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曹操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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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没有，套用一句*术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很多恶行竟然也得到赞美和歌颂，迄今未得合适评价。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0）
研究曹操中的误区：看问题的角度好像总是站在曹操、曹氏家族以及曹魏王朝的角度上，而没有站在历史、文化和国家的角度和高度，总像一个曹家的御用文人那样为其百般辩解。实际上，顶多是苍白无力的辩解。可能有人会说，天下非刘家一姓的，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当皇帝。剖析建安时期汉室及献帝的性质，是国家的符号和统一的象征、旗帜，这时的天下已经不是刘协一人或者说刘家一姓的了，而是天下人共有的。汉的法统是当时中国统一的符号与标志，曹氏不利用汉统并没有成功的多大可能性，曹氏利用掌握权秉之机摧灭汉统，使天下陷入法理分裂，使社会分裂，使政统和道统分裂……使管制区重归一姓私有，这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民性都产生了极其负面的、极其深远的影响。曹操是一个人性尚未灭绝（观其临终对子女妻妾歌伎尚存温情）、良知羞耻尚未丧尽（观其少谈忠义名节仁礼，大概知道这是自己的短处，所以愧而不言或少言。）的野心家、阴谋家。
　　从本文的颜色角度怎么看曹操？他的本色是什么？思忖再三，忽由李宗吾评价曹操而来灵感。《厚黑学》中说：“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曹操的心大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它方面呢？笔者迅速复读《三国》，浏览相关成果，温故而知新，实有点滴心得，发现多可与黑色相联系，至于是否可称之为大黑，心中颇为犹豫，今奉献与大众，期待引起高明者指正。
　　黑色是最深暗的颜色，是明度最低的非彩色，从理论上看，黑色即无光无色之色。黑色在古代《易经》中被认为是天的颜色，古人认为北极星是天帝所在，“天地玄黄”之说源于古人感觉北方天空长时间显现的神秘黑色，有沉重的神秘感，是一种庄重而严厉的色调。古代中国的太极图，以黑白表示阴阳合一。在生活中，只要光明或物体反射光的能力弱，都会呈现出黑色的面貌。黑色能和许多色彩构成良好的对比调和关系，与其它色彩组合时属于极好的衬托色，可以充分显示光感与色感，运用范围很广。纯黑色在摄影作品中很重要，无论画面是高调还是低调，是冷调还是暖调，纯黑色都是不可缺少的。无光对人们心理影响可分为两类，先是消极的，如黑夜及漆黑之地人们会有失去方向、办法和烦恼、忧伤、消极、沉睡、悲痛、阴森、恐怖甚至死亡的印象；其次是积极的，黑色使人得到休息、安静、准备、深思、坚持、考验；两类之间，黑色具有令人捉摸不定、阴谋、耐脏等的印象，也不太可能产生明快、清新、干净的印象，更不太可能引起食欲。这产生象征的两面性，它既象征着力量、悲哀、深沉、忧伤、庄重、脱俗、沉静、肃穆、庄严、正直、深刻、严厉、正义、神圣、永恒、沉稳、高贵、厚重和内向的积极特征，如传统京剧中的〃黑脸〃包公、张飞、李逵等人显得严肃、庄重、坚毅。另一方面，它又象征着寂静、沉默、寂寞、空无、黑暗、阴险、毒辣、邪恶、罪恶和恐怖的感觉甚至神秘莫测、灭亡死亡等消极印象和特征，意味着不吉祥和罪恶。如称狠毒阴险的人是〃黑心肠〃，称不可告人的丑恶内情是〃黑幕〃，称黑社会是〃黑帮〃、称成员为〃黑手〃，不能公开的名单称为〃黑名单〃，还表示违法、犯罪，称杀人劫货的客店为〃黑店〃，称干强盗土匪行径为〃黑道〃，称违禁的市场为〃黑市〃、货物为〃黑货〃，称受贿贪赃得来的钱为〃黑钱〃等。不同的审美主体对客体的黑色会得出积极或消极两种截然对立的审美结论，骚人墨客认为黑夜是秉烛夜游的好时机，“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土匪强盗却得出正好可以进行犯罪活动，“月黑杀人夜”。现在，它的象征意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显得较为复杂。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基本的禁忌色，大部分国家和民族尤其是欧美文化都以黑色为丧色，象征凶兆、灾难和死亡，体现了西方人精神上对黑色的摈弃和厌恶。我国近现代受到西方的影响，城市已开始用黑纱圈代替白色丧服。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1）
正史中歌颂曹操的史料大多应当存疑
　　今天所见曹操事迹及曹魏的史料，主要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搜罗的注文。《三国志》号称实录，历来评价极高。但史学界公认陈寿对于曹魏后期尤其关乎司马氏三代篡魏诸多史事或隐或讳，并未如实写出。关于前期，则因西晋合法性来自于从魏的禅代，对《三国志》不得不尊魏为正统多有论述，至于其它方面在实录盛誉的光环下未遑深论。笔者认为，实际上《三国志》关于曹魏前期的记载也多有疑问或不太可信，都需要重新面对、审慎考索，通盘研究后才能使用。这是因为陈寿的史料主要应来源于王沈合成的官修《魏书》。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多次指责王沈及《魏书》，在《古今正史》篇说王沈“假回邪以窃位”，“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在《曲笔》篇又说王沈曲笔、滥述，属“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王沈是因向司马昭告密导致皇帝曹髦被杀才得以封侯的人，唐修《晋书？王沈传》中称“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我们都知道沙滩上不能盖楼，不能再有以前那种“万丈高楼平地起”的狂飙和豪气！怎样评价曹操，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曹魏史料可信度的，有两个例子提出来供大家思考。第一个例子是曹魏第一个皇帝曹丕的甄妃、也是第二个皇帝曹睿的生母之死：
　　据曹魏王沈官修《魏书》曰：有司奏建长秋宫，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闻先代之兴，所以飨国久长，垂祚后嗣，无不由后妃焉。故必审选其人以兴内教。令践阼之初，诚宜登进贤淑，统理六宫。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寝疾，敢守微志。”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邺。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
　　从这里我们知道，曹丕当皇帝后非常想立甄妃为皇后，可甄妃觉得自己德行不够，身体又有病，用现在的话说思想觉悟高，推让了。曹丕不同意，让来让去有三个回合，还是要给她。曹丕这次表现的比汉魏禅代三次“推让”还要“虔诚”、“隆重”，还想来第四次，不过想等秋凉再说，甄妃不幸夏天就死了。曹丕极为哀痛，就追封皇后。但实际上，据《三国志》：曹丕“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甄妃是因失宠怨望被曹丕派人杀死，陈寿已经据实改正。而曹睿长期不得立太子，也是“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明帝纪》），事证明确。
　　再来看曹丕正式的皇后郭女王之死：《三国志？后妃传》：“青龙三年春，后崩于许昌，以终制营陵。”一点看不出异常。王沈《魏书》载郭皇后哀策文“维青龙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宫启殡，将葬于首阳之西陵。哀子皇帝睿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号兆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嫔周，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离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从此文看，曹睿可谓呜呼哀哉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呢？据《三国志？后妃传》引《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发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引《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2）
曹魏前期两个大人物都是如此死于非命，但王沈《魏书》所述竟如此颠倒黑白，真实让人怵目惊心，而这不是王沈编造的，王沈依据的却是曹魏政府的档案。即便现代法西斯等极权主义党政机构恐怕也没有这么大的造假胆量。给《三国志》作注增加了很多不同说法和材料的史学家裴松之针对甄妃之死发议论说：
　　《春秋》之义，内大恶讳，小恶不书。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裴松之就差直斥《魏书》是“秽史”了，认为宫廷内的坏事，大的避讳不说，小的不写。曹丕不立甄妃当皇后而加以残忍杀害，事实清楚，魏国人写历史要么不说、要么不写，现在掩饰、假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与见到以前的史书太不一样了。由此推论，那些说卞皇后、甄皇后各位皇后好话好事的，都很难当成事实。陈寿删掉曹丕甄妃相互推让等事，做的很对。《魏略》所载明显支持裴松之的推论，曰：“初，卞后弟秉，当建安时得为别部司马，后常对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与我作妇弟，不为多邪？’后又欲太祖给其钱帛，太祖又曰：‘但汝盗与，不为足邪？’故讫太祖世，秉官不移，财亦不益。”
　　就事论事，二妃之死既属于曹魏早期之事，又无关政治、时局，甄郭二后又不是王沈的七姑八姨，于史于私，本来无需忌讳。细细审视、斟酌，要怀疑王沈编造表、诏以掩饰真相那就愚蠢至极，王沈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他的工作方法不过就是依据政府文书抄录、连缀和编写而已。虽然傻子都知道写历史就是要出真相，但魏史自曹丕时就命令卫凯、缪袭创作，数年未成。政府后陆续命荀顗、韦诞、应璩、阮籍、孙该、傅玄和王沈等人撰修国史。《魏书》迁延三十来年不成，这其中恐怕主要不是作者能力问题，而应是外在的黑暗环境使得诸多史事难以措笔的原因。如实写可能得罪当局，违心写则难见容于社会舆论。王沈最后在曹髦时速成四十四卷《魏书》，其所依据大都也应是政府文书，但有官方依据，管他历史真相。平心而论，上述诸公拿政府的钱不干事，虽忠于史职、良心则愧于俸禄，而王沈则却是拿什么钱干什么事，无愧于俸禄而亏于史职与良心。现在大问题来了，曹魏政府系统如此制造假文书假档案，而且规模恐怕还是空前的。这个板子应当打在曹魏王朝的屁股上而不应打在王沈的臀部。从上述考证和王沈成书年代来看，“多为时讳”恐怕主要还不是关于司马懿父子的，而是前此整个曹魏王朝的，既然无关政治大局的卞皇后、甄皇后诸多嘉言懿行都如此不可相信，那么关于曹操曹丕父子的史料就不应该多打几个问号吗？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曹魏一代所传下来那些赞美、歌颂曹操的、溜须拍马的史料或者曹操的诸多美言大都可以怀疑，前引王沈总评曹操就可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完美无缺，功德无量。
　　而陈寿以其亡国之余的身份，加上外在的政治黑暗的现实，其文风简洁约略，叙事文字精炼，然必时有脱漏，自有不得不然之苦衷。其良史之才、治史之念都毋庸置疑，但其写史时所能见到的档案材料应该与王沈差不多，陈寿蜀亡入晋，其对曹魏前期材料的掌握、搜罗大概也不会超过王沈，这都使其必有确凿根据才会据以笔录删削增撰，只能依据所看到的材料而改写，如非亲历，自难辨其伪与隐，这个道理从《三国志》涉及东吴的部分可以得到印证。大历史学家　田余庆先生在《孙吴的建国道路》一文依据裴注大量兼收并蓄的内容，间以其它材料，论述了孙策孙权兄弟挑战汉统、被江东各阶层人民长期视为叛逆不愿合作因而导致孙策兄弟诛戮英豪的事实。田余庆先生千七百年后洞烛幽隐，才得以恢复历史真相。为陈志拾遗补阙，始增益了有关问题的资料。这些事实在东吴末年韦昭著《吴书》时孙吴政权与江东名豪大族早已合流，书中对于孙策诛戮英豪之事不得不有所讳忌，轻描淡写，着墨甚少，陈寿撰着《吴志》时自然无从细辨，更未遑大书。这就说明号称实录的陈寿《三国志》其实也包含很多非其本人有意造伪的历史谬误。政治的原因（下文有论）、儒家的原则需要写史的人为尊者讳，无法写出一个真实的曹操面目，也无法将其坏事全都公开写出，就更加无从描写、刻画真实的曹操。这说明曹操的史料普遍存在一个可信度问题，都要经过反复的审查、验证才能相信、并放心使用。相较而言，吴人《曹瞒传》、宋人《世说新语》之类的其它材料因没有此类忌讳反而可能更可信，有时细节或有失实，但大体上是可以印证的。　。。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3）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曹魏史尚有当朝魏人鱼豢私撰《魏略》（或曰《典略》，二书关系不明），约在魏亡前后成书，鱼豢入晋多年不当官，多半也是心属曹魏之人。该书散佚已久，细查今天所能见的条目，似乎没有故意隐匿曹操、曹魏坏事的地方，前引二例就是显证。但其方面它也有不少不可信的地方，失之于采用传闻太滥。陈寿写《三国志》时，前引郭皇后死亡真相及曹操戏责卞后的事均真实可信而又无需忌讳，陈寿都未见采纳。这说明私撰的《魏略》可能当时尚未流传，陈寿因而并未见到采辑，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因其成书在前就必然被陈寿见到、采用，此二例若陈寿看到了而不加采纳，就实在亏欠良史的名誉。
　　不应只听曹操说　要看怎么做
　　研究中经常见到的是，曹操怎么说怎么说而不是写他怎么做怎么做，而没有按照共产党对待反动派所要求的“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今以《让县自明本志令》（或叫《述志令》）为例说明，这是红色曹操研究中一篇备受推崇的经典文献，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篇用于宣传的檄文，目的在于减小舆论压力，写的非常不错，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可惜的是，如果仔细回味会发现那大部分都是谎言。令人奇怪的倒是那些吹捧曹操的人没有看到结果吗？曹操说这些话的时候，移汉之志已坚如磐石，只不过分存感把握的好，没有让人察觉。或者只是让清醒的人意识到，但并不足以让其去蛊惑社会大众同声谴责，更不足以刺激拥汉人士拿起刀枪反抗。足智多谋、知人善任的荀彧侍奉曹操十几年也没有清醒地觉察到。这更见曹操内心之阴韧、可怕。
　　韦凤绢先生观点颇能代表之前的情况：该文“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重要文章，作于建安十五年。当时，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