖、叉烧包……当然有一些味道略有不同，吸引了某些顾客。现在有不少酒楼已经变成混血儿了，所以有的餐厅就干脆标明粤、川、京、沪菜，食评家们如何定出品评标准呢？
　　“食评家”王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今天这桌三千余元就不贵，这样高级装修的厅堂，豪华的餐具，第一流的服务。
　　这话也不假。试想：路边的小贩一元一大块的萝卜糕，到酒楼的餐桌上可以分两碟，变成七八元。连菜市场的鱼、肉、虾、蔬菜，都有高低不同的价格，这也许就是香港的特色。它不必讲求统一规格、统一价钱、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