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年　１　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　９　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
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①聂荣臻是军区的司令员，军
区与民政体制是分开的，但双方在所有层次上都互相影响。这一机构全面管
辖　１１　个专区，那里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最为活跃。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蒋介
石和阎锡山勉强批准了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敌后根据地
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一个。与晋察冀的发展同时，贺龙
的第　１２０　师活跃于晋西北，这是一个几乎与陕甘宁同样贫穷落后的地区，后
来成为晋绥根据地。晋绥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条连接延安地区与更东边
的根据地的战略通道，也是部分地护卫陕甘宁东北部的一面盾牌。
刘伯承把他的第　１２９　师推进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接近河北和河南边
界。这一地区，加上鲁西部分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战争的大部分
时间里，它实际上是松散地结合的两个根据地，一在平汉铁路以西，一在路
东。以后发展的是山东半岛根据地，离八路军主力更远，那里共产党人、日
本人、伪军、地方武装以及与中央政府有联系的部队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
在华中，某些与华北不同的条件使得中共的势力发展缓慢。在受日本人
攻击最厉害的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沪宁干线，地方行政往往崩溃，秩
序混乱，而各种类型的武装团伙迅速涌现，恰与北方一样。也是在这里，日
本人起初对他们经过的地区不注意占领。但在别处，华中较少受到日本入侵
的破坏。地方和省级行政机构继续行使职能，经常与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
接触。长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苏部分地区没有直接受到日本的进攻，国民党军
队没有撤走，留了下来。在长江南岸的江南地区，虽然起初大多数国民党部
队撤走了，但有些部队不久又被调来，更多部队接踵而至。这些部队中很多
是中央军或与蒋介石有密切联系的部队，不同于八路军地区内的地方杂牌
军。毕竟这一地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国民党人对外来势力的侵
入十分敏感，同时他们也处于抵挡这样的入侵的较有利的地位。
虽然新四军规模较小，在几年里战斗力也不如八路军，但是毛泽东和刘
少奇不久就要求他们在全区，尤其是在长江以北，从事进取性的根据地建设。
国民党正式划给新四军的活动地区见图　１２。中央政府每月补助约　１３　万元以
弥补经常费用。在长江北岸，他们的战场是国民党第　５　战区的一部分，由令
人敬畏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指挥；长江以南是第　３　战区，由蒋介石的心腹同僚
顾祝同将军指挥。直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时，新四军的活动很少受到延安的


① 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　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步来》，第　84—
89　页。



直接控制。虽然项英的军部中某些高级干部来自延安（叶挺并无多大权力），
但新四军的政治指挥系统却是经过当时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起初几乎全部
军事活动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军各小分队，招募或吸收杂牌的武装团伙
来扩大自己，并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有时他们邋遢的外貌使当地农民
把他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帮混同起来；有一两次他们被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日
本军队而受到错误的欢迎。当地的老百姓，无论是普通农民还是地主，对他
们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决于他们消灭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①在战争的头
一年左右，共产党在华中各地并未试图攫取政权和建立北方正在开始形成的
那种根据地。
１９３８　年末六中全会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１９３９　年，新四军大大地扩充
了，江北的部队日显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江南部队为代价的。这一
军事扩张也是以项英为一方和以党中央为另一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尤
其是刘少奇）之间日渐紧张的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扩张和强调建立根据地，
当然使华中的共产党人与中央、省和地方各级的国民党当局发生日益严重的
冲突。
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成为华中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既反映了王明权力
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华中获得更严密的控制并在华中推行华北根据地建
设政策的决心。①表　２１　和图　１２　表示新四军在战争头两年的部署，就总体而言，
它向东北运动，进一步深入敌后，并远离国民党后方。加入新四军的其他军
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长征老战士李先念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他们占据
了原第　４　支队占领地区附近的阵地，位于武汉以北，横跨平汉铁路。直到　１９４１
年，在新四军事件后的改组中，李先念的纵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更往东去，
在长江以南，是两支半游击的地方武装，即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和
江南挺进纵队。管是丹阳出生的地方共产党领导人，他在　１９３７　年前一直与党
失去联系。他帮助开辟了一条通道，经过这条通道新四军部队可以穿越扬中
岛到达江北。这两支部队和第一支队均与从属于重庆的忠义救国军发生争
夺。
图　１３　表示共产党根据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战争末期向公众提供的大
多数简图一样，这张地图显示出共产党控制下的广大邻近地区。这很容易使
人误解。这些根据地，从北方的陕甘宁和晋察冀到离广州不远的两个用阴影
表示的不稳定的游击区，处于极不相同的发展和巩固阶段。一种更实际但仍
为简化的图，可以表示出　３　类地区，它们都是变动的。（１）中共已经创立了相
当巩固的行政机构的地区，可以公开行使职权并实行改革，老实说，
表　２１　　　　　　　　　　　　　　　　　新四军（１９３９　年末）
军部。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
任：邓子恢
江南指挥部（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成立）
第　１　支队。司令员：陈毅。１９３９　年初向太湖东、南扩张的努力不很成功。这支部队的大部在　１９４０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 学，博士论文，1980　年），
第　38—48　页。
① 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 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
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 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
作战。在弄清日军 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年　３—６　月间转移到江北。
第　２　支队。司令员：张鼎丞。１９３９　年初，罗炳辉率领支队部分力量渡江帮助组建第　５　支队，并
置于其领导之下。
第　３　支队。司令员：谭震林。
江北指挥部（１９３９　年　７　月成立）。司令员：张云逸
第　４　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最初由武汉以北湖北大别山区（靠近黄安）原鄂豫皖苏维埃共产
党残部组成。最初由高敬亭，一个以前的贫苦农村屠户领导。高对抗新四军的命令和纪律，
拒绝与国民党部队合作。他勉强转移到安徽巢湖以东，被指责为“专横的军阀”，并于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在一次公开审判后被叶挺下令处决。①第　４　支队的一些成员被派去帮助组建第
５　支队。第　４　支队主要是一个训练单位。
第　５　支队。司令员：罗炳辉。１９３９　年春在巢湖西南的庐江组成；１９３９　年　７　月转移到苏皖边界南
京对岸的来安／六合地区。１９３９　年底更东进至江苏高邮湖／运河地区。第　５　支队多次与国
民党人和日本人战斗。
第　６　支队。司令员：彭雪枫。１９３９　年夏由八路军派往河南的部队组成。吸收了不少地方武装和
国民党军队的散兵。１９４０　年初从豫东（太康／淮阳）向东进入皖北。第　６　支队是皖北和苏
北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军事力量。

这些改革还不是革命，然而却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
超出了任何中国政府以前曾达到的程度。这些核心地区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图
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据地中的安全岛。



（２）比较不稳定的地区，在中共资料中常称为“游击区”，而在日本资料
中称为“中间地带”。这里可能有多种力量：共产党人、国民党部队、地方
民团、土匪、伪军。在这些游击区，中共根据眼前的共同利益寻求盟友。他
们只做初步的组织工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３）在不同程度上受
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
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
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
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
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
乱的图　１４，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
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
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
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
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


①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　1939　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来源：陈永发前引论文，第　2
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　124—　132　页。



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
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
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
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
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
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　１９３７　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　３００００　余名成员的　２００
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①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
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
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
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
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
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
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
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
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②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
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
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
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
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
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
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
匪”。③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
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
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
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
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
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
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
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
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
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作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１）不要轻率行动。（２）严格遵守纪律；
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３）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
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４）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
助他们赶跑敌人。（５）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
他们。（６）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
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７）努力分化
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８）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９）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　5　卷，第　42　页。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　6　页。
③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　45—46　页。



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
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
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
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①
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
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
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
楚：


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
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
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
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
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①

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
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
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