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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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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
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
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 １７）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
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
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
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
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
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
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
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
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
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
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
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
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
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
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
可以带往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 ６ 年他在
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
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
１９３９ 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
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决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
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
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
另一条途径。①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
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
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
——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
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
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
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
②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
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
① 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 1920—1945 年》，第 8、9
章。
② 1941 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
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
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
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
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③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
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③ 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 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 错误，毛泽东的“从群
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 经过一年，在 1941—1942 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
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
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
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
功，但在 １９３５ 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
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
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
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
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 ６０００
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 ７ 月 ７ 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 ２９ 军的中国巡
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 ２９ 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
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
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
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①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
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
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
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７ 月 ７ 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
方面军，兵力不久达 ２０ 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 １６ 个月里战斗最频繁
的场所——日本兵力达 ２５ 万人，由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
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图 ９ 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
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 ２９ 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
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
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
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①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
第 １１５ 师的混合部队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
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
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图 ９ 所示。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
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
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
的铁路线长达 ３０００ 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
了他们大约 ２０ 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
者。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
① 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 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 载入江昭编：《中国
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 220— 253 页。
① 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 ２００，配备手枪，而民
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①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
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
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
有这种特点。
表 ２０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１９４２ 年）
（长度包括支线）
英里
北宁线（北平—山海关）
津浦线（天津—浦口）
平汉线（北平—汉口）
平绥线（北平—包头）
同蒲线（大同—风陵渡）
胶济线（胶州—济南）
正太线（石家庄—太原） ａ
德石线（德州—石家庄） ｂ
陇海线（西安—海州）
沪宁线（南京—上海）
２８９
６９４
８０３
５４７
４２０
２８８
１５１
１２４
６５２
１０９
ａ．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 １９３９ 年完成
标准轨改建。
ｂ．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 １９４０ 年 ６ 至 １２ 月间建造
的。
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 ８６—８７、２０３、２０５、３２２
—３２５ 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
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
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
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
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
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
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
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①然而现在，掠夺
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
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
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
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发起
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
①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 203 页。
①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1 — 9 页和第 6 章
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
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 ７０％，合计共 ５ 万人。②这些人中一部
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
在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１８９８ 年生于河北
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
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
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
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
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
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的吕
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 ５３ 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
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１９３７ 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
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
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１９４９ 年后他在共产党的
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 １９３５ 年，对共产党人
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
南和太原的监狱中。１９３６ 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
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
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 ５０００ 多名党员在
华北局管辖之下。①
几个月后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党员大部分在自己的家乡，准备组织地方
抵抗力量和迎接来自八路军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匪帮和散兵的抢劫，以及
地方村社为提防这些掠夺者所作的努力——这些构成了“自发动员”的大部
分，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动造成的。“有证据足以无庸置疑地得出这样
的结论，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也
不是为了抗日。”②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人们发现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
侵略的地区——城市和连接城市的铁路沿线——几乎找不到任何有组织的抗
日活动。华北的绝大部分农民直到 １９３９ 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当时华北
方面军将其绥靖活动扩大到铁路地区以外。到这时，华北的主要根据地已经
卓有成效地建立起来了。
② 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 年》，第 108 页。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 年 5 月 5 日）第 2 版。
② 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 1945 年》（斯坦福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1980 年），第 118—119 页。
根据地的建立
尽管领导权的斗争、高层政策和意识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没有根据
地，中共将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建筑物，这是真的。毛生动地说，这些根据地
是“革命的屁股”，支持着它的全身。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庇护所，中共
力量最终依赖的人力、物力和群众支持的源泉也都来自根据地。
１．陕甘宁（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即总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区”）。
从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长征结束毛到达时起，直到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其首府延安放弃给国
民党人时止，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它作为中日战争前就存在的唯一
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关中共的最丰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资料，也是外国观察家
最经常访问的中共地区——从 １９３６ 年埃德加？斯诺的访问（从而诞生了《西
行漫记》）到 １９４４ 年末和 １９４５ 年新闻记者、外国武官，和美国军事观察组
成员（“迪克西使团”，见下《美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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