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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更多’刁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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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防艾”奶奶（1）
“防艾”奶奶高耀洁
十年间，她走访了一百多个村庄，见过数千名艾滋病人，自费印刷了上百万份“防艾”资料。年逾八十，她仍在为最穷苦的中国艾滋病群体奔波。
对关注艾滋病的人来说，高耀洁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年逾八旬的河南中医院退休教授，自1996年偶然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后，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从此走上了“防艾”之路。她自费印刷传单，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也曾下乡走访艾滋病村庄，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她自费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小报已经出版15期，印数达53万份。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发表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病例和患者来信。她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高耀洁认为，“血祸”是中国艾滋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与近年来卫生部公布的艾滋病传染途径大相径庭。卫生部通报，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183733例，其中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途径，分别占37％和28％，经既往采供血途径传播占5。1％，母婴传播占1。4％。通报显示，目前检出的5。1％通过采供血传播的艾滋病患者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感染的。面对国家行政部门的调查数据，高耀洁却去四处宣传，“血祸”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高耀洁：我认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血”。有人说，云贵、两广是吸毒传播。不对！2003年我获得亚洲“麦格赛赛”奖，有5万美金奖金，组织了4辆汽车、8个司机，15个人到艾滋病村庄去。他们都说是卖血感染的，而且卖得比河南还惨。惨到什么程度？以招工的名义把人弄来，关起来抽血，直到抽得动不了了，给你几个钱，让你走。有个人叫徐宝玉，八天抽了17000CC的血，回来就死了，撇下一个小孩，才七个月。
第2节：“防艾”奶奶（2）
子墨：毕竟这只是您一次调查看到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同意您的观点。
高耀洁：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是他们不敢面对事实。2006年6月底，一个农村妇女拿着病例找我，她一岁多的儿子得病输血小板，两袋花了1800块，血袋上输血人配血人的名字都有，结果小孩得了艾滋病，死了。她到处告状，没人理，怎么办？只能哭。孩子父母没有艾滋病，母婴传播不可能；孩子这么小，不会嫖娼卖淫，不会吸毒，怎么得的？现在艾滋病的宣传问题，不是不到位，而是极差。2002年我们那儿一个接生的人，把手切破了，按说应该让伤口流血，冲洗、泡一下，可他把伤口包住了。半年以后，艾滋病人发病，一查他也是，两人都死了。你到农村去，一家一家地走，就能知道真相。有一天我去了7个村庄，见了一百多个病人，几乎全是卖血传播和母婴传播，性传播的几率非常低。
根据官方已公布的资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当时甚至有血站派车接送卖血农民，可见卖血之流行。每次抽血500毫升，卖血者可获得40……50元人民币。但采血流程中存在漏洞，设备消毒不彻底，导致艾滋病大规模爆发，其中以河南最为严重。此后中国政府对全国单采血浆的血站加以严格管理，以河南为例，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单采血浆站都被关闭。然而时至今日，地下血站依然在某些地方盛行。高耀洁曾数次自费前往一些地下黑血站调查情况，她认为这种地下血站绝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在。
子墨：为什么在“防艾”的专业圈子里，很多人会认为血液传播不是主要途径？
高耀洁：这些人根本没下去，就是为了说好话，得好处。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掩盖不了事实。
子墨：很多人认为，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种非法采血已经在中国被禁止了，消失了。
第3节：“防艾”奶奶（3）
高耀洁：既没消失，也没禁止，只是由地上转入地下了。2004年我跑到山东去打黑血站，回来血压就高到220。当时我们是夜里去的，他们晚上12点以后开始抽血，一直抽到第二天早上6点，抽800CC就给80块钱。农民也不懂，他们反过来还跟农民说，抽血好，抽血不得高血压。直到现在贵州25个县还在卖血。最近一个记者跟我说，湖北南部一个地方又爆发了大规模卖血。现在“血祸”不仅限于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存在。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再掩耳盗铃了。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的信，告诉她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此后，从陕西到安徽，从湖北至河北，身高1。60米，裹着一双小脚的高耀洁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艾滋病感染者，就自费赶到那里调查真相，发放自费印制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2004年，她听说山东有一家非法采血站，又再次前往调查。在地下血站看到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
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
子墨：山东黑血站的消息您是怎么知道的？
高耀洁：我去山东讲课，学生跟我说的。有些学生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年底了，天很冷。我们跑到一户人家借了大衣，披衣站到树底下。夜里11点多，人跟赶集一样来了，都来卖血。
子墨：卖血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高耀洁：抽了血以后，混到机器里，离心之后，再按照血型给人输回去。如果一个人有艾滋病，全部人都会被感染上。
子墨：您问过那些人为什么卖血吗？
高耀洁：他们需要钱。今天在这儿卖，明天在那儿卖，说起来好像很自豪似的。50岁头发白了，不能卖了，就把头发染黑，借个身份证去卖，泛滥到这种程度。
子墨：血液会流向哪里？
高耀洁：全国各地。有个黑龙江人告诉我，他是在上海输血感染的。
第4节：“防艾”奶奶（4）
子墨：有人说非法血站即便存在，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是个别现象。
高耀洁：不对，是很隐蔽的普遍现象。山西有，黑龙江有，新疆也有。他们很多人都找到我这里，因为自己的儿子闺女就是受害者。
实际上，早在1995年之前，河南省就发现在卖血人群中有人感染艾滋病，但是当地卫生部门一度采取“捂盖子”的方式，掩盖真相，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延误了当地遏制艾滋病感染的有利时机。因为当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有着某种联系。那时的高耀洁已是古稀之年，为了揭开被掩盖地区的疫情，打开“黑洞”，这个小脚老太太怀揣自己的积蓄，踏遍了中国几百个乡村。除了外出调查时吃、住、行的花销，为了得到艾滋病感染者的信任，每到一个新的艾滋病高发区，她总是毫不吝啬地送书、送药、送食品，还常常拉着一整车方便面进村，艾滋病人凭借化验单就可领取一箱。见到生活艰难的艾滋病人，她总是忍不住给钱。她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人的信任，也取得了农村艾滋病感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高耀洁在《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对这些事实进行了大量的披露。例如：在中原的某些地方，很多靠卖血为生的农民每五天就要卖三次血，每次卖血量高达800毫升，却只能得60元钱，这样的价格折算下来比高级酒店里的矿泉水还便宜；一个农民一个月内最多抽血十次，每次600毫升，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明确规定，每人每次献血不能超过400毫升，两次献血间隔为六个月以上。更有甚者，很多地方的采血单位竟然打出这样的标语：“采血好处多，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
子墨：这些年打开了多少“黑洞”？
高耀洁：几十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像登封，一个居民组就有38家感染艾滋病，最多的一家三口都感染。
子墨：为什么要把这些“黑洞”打开？
第5节：“防艾”奶奶（5）
高耀洁：你不打开，永远没人知道。一打开，政府就去救济了。现在必须暴露真相，引起政府真正的注意。这是对民族负责。
子墨：怎么去打开这些“黑洞”？
高耀洁：一般情况下，我不敢暴露身份，我说我是来助学的。我不去政府公开的地方，专门去没人知道的地方。
子墨：可我听有些“防艾”的人说，“揭盖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看怎么样防治。
高耀洁：2005年后半年这种声音最高，但现在又有很多人跟我站在一起了。譬如《财经》杂志揭发山东黑血站，都是跟我一边的。
子墨：如果如您所说的，卖血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禁止不了？
高耀洁：利益太高了，抽一个人的血，100毫升10块钱，卖出去至少100块，甚至200块。
子墨：有什么方法能真正禁止它？
高耀洁：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官员无力、腐败，层层骗。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有一次省政府一个官员问我，真奇怪，为啥这些病人跑到你家来哭，不找政府？我说这个只能问你自己了。有的地方瞒报艾滋病人的数量，怕影响政绩；有的地方以少报多，多报多领钱。总之，说假话成灾。
子墨：您在打“黑洞”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耀洁：是村干部。我去有些地方，村干部逮我，还逮学生，最后把我们押送回郑州。有一次我们被押上火车，但我没有回家，跑到开封朱仙镇住了一夜，五块钱一个屋，天不亮又回去打“黑洞”。
子墨：让您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能讲讲吗？
高耀洁：最难忘的是孩子。有一次我到一个小村庄，听到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喊：“下来，下来。”我心想这孩子叫谁下来呀？就沿着这个声音去找，走一走，听一听，最后进了一个屋子，看见一个女的在梁上上吊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抓着她的脚，叫她下来。他们夫妇两个16岁开始卖血，生个孩子也是艾滋病。男的死了，女的病得身上都烂了，实在受不了，爬到梁上吊死了。小孩饿了，用嘴去啃他母亲的脚后跟。看到这一幕……从那以后我开始关心孩子。艾滋病孤儿很可怜，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平舆县一个艾滋病人大清早杀了9个人，死了8个，自己也投井自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指手画脚，说他是艾滋病，不叫他孩子上学，他老婆也死了，生活没法过了。
第6节：“防艾”奶奶（6）
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
从这以后，高耀洁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艾滋病遗孤上面。高耀洁经调查认为，艾滋病人和艾滋遗孤的比例平均为1∶2。从1999年开始，高耀洁已经无偿救助了近200名艾滋孤儿。最开始救助，高耀洁给他们寄钱寄学费，但很快发现这些寄去的钱大多被他们的亲戚拿走了，因为他们往往也是艾滋病人，他们的生活同样艰难。后来，高耀洁开始把这些孩子接到家中过年。她认为，这些孩子只有融入新的家庭中，才能得到正常的生活，她开始为这些孩子寻找新家。2001年，她将6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她说如果这些孩子没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艾滋病将会在他们心中种下仇视社会的种子。
高耀洁：我有一天去一个村子，一天就埋了6个，那个坟地啊，下不去脚，全是死人。零下二度，一个小孩穿着单衣单裤站在坟地里，小脚小腿冻得变成了黑紫色。孩子见了我，像看见亲人一样。学校出作文题
“世界上最亲的人”，有个女孩写最亲的人是《我的奶奶高耀洁》。老师说这孩子怎么管你叫奶奶啊？我说这孩子没人管，我把她救出来，她最亲的人就是我啊。还有一个男孩，父母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他用刀子在手臂上刺字：仇恨、杀人。你问他要杀谁，他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杀谁？杀抽我爸爸血的人。现在他总算走出阴影了，也不骂社会，也不想上街杀人了，想上大学，这就对社会有好处。
子墨：听说您家里接待过很多艾滋病人？
高耀洁：最多的时候接待过7个，做了一大锅饭给他们吃，最少的时候一个。经常有艾滋病人跟我睡一起。
子墨：您不担心被感染吗？
高耀洁：不可能。
子墨：万一有伤口呢？
高耀洁：我身上没有伤口，穿着衣服睡的。
第7节：“防艾”奶奶（7）
子墨：他们为什么去找您？
高耀洁：更多的就是倾诉。他们被社会歧视，心里很压抑。有个死了女儿的妇女，见到我就说，哎呀，我的亲人啊，可看见你了，我找你几天了，俺孩不该死啊。
子墨：除此之外，您还能给他们什么帮助？
高耀洁：我管饭，给他们路费，一二百块钱，再多我也没有了。
因为不停地“揭盖子”，高耀洁一度成为地方政府不喜欢的人。然而她的工作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可是河南省政府拒绝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但也因为当地政府阻挠而未能出国领奖。此外，高耀洁还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她荣获“拉蒙？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这个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一系列国际荣誉的背后，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
高耀洁：2001年那个健康人权奖，领奖不让我去。安南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见着中国代表。这个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领奖就是不让我去。
子墨：怎么就不让您去呢？
高耀洁：怕我说有艾滋病，因为防治艾滋病得的奖嘛。它（河南省政府）说它没艾滋病。
子墨：您知道自己在当地官员心目中的形象吗？
高耀洁：对当官的来说，我像是烫手的红薯，现在是扔，扔不掉；搞，搞不掉。他们希望我少提反面意见，可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不能掩耳盗铃。我的态度是，到啥时候我都说实话，你杀了我算完。
子墨：政府现在对艾滋病工作越来越重视了，前后对您的态度有变
化吗？
高耀洁：有变化，比过去好多了，没有警察撵我，也没人跟我，没人追我回去。最开始我在前面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女儿问，你们老跟着高老师干吗？他们说，不知道，局里叫跟的。有时候两三辆车跟着我，去买个肥皂，他们也跟着。我要去取钱也不害怕，反正后边跟着保镖呢。
第8节：“防艾”奶奶（8）
子墨：您和这些保镖说过话，聊过天吗？
高耀洁：我问，你们累不累，累的话来我家里喝点水吧，在那儿喝凉水多难受，来吧，来家喝热水。那人一听就跑，转一圈又回来，看着我。
子墨：被这么多人跟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高耀洁：没啥感觉，只是觉得当官的太无耻。你一点办法没有。
子墨：当年您到那些村县去调查，也有人跟着吗？
高耀洁：跟着，村干部也拽着我，最后谈判结果是：押回郑州。这都是他们干的事。
子墨：他们对您的态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高耀洁：从吴仪见我。吴仪见我，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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