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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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受到启发，啊啊连声。其后我看到造反头头桌子上成叠的材料，不过不知道所写的内容。后来我看到你活着出来，只是断了条腿，我不知道这条断腿是否和那段隐蔽三个月有关，我不止一次问你，你却绝口不谈。我也不忍提“牛棚”　那事，避免增加你心中的不快。我喜欢看到你在听祖光编造我的《金梳子奇谭》和你编造的我《与狗吵架》的故事而开怀大笑，这一二十年来，我们都只想看到你的笑容，听到你的笑声。
　　　　五、泥泞中作战　荆棘中潜行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辑用“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形容你在那时的工作，你认为溢美、过誉。经历过那段路程的，现在还有不少人，这泥泞和荆棘能不能说明那时的艰苦，也可能远不足。在泥泞中摔倒还可以爬起来，在荆棘丛中潜行也可以披荆斩棘。那时十几个人在旅馆开会便可以送上龙华枪毙，他们对你夏衍会特别恩赦么？只要阴差阳错一步，便会引致惨重损失，田汉在艺华的一阵行动的教训可为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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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左联的日子”（3）
我们终于迎来了日夜翘盼的抗日号声，也迎来了多年不见的老友潘汉年。他平淡地叙述几年来去苏区；到过蔡廷锴的福建政府；长征，向陈济棠买路；在遵义化装越狱去莫斯科，在莫斯科遇胡愈之；去南京与宋子文等打交道；直到西安事变……他谈得很清闲，我们却是激动不已。
　　隔日，你拿了五百元一叠钞票交给孙师毅，要袁殊和我三个人办一份四开的《早报》，可以刊载一些与抗日有关的文章，副刊稿件由郭沫若负责，由我编排划样（我那时猜想是由你集稿）。有一天，你来报社时，孙、袁没有来，一会师毅来了，说袁殊被他的日本老婆打得头上包扎绷带，要你去向她说情，才能放他出来，那时我们暗地开玩笑说日军在吴淞口挨十九路军猛揍，袁的日本老婆在替他们报仇（但我翻阅你的《旧梦录》，说他的老婆叫黄景星）。《早报》出版没有多久，你和潘跟国民党谈判合作出版《救亡日报》，《早报》便停了。我也在这时被你和潘安排参加到张发奎军中的“战地服务队”。
　　我给《救亡日报》写过两篇战地通讯，随着战局的变化，我们向浙江、江西转移，你和《救亡日报》也撤至广州、桂林，我则辗转到了重庆。我办起了一个小印刷所，于是我们在两地又搭起了桥，我在重庆便印刷出版了《救亡日报》航空版。可惜不久印刷所被炸，你也陪着我受到损失。
　　　　六、绚丽无憾的一生
　　你一生中涉猎了无数领域，文学、电影、戏剧、翻译、各种评论、杂文、工运、文运、妇运、统战，特别是作为一位优秀报人，凡十二年（但我只看过你写的一首小诗）。你爱好书画，你把“文革”劫后剩余精品一百余幅赠送故乡浙江博物馆；你爱花卉植物，云南植物园负责人对你赠送的植物标本啧啧称奇；你的集邮吸引日本朋友请求欣赏；你也爱猫，造反派把你的猫称为“夏夫人”；（我曾从梅兰芳先生家要到两只小猫，准备带到香港送朋友，你极力反对，因为你知道广东人爱吃猫。）你更热爱祖国，热爱正义、自由，热爱真理、民主。
　　你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绚丽的一生，是无憾的一生。
　　对你的报偿来自读者、群众对你的尊崇、热爱；还有朋友、有良知的人们；还有牢狱：你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不用做事，让你休养、反思，也算报偿吧；还有上苍，一位七十岁老人，打断了腿，鲜血迸流，竟能存活二十五年，岂非上苍好生之德！
　　夏公啊！如果天堂有路，我多希望能够再追随你走上一程。
　　一九九五年四月
　　

三看小妹
阿丹远行之后，这位娇小妹黄宗英就成为友好的热切关心对象。可能是阿丹之丧给她带来过度的伤痛，她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白毛女。黄宗江叫我从香港带回给她的染发膏，她娇滴滴地自言自语：“我哥就是爱我。”
　　在那下海热潮翻滚的日子，有一天忽然在报上看到她南下深圳蛇口；自己下海还在招兵买马。我心头一震：海浪滔天；偶一不慎，便会沉溺海底，或喂了大鲨鱼。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只半个多小时，便可到达，于是我急忙到了蛇口一看小妹。
　　我除警告她要时刻注意海浪之外，绝不能放下笔杆，此物一放下，就很难提得起。
　　她好像胸中撑着一根竹棍，叫做“成竹在胸”，她带我参观她的办公大楼、书店、剧场；电视制作队伍的导演、演员队伍，并留我和他们在宾馆过夜，第二天又看了一座大楼的大厅，准备和香港餐业巨子伍小姐合作开餐馆，形势似乎大好。然后在一家广东酒楼饮茶后返港。
　　过了两个月，心里总是有点疙瘩，约了老妻，当作旅游，又到蛇口二看小妹。
　　这回不巧，她专车去广州；接一位来替她总管的能人，亲自去广州迎接，足证她的真诚。
　　我心里也有点踏实。她若能摆脱事务的纠缠，就可以放心从事写作和监督电视剧的制作。
　　我们在海边和各处走走，应云卫的姑娘应萱接待我们。我曾和老应同住过一个短时期，那时小应萱才三四岁，她却还认得我。因为时间还早，我们当天便返回香港。
　　三看小妹时可就遇到惊涛骇浪了。开始只听说她遇到麻烦，我急奔蛇口，只见往日热气腾腾的局面，如今已冷落萧条。一位合作者拐走了三十万美元，远走高飞，她本人则被送进广州一医院。哪个医院一问三不知。通过我在广州的诸多关系，才知道她住在中山医院，据说医生禁止通信，但我还是和她接上了。但这一接上，却令我胆战心惊。她给我发来一封“鸡毛信”。叫我马上给她买若干双什么颜色、什么原料制作的袜子，信纸右上角画上一支长长的鸡毛。那时我在加拿大，怎样完成这一任务呢？我心惊肉跳但还是发出一个传真给香港的好友，迅速觅购，然后寄往广州的医院。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断线。
　　过了数年。忽一日，我和她狭路相逢，我问她那鸡毛信是怎么回事。她大摇大摆赖个精光，这小娘子变成我的姑奶奶：“你姑奶奶再糊涂也不至于此。”我说：“几时我把那鸡毛还给你。”不多久，她给我来一封信，自己坦白了：“阿哥啊，你小妹什么也干不了了。……拍摄《望长城》探险片大概太累了，宣布停机进入后期，我竟然又发了精神病。四天四夜，醒来已经在可怕的精神病房里了。什么事都忘了。医生不许我再写了，我还是写，杰作都让主任医师扣了，一定是杰作……”
　　一九九四年初，我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忽报二哥冯亦代与小妹喜结良缘，相邀参加茶会，并托邵燕祥陪伴，我当然前往参加盛会。祝贺他们从此互相嗲个不休。
　　

依稀碧庐
　　　　　　　　　　　　——记“二流堂”又一聚会
　　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日，离世纪末日倒数只有四百多天了，“二流堂”几个耄耋老人，和堂友们，有人从澳洲、也有从美洲匆匆赶来参加在夏衍老人故居举行的“二流堂”餐会。参加人士有黄苗子、郁风、　丁聪、沈峻、吴祖光、范用、高集、高汾、姜德明、唐瑜、沈宁、沈旦华夫妇。还有：张仃夫妇。张仃白发苍苍，满嘴白胡子，颇有长者风度，一问，似乎还比我小几个月。我们近二十年不见了，还是那年他到香港开画展时见过几次。遗憾的是凤霞远行，宗江、宗英、若珊、亦代去沪，之方在苏州，燕祥出差，潘际返美，杨宪益、永玉和梅溪没有约到，还有……
　　这个餐会的名堂是为黄、郁，双高补办金婚，丁、沈银婚。丁聪娘子又弄来一只大蛋糕说是为唐某庆生日，似乎有点跟糖尿病人开玩笑，拿高糖品给病人吃，但这娘子聪慧狡黠过人，她把蛋糕顶上一只小樱桃摘下来，那也是蛋糕的一部分。她又和旦华弄来大批食品，有人带来月饼，有人带来茅台，桌上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一时觥筹交错，笑语频传，欢声雷动，隔室夏公的大照片含着微笑瞧着这批老小孩的胡闹。
　　这个聚会既然是为两对补办金婚，补述当时花絮似有必要。那时苗子在重庆担任财政部秘书，却时常跑到戏剧、电影圈中游荡，有一回中制导演何非光尚未起床，他拿了一个锤子（四川话锤子很不好听，但它又确是锤子），在何头上摇晃，嚷着：你还不起床，我把锤子敲你脑袋。那锤子真很听话，锤头立时跳出，在何脑门上，砸出一个大洞。幸亏何命大，没有呜呼哀哉。其时适美女郁风来到重庆，老夏连忙拉红线把他们捆起来。祖光对洞房有如下的描写：“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
　　其实，这幢房子也是“二流堂工程队”建造的，只因已盖过四幢屋子，积累了经验，又在乡下买的一座木山上选了较好的材料，再为了增添喜气，刷上增加旖旎香艳气息的玫瑰色。
　　从此，君王不上街，谁有事找他请打电话到财政部。
　　再说两高的恋爱，还有一点小插曲，这得多费点笔墨。
　　且说夏老在桂林的《救亡日报》的女记者中，有一位大美人，报纸被逼停刊后，老夏和大美人等都到了香港。这大美人在香港引来多少狂蜂浪蝶，且不管它。单说有两位漫画家闻讯从外地赶来，其中一位从外国千里迢迢乘风破浪在海上颠簸了十天。不幸，佳人已被沙叱利拧走了。两位艺术家隔床相对，倾诉衷情，有无相拥对泣，则不得而知。日寇南侵，廖承志、夏衍安排了大批文化人返国，又回到重庆。
　　一九四三年，我在依庐下面新盖的房子正在收工（即后来的“二流堂”），老夏带来一个小姑娘，要我为她安排住宿。这小姑娘叫高汾，是大美人高灏的小妹，大美人的妹妹哪能不是小美人！原是一些独身汉的窝忽然春意盎然。不久，不速之客也来了，第一个是近邻中苏友协一位姓曹的，盛家伦眉毛一翘，就知道其来意，只在入门小房和他咿咿呀呀便打发走了。但那人还是不时来串门，但老实木讷，一无所成；不久又来了一位《大公报》的青年记者，他也姓高，各人以为他是姑娘的亲戚，盛家伦又以“二流堂”知客深姿态出现。但这一回情况大不相同。盛以好吃出名，好读书，又好高谈阔论。来人则脸甜、嘴甜，每次来时手里又带着甜品，他有报社的国际新闻资料可以和他侃，于是一拍即合，防守崩决，不知内情者也许以为老夏托他在考女婿呢！男才女貌，一个国际记者，一个国内记者，半斤八两，如闪电突击，入赘“二流堂”。以上两桩，距今已五十余年，焉可不庆。
　　正在喧闹熙熙攘攘之际，只见李辉汗流满脸走将进来，手抱一摞新书，一看书名：《依稀碧庐》，不禁一愣。这名字好熟，仔细一看，下面有“亦奇亦悲二流堂”。为之莞尔，终觉怅然。半个多世纪以前事，历历如在眼前。如今各人白发苍苍，谈笑风生的祖光沉默了，郁美人、高汾——一个清纯的少女，也向龙钟渐行渐近；只有小丁黑发如故，七十一岁沈峻与六十八岁的沈宁，依然天真、活泼。此情此景，正是依稀“二流堂”，还有一些放浪形骸的大孩子呢？还有那不时爆出火花的壁炉呢？俱往矣。也许夏公此刻也带领一批老小孩通过“天脑”在观看我们的喧腾呢！
　　这次欢聚也是一次互相“瞻仰”，多聚一次也是多“瞻仰”一次（我们是反对看干缩了的死尸的）。
　　在这次活动中，张宝林君一直录了像。我记得一九六六年“伟大文革”刚开始时，夏公和我在数千群众高喊“打倒文艺祖师爷”和“打倒二流堂主”的热烈欢呼声中，在运动场中绕场一周，并摄了电视录像带，可惜后来没播出（那台摄影机还是我从香港买来的），这一次不知准备播出否？听说《潘汉年》电视剧中有一场我没有出场的“我”却已播出，我至今没有看到。这一次的录像留给以后真正的小家族看也好。
　　

烟民沧桑录（1）
今天是我戒烟整整二十周年的日子。戒烟后，我一直在极力宣传，劝诫亲朋、熟人戒烟，但收效甚微。
　　一九七九年我退休后到香港，有人劝我恢复吸烟，因为好烟到处可以买到，我一笑置之。八○年有一天，金尧如说：“从今天起，我也戒烟了。”我拿起记事簿写下：“金尧如说从今天起戒烟。五月十七日。”　以后有没有开戒，我不知道。
　　八○年我主持为夏衍老人祝八十大寿，那天我劝他戒烟。他说：　“胡愈之快九十岁了，他还不是每天照抽两罐烟。”但第二年，我从香港回去看他时，他拿了几条洋烟叫我处理。这些烟是海外到京的友人所馈赠，他知道我每次回去总带一些烟送给烟民，然后劝人戒烟。这是以毒攻毒的意思。八二年影协组织一批人去云南旅游，通知我参加。我由港直飞昆明会合，便带了两条烟，分赠四位烟民，劝他们抽完就戒了。后来。听说有三位真的戒了，但我没有正式验收，真假不得而知。
　　我是十二岁开始学抽烟的。算来到现在已七十一个年头。那时我的堂伯父的店是一家大烟草公司的总代理。烟公司为了推销新出的　“白金龙”和“梅兰芳”的罐头烟，宣传幸运者可以在罐内得到一元或五元的钞票，堂伯父根据他的经验便时常打开一些烟罐，也真有所收获。打开的烟则便宜推卖给零售烟摊。太多了推不出时便留下若干自己抽和招待客人，我和堂兄弟便偷偷地招待自己。像那些开始吸毒的人一样，只是为了好玩，喷烟圈，喷条状射烟圈，从双鼻孔出烟等等。有一次，我们读了一篇说英国人瓦尔特雷利首先把烟带进英国，他在抽烟时，仆人以为主人口中着火，提了一桶水向头上一浇的故事，堂弟也拿了一盆水要浇我取乐。
　　奇怪的是这烟一抽就上瘾，抽烟费从此便成为我生活开支的一个项目。我在做潘汉年特科交通时，他每月给我五元钱生活费，我也要挤出点钱买上四五包联珠牌香烟。此后便一直升格，一抽六十三年。
　　烟民们抽烟的花样也真不少。有人只带烟不带火柴，有人只带打火机不带烟，有的两样都不带，吴祖光便是这类人。那年头儿哥们###十来个人埋堆聊天，烟酒不分家，甲摸出烟包每人派一支，他下意识地一支一支地接过来，连火也不必划，反正有人送上火。一支抽完，接着甲乙丙丁戊也照本宣科。谁也不计较谁没有拿出烟来。我曾看到他连喷七支。可他却在他的名剧《风雪夜归人》中，写了这样的台词，姨太太问名角魏联升抽不抽烟，魏摇头，姨太太道：“不抽烟的都是好孩子。”登时满院观众大笑。他也不主动拿烟抽，因为他从来不买烟。还有一种人叫“伸手派”的，但他也从不伸手，他是“接烟派”。
　　叶以群抽烟是最斯文的了，他两指把烟夹住，悬空摆在离嘴半尺的地方，然后翘起嘴唇徐徐向前，直至与烟接触，轻轻抽一口（叶为原上海作协副主席，“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楚生在进入摄影棚工作之前，拿起一支烟在写字台上搓松后，连抽几口，开始工作。他是我认识的烟友中最早表示要戒烟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他在烟上写了“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