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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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漫记》）到　１９４４　年末和　１９４５　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
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节）的访问。
陕甘宁（见地图　１０）是中国最贫瘠、长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
尽管它面积广漠（大致相当于美国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约　１４０　万居民。大
多数极端贫困，但估计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　１２％，却拥有土地的　４６％。农业生
产不稳定，生长期短，雨量稀少且难以预测，大暴雨会倏然而至，冲走庄稼，
并把解冻的黄土坡冲刷成一条条沟壑。在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３　年间，饥荒席卷了
中国西北部，包括陕甘宁在内；千百万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芜。剧烈的地震
会周期性地摧毁那些掘进黄土峭壁的窑洞。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一起，这一地
区长期为动乱、骚动和暴力所困扰。它长期

未能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动中完全恢复过来。土匪和军阀是本
地的特产。
有几种情况使陕甘宁不同于其他的根据地。（１）作为中共总部所在地，该
地区的绝大部分在实行较温和的统战土地政策前已经历了土地革命（没收地
主的土地），因此乡绅的反抗比其他根据地弱。（２）陕甘宁是唯一远离日本军
队的根据地。虽然延安受到过几次轰炸，但陕甘宁没有其他根据地必须对待
的安全和生存问题。（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和伪军，陕甘宁军事形势比较简
单。（４）日本战线后方的根据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种地区混合体，有巩固区、半
巩固区和游击区，而陕甘宁则几乎全部是巩固区。（５）由于陕甘宁地区人口稀
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据地更为有效，也更明显。八路军的
警备部队也可以更自由地作出这方面的努力。（６）毛泽东和党政军中央机关在
陕甘宁，意味着政策的执行可以得到最高层密切的和不断的监督。
虽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６　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这以前
很久就开始工作了。直到　１９３７　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苏维埃那样，许多职责
下放给由党监督的地方军政委员会。１９３７　年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没收地主
财产被终止了，而一个由更多人参与的“新民主”体制被建立起来——然而
并不废弃党的最终控制。每一级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大会产生行政
机构，处理政府的实际工作。虽然宣布了普选权，但党可以不许某些人投票
或当选：汉奸、罪犯、敌特、低能儿等等。国民党党员可以投票并为人代会
工作，但只作为个人，不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的代表。此外，每一级行政
机构都必须由上一级的机构批准，并向其负责。共产党员在各级人代会中占
很大比重；在行政机构中他们通常也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选举程序



很快就终止了，而边区人代会直到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才召开，这意味着无论是名义
上还是事实上，整个结构都是由党中央任命的边区政府指导。
从　１９３７　年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边区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
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担任。林生于　１８８６　年，比毛泽东早出生　７
年，他曾经是孙逸仙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早期成员。在　２０　年代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他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１９２７　年后，他去过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
苏区，并参加了长征。到　１９３８　年，他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除了这一行政机构外，还要求成立工人、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并逐
渐开始在各级出现，但在这一时期这些团体似乎不很活跃。除民兵外，军队
实际上是独立于这些统战结构之外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在两年
左右的时间里，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官僚机构。同时，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０　年间，估计约有　１０　万人迁入，大多得到边区当局的认可。①有些人
是由外省迁来的农民，开垦荒地；有些是老兵、残废军人和受赡养的人。但
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学生、教师、新闻记者、
作家、各类知识分子。１９３８　年末，据说有　２　万名学生等候批准进入陕甘宁。
②然而，尽管他们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延安和陕甘宁根据地的严酷生活也使许
多人感到震惊。有些人不仅对如此严峻的物质条件难于适应，而且对政治环
境也有同样的问题。这里个人主义和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
样受到重视。
虽然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陕甘宁都是非常贫穷的，但边区经济在战争
最初几年还是相当稳定的。这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公营企业或垄断企业，
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监督和价格管理下运行的大量私人经济。除了早先没收的
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种土地受到鼓励。允许租佃与雇用劳力，规定有最
高地租和最低工资，但常不能执行。这一时期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当轻。大部
分杂税已经废除，甚至土地税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农村人口征收。这
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有来自捐献与没收的资源，部分是因为有
重要的国民党的补助，部分是因为与陕甘宁以外地区有广泛的贸易。①所有这
些条件到　１９４０　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毛泽东而言，从　１９３６　年中期到　１９３９　年中期是一段不寻常的安全期，
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当时他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
究和思考。在毛的谋士陈伯达协助下，他在这几年中写下了许多最富有洞察
力的重要文章。②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
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见施拉姆的著作第　１４　章，第　８４４　页以下各页。）
２．山西。山西恰在陕甘宁东面的黄河对岸；它的西南角在黄河东大弯处
伸向西安和陕西省的门户潼关。到日本战线后方去的中共部队必须通过山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　年》，第　99　页。另 有　8。6　万名移民在　1941—1945
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　179　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　60　万元在　1937　年中期相当 于　18　万美元（近似汇率为
3。35∶1），即每年　215　万美元。“这笔补助在　1938 年足以支付　1936　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
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　183　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　年》，第　　　2　—　4
章。



西，延安和各华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往来也必须经过山西。除山东的外，所
有这些根据地的总部都设在山西东部山区。
中共的统一战线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样有效，而且在战争爆发前
这种努力就已颇有成效。首先，这意味着要与该省的军阀主席阎锡山打交道，
而中共把他当作仅次于蒋介石的统战目标。就本能和气质而言，阎显然是反
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强，而这使他能如愿地维持对山西的统治达　２０　年以
上。阎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领地，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到　１９３７　年初他害怕
蒋介石和日本人，超过了共产党。①１９３６　年春阎要求增援以抵抗共产党对晋
西南的入侵，蒋和中央政府开始进入山西，而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引起
的部队调动期间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从　１９３５　年末华北自治运动开始时（甚至
更早）起，日本对山西的威胁已很明显，而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恰位于山西北边的
绥远发生了战斗，这清楚地表明关东军的意向是包围山西并将它纳入其政治
和经济圈。日本特务也在省内密谋。山西的资源，尤其是井陉煤矿，对日本
扩张主义者有极大的吸引力。
阎锡山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山西家乡并不太平。他的军队不很有效，而他
的统治只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积极支持。１９３５　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张公
道团”，这是为节制过分滥用权力的乡绅以争取民众支持，并从这些乡绅榨
取更多钱财而设的一个群众团体。到　１９３６　年夏末，阎准备更主动地与左派合
作，甚至同共产党人合作。阎的态度转变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路线，这条路
线要求在抗日民族主义与对党的活动的某种容忍的双重基础上寻求朋友与同
盟者，或至少是顺从的支持者。而中共则准备严格保证不让他们的活动越出
可能会疏远潜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这种气氛下，公道团的活动分
子说服了阎锡山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因此在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沈阳事变五周年之际成立，并保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约在此时，阎
锡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讲话，“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
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
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①
许多个别的共产党人②从一开始就活跃在牺盟会中，与爱国的教师和学
生、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人一道工作。新近从北平和太原监狱释放的共
产党人，如薄一波，以坚强的意志投入工作，这种意志可以从以后的一份机
密的国民党情报中看出，它不无夸张地承认：


他们的“忠诚”和“努力工作”远远超过常人。而且，他们常常放弃或不愿担任有权力的
职务，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顾惜自己（特别谋求下层工作，因为这是他们政策的核心）。他们的
忠诚就像一条狗；他们的驯服又像一头羊。任何主人有这样的奴隶都会欢欣之至。③

牺盟会又制订出大量在军队、学校、政府官员中以及农村里的培训与宣
传计划，并在进行这些计划时，传播统一战线的信息和补充党的后备力量。
因此，当战争爆发时，八路军三个主力师的指挥部通过山西并未遇到障


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　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　9—　12　章。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 《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3　版。
③ 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42　页。



碍。中共华北局总部几乎立刻从北平迁到山西首府太原，刘少奇也同时到达
以监督中共在该省的活动。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压力增大，阎已经允许牺
盟会建立军事组织，并拨给他们一批轻型的步兵装备。为区别于原有的省属
正规部队“旧军”，这支部队被称为“新军”，它由　４　个“决死纵队”组成，
每个纵队都由一名同时担任政治教官的党员指挥。不久，山西　１０５　个县中大
约有　７０　个县都由牺盟会的人担任县长，而省内　７　个较大行政区中有　５　个据共
产党人所说是在“我们手中”。所有这些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就到此
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诉杰克？贝尔登的那

样，新军的长处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其弱点是缺乏统一性，缺乏中央领导
和军事经验。这是一支由学生、教授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学生不懂如何打枪，
教授不懂战术，而农民既不懂战术又不懂政治。这支军队由于缺乏指挥首脑
与技术，处于分裂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①
但是由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分别指挥的八路军第　１１５、１２０　和　１２９　师所提
供的帮助正在途中。由八路军与分散在敌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块联系，华
北根据地于是在山西山区诞生了。只要有可能，共产党人便进入邻省：河北、
河南、绥远。第　１１５　和　１２９　师的小分队被派得更远，进入山东。
３．建立根据地。八路军三个师的行动得到蒋介石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
锡山两人的批准。面对日本在山西的攻势，这些部队，尤其是第　１１５　师，与
山西正规部队配合，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由于这种配合，迎来了中国在
这场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这就是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发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大
捷。在当地激烈而混乱的战斗中，大部分任务由山西军队承担，林彪则对精
锐的板垣第　５　师团后方的一支补给辎重车队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击。日本人
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　１００
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
自杀。②
平型关的经验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观点的一些人相信，与“友军”
配合对优势的敌人作常规战是不明智的。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或许站在毛的一
边，他在战斗报告中含蓄地确认以下结论：


（１）由友军协同作战实际上非常糟。他们决定进攻计划，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贯彻。……（７）
敌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我们在北伐和苏维埃时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强敌。他们的步兵在战斗环境
中能发挥个人主动性，他们即使受伤，也拒绝放下武器。……（１２）我们部队的军事技能和训练仍
有大加改进的必要。在过去半年中，我们的部队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机会，纪律、士气和正规化都
大有进步；但在战斗训练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当日本对山西的入侵还在进行之际，第　１１５　师的几支部队（约　２０００　人），在
聂荣臻率领下，占据了山西东北部以及相邻的河北西部山区的阵地（林彪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负重伤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苏联养伤）。聂荣臻在五台／阜平地
区的活动标志着以后成为晋察冀边区的开端。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52　页。
②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　3　卷，第 351　页。
① 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64—65　页。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大致轮廓开始形成。当地的“动员
委员会”和其他早期组织活跃在晋东北和冀西的近　３０　个县、冀中（平汉铁路
以东）的　２０　个县和察南的　４　个县。但抵抗组织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县，而且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互相邻接。他们之间还很少合作。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１５　日，在冀西山区一个县城阜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根据地正式成立。来自　３９　个县的　１４８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　２８　个“组织”：
从动员委员会、牺盟会和各种军事组织到黄教喇嘛。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统
战会议，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导。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赞成抗日、军事动员、政
治组织和温和的经济改革的决议。会议也批准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组织结构；
它指导根据地今后　５　年的工作，因为下一次根据地全体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才召开。阜平会议的代表批准成立一个　９　人行政委员会，由牺盟会的
活动分子宋劭文领导，他同时还是五台县县长。①聂荣臻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