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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曹操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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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纵火成灾、流血为祸,这样又象征警觉、危险、冲动、野蛮、灾难、爆炸、暴力、恐怖和警告。红色在视觉效果上具有醒目特点;被广泛用于标志、旗帜、广告等方面,成为最有力的宣传色,也做为交通禁令、救火车、灭火器等消防设备的专用或重用色。在色彩配合中常起着主色和重要的调和对比作用,是使用得最多的色。总之,红色是一个具有强烈而复杂心理作用的色彩,一定要慎重使用。同今天认识大大不同的是,明朝以前的古人并不是特别的关注红色。红色(red)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贬意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象征着残暴、流血。至于红色的褒义,据考证,red的褒义是从远东经波斯传到西方的。如red—letterday喜庆的日子,theredcarpet隆重的接待等则得益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交流。 。 想看书来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7)
红色意味着情绪亢奋,热热闹闹,是革命者喜欢的标准颜色。照说曹操和革命、革命家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的,但历史的内在理路有时就是那么怪异。曹操身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地方都被开发出来,曹操甭管身份多高、道德多坏,毕竟在旧时代长期被辱骂,算是受了很大委屈;他的个人霸业、事功可以被称之为统一大业,曹操的屠杀屠城杀人如麻及成功的外在形象可以用统一来看待、掩饰;出身宦官也差可算贫寒家庭,打击政敌却勉强能算成抑制豪门,曹操性格的叛逆、变态和激烈反对当时的传统虽然不能明说他是革命家,但毕竟他搅乱了当时的价值观……当新社会新秩序迫切需要建立新价值观的时候,怎样建立新的体系并使其内容更合理、更有效?不破不立是当时的常见用语,但破了以后怎么立、立什么都未遑深入思考之际,先把旧的颠倒过来成为新社会学术界接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来要为旧社会中三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曹操、秦始皇、殷纣王翻案,说通常称之为“暴君”的“殷纣王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郭沫若们结果只完成了两个,纣王可能因为材料少,且全都是负面的,以郭沫若之睿智(智商肯定超过*,弄不好会到三百)、专业(先秦史大拿、甲骨学权威)愣是没想出来怎么给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寻找让人信服的翻案理由,毕竟成王败寇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要想颠覆这一社会心理和民族性也实在困难。结果,秦始皇被成功地肯定下来,曹操被最成功地用现代学术语言包装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文学家和诗人,至今犹然。此背景暂且按下。
学术界于是围绕着曹操在1959年集中展开了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翻案论战,伟大领袖毛泽东毛主席在幕后直接策划、指挥。要探讨红色曹操问题始末,必须从毛主席对曹操多次评价开说。毛主席对曹操青睐有加,思慕已久,1952年11月1日在安阳殷墟,毛主席就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安阳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还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在1954年夏天的北戴河,毛主席写《浪淘沙?北戴河》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全面肯定曹操,明确要为曹操“翻案”,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说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毛主席在1958年8月中旬又赞曹操,并在1958年年末两月集中、多次从多种角度全面肯定曹操、赞赏曹操,并旗帜鲜明提出要给曹操翻案。
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5期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谈蔡文姬的》,提出替曹操翻案。“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农民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树立的。他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的‘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 。。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8)
《光明日报》为给曹操翻案展开讨论,决定设立学术小组向史学、文艺等各界人士征询意见,约写稿件。1959年2月19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史学》专刊第152号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是不公平的,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帽子,恢复名誉。郭沫若又在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文深化其观点,提出:一、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军但没有违背其起义目的;二、曹操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性战争;三、曹操杀人问题应根据史料重新考证;四、曹操对民族、文化发展有很大贡献;五、曹操被冤很久,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这两报对曹操的大讨论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报刊,形成各界人士争谈曹操的盛况,来自全国史学界、文学界及戏剧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晗、谭其骧、王昆仑、周一良、刘大杰、郑天挺等撰文参加讨论,参与者畅所欲言,许多论点针锋相对。历史学家吴晗3月19目在《光明日报》发表《谈曹操》指出:“这些天来,一碰见人就谈曹操,大家兴致很高,甚至在会场上,会前,会后,中间休息的时候,谈的都是曹操。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是坏人,也有人说一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坏人。议论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见。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了谈曹操这样一个好题目,学术界也在百花齐放了,春色满园关不住,好得很。”多数人在讨论中都同意郭沬若、翦伯赞的主要观点,认为曹操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当时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其屯田制、压抑豪强等措施以及统一北方、恢复经济的成绩也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争论较为激烈的是曹操*黄巾军问题,其次是关于曹操嗜杀问题及几次战争的性质。谭其骧不赞成“翻案”说,更不赞成因功讳罪,认为郭沫若过誉曹操。谭提出曹操有四大功劳,一是结束汉末豪族军阀间混战、统一北方;二是征服乌桓和鲜卑,保障边境安宁;三是打击名门豪族,一定程度抑制兼并,澄清吏治;四是恢复生产,某种程度还发展了生产。认为其罪过也有四项,一是*农民军;二是战争中杀人太多;三是推行高度剥削的屯田制;四是道德品质方面忌刻残忍。毛泽东在1959年8月11日庐山会议上说: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应恢复名誉。
这次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曹操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所改变。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在眉心添加了一个红点,以示是好人。这次讨论曹操的主要文章由北京三联书店在1960年结集为《曹操论集》出版。其后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辞书,大都吸收了这次讨论成果。
余波未平,海啸又起。*后期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环四射,曹操登上了他个人荣誉的巅峰,进入红得发紫阶段,当时出版的《曹操集?出版说明》实际表达中央意志,大略说:曹操在纷争兼并的局势中,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二十多年里逐个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曹操实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大力建置屯田,用各种办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书中“败军令”、“论吏士行能令”、“选军中典狱令”等以及“军令”、“孙子注”中一些注释,反映了曹操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的尊法反儒思想。“收田租令”提供了有关曹操抑制豪强的资料。东汉选拔官吏用人唯亲,并讲究儒家的一套虚伪德行,借以培植为儒家腐朽路线服务的伪君子,抑制有进取心的革新分子。为了保证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打破用人的旧传统、旧标准,从世家豪族名士儒生手中夺取用人之权。书中的“论吏士行能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都反映了曹操在这些方面的反潮流精神。他公然宣称哪怕被说成“不仁、不义”的人,只要“有用兵治国之术”,他都能任用,这是对孔、孟之道的公开挑战。正是在这个新的用人方针下,曹操身边聚集了不少人材,作为他统一北方,实行革新的得力助手。东汉统治者大肆宣扬孔丘的“天命观”,大搞神学迷信。曹操同他们相反,他年轻时,当济南相,就曾拆毁神祠,后来,又把“除奸邪鬼神之事”推广到他的统治区域内。他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反对保守,重视实效,反对空想的法家思想,是和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倾向分不开的。曹操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革新家,具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曾经*过农民起义军,他的思想也未能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这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反映。此后,毛泽东还多次提到并充分肯定过曹操,譬如1975年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毛主席在1976年用曹操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不过好景不长,随着“*”被否定,硬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红得发紫阶段为时甚短。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9)
1999年新版《辞海》代表红色曹操学的最终定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着《孙子略要》、《孙子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更重要的是,曹操的作为和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作为历史人物曹操值得肯定的。”若起曹操于地下,他一定说:“早知道后代的人这样评价历史人物,老子直接当皇帝该有多好!起码过十几年皇帝干瘾。”
正是因为曹操的形象如此九曲十八弯,所以发现“曹操墓”的消息被公布后才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
曹操还是那个曹操,事功未闻增加一点,谲诈何曾稍减半分。其形象却已经被近一千八百年时间模糊、扭曲以至无法明辨。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曹操本色——大黑?
曹操?曹操!曹操的基本履历可简单、平实介绍为: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吉利,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曹操打着汉朝旗号消灭、压服、招揽众多地方势力,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集合在汉室名义之下,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窃国的基础。曹操写诗以慷慨悲壮见称,在其父子三人推动下形成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曹魏建立后,曹操被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称其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人。
本节之作,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曹操传记或小传,主要目的是搭建一个评价论述曹操的大纲,将其置于大历史的背景之中,重新审视曹操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将那些久久被有意无意间忽视的丑恶罪行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全面、客观的给曹操及其影响找一个准确定位。由于其个人事功及文学成就已为大众熟悉,本文就不再多费笔墨。下节则主要就以往研究忽略的心理、心态、性格及相关方面进行剖析。所谓大黑,并不意味是全面否定曹操,期待读者能全面客观地理解一种颜色的准确意义,不要以几十年前的政治眼光和标准来看待学术讨论。
曹操研究中的颜色问题,大紫阶段已经是过去完成时,大白阶段虽然并未终结,但已彻底式微,基本上属于过去时,而红色曹操还是现在进行时,居于统治地位,所以不得不认真对待,因为这一曹操去历史真相相去甚远。就最初的发动者及其动机而言,完全是政治性的,就实际的操作层面而言,虽然是在百花争鸣的旗帜下,以学术讨论的名义展开,但总体而言只是三四分学术、六七分政治,因为争论中明显存在大谈特谈多谈曹操的优点、事功乃至有人为拔高的趋势,有意少谈不谈其缺点、罪孽,对一些负面的东西往往有意无意间小而化之,甚至故意视而不见,论战的结果实质上是塑造了一尊古神。现状就是那次论战结果的固化。
所谓在正史上地位很高,但在文艺中被后世一步步“妖魔化”成个白脸奸臣形象,其实只是某些史学家的误解。从来没有人否认过曹操的杰出才干,能臣也好,奸雄也罢,都是如此。曹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获荣宠,程度高过秦始皇,受封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杰出诗人的桂冠,后来又加封法家,就差一个革命家的帽子。而当时在古代帝王头上满天飞的反动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这顶帽子好像从来没有给他戴过,其原因就在于毛主席喜欢他,郭沫若代表毛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曹操翻案,以至于在他被污名化之后,矫枉过正又被美名化。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1959年5月31日在《文汇报》发表《论曹操》文与郭没落商榷,认为“对曹操不存在翻案的问题”,“总之,曹操是一个有优点、有缺点,功劳很大,罪孽也不小的历史人物。从全面看问题,总的评价应该是功过于罪。但我们不能,也用不着因为他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没有把他说成是罪过于功,所以这案子基本上无需翻。若一定要把他犯的罪也翻过来,说是并无其事,或虽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过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事实。”郭沫若对不同观点和意见一般都要著文反驳,但对谭其骧的文章居然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作出任何反应。显见得打蛇是打在了七寸上。全面的肯定也就意味这个东西是可以学习的,为何学曹操?他的道德、人格,没有,套用一句*术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很多恶行竟然也得到赞美和歌颂,迄今未得合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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