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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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斯大林的愤怒。王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正是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才终
止了内战，而且，面对日本入侵，统一战线已经使中共在国家事务中有了一
种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现在正是将这种地位扩张到全国并使之合法化的时
候，不应仅在落后地区保持一种地区性的游击运动。王显然相信，通过中央
政府与军事机构的改组，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团结和全民抗战的需
要，共产党人将整体地作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当然这需要得到蒋介石的
合作和同意。谈判将是困难的，但王的说法很笼统——或者说很含糊——这
就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
享财政与军事资源——或许还可以分到一些苏联援助——现在实际上都被国
民党人垄断了。这些可能性对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军事指挥官都具有诱惑
力，他们曾长期遭受资源的极度匮乏。①王明显然认为，日本的入侵、国内激
发的爱国主义，以及国际支持（尤其是来自苏联的支持）最终将推动蒋作出
进一步的让步，就像西安事变后它们曾推动他走向统一战线那样。如果这样，
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不含有向蒋投降的意思，而是继续向他
施加压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汉，在　１９３８　年的头　６　个月中，那里充满了对这场战
争的奉献精神。统一战线的精神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团体，国共两
党间显而易见的真诚合作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觉得这种情况加强了他
的力量。总之，整个春天他都在继续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②此后，
王明意识到蒋介石不会接受对其控制的政府和党作出如此彻底的改变，他退




② 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① 《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　72　页以下。
① 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 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
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第 418　页。
② 《解放报》第　36　期（1938　年　4　月　29　日），第　1　页，声明是在　1938　年　3　月　11　日 写的。



一步说：“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它需要加强而不是改组。”③他也号召
组建“国防师”，这也比他原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军事机构后退了一
步。在武汉，王明显然能争取到周恩来对他的计划的部分支持。
王明为统一战线所作努力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们依赖可疑的国民党政府的
同意。而他仅有的力量只是国民党自己选区内的舆论。①王明不是投降派，但
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泽东却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动自由。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革命应以农村为基础还是应以城市为基础，王明从
未在农民中生活或工作过。虽然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里，但他
的天性和他的理论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１９３７　年底回到中国后，王明很少
提到农民，而他的著作，就人们所知道的而言，没有一本涉及这个与毛泽东
的心紧密相连的主题。王明并不要求放弃农民运动，但他显然认为，如果在
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如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当中没有
坚强的立足点，这个运动最终将失去它的马列主义动力，而去追求落后的、
狭隘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农民所关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对王明比
对毛泽东要重要得多，毛宁愿以空间换取时间，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蒋介石一
样，他不愿看到国民党的抵抗力在无结果的阵地战中被摧毁。而王明则号召
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武汉，这可以动员民众。在这里，王明的统一战线概
念与他对城市的偏爱自然就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只有国民党的合作或容忍，
才能出现这样的动员。
同时王明在武汉有党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和
长江局书记，两者都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此外，他至少还是中共驻国民
参政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这两个咨询机构都是国民
政府于　１９３８　年初组建的，作为象征多党合作的大造舆论的机构。从这些不同
的讲坛上，王明越过政府首脑发表爱国主义言论，这些言论对继续使城市舆
论支持抗日有很大影响。王明的主调是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战，而不
是毛泽东的主张“保持并扩大我们已赢得的阵地”。
王明也从事独立于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特别在青年团体方面，而且他试
图将各种爱国组织结成“保卫武汉委员会”。但在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这个委员会
被解散了，与它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遭到同样命运，而中共在武汉的《新华日
报》因提抗议而被停刊　３　天。由于蒋介石决定不以全力保卫武汉，也不允许
进行独立的民众动员，王明企图在城市中保持一个半合法的、有组织的中共
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灭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离开了党中央，１９３８　年王明的影响逐步下降。９　月，
共产国际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因此，１０　月到　１１　月的六中全会标志着王
声望大降，而毛的领袖地位已显著加强。然而，召开中央全会（扩大）而不
是预期的七大——七大需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表明毛还没有完
全准备好，或者还不完全能够宣称对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王明在一个时期内
继续领导统战部和中国女子大学，并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他和他
的观点已不再是对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重大威胁，而在　１９４２　年整风运动
中最终使“洋学生”丧失影响还没有达到高潮。１９４０　年后，很少再听到王明
的声音。


③ 《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3　卷，第　363　页。
①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75　页。



组织机构与活动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主要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在中日战争期间
异乎寻常地扩大了。战争的头　３　年，在　１９４０　年以前，发展是非常快的。军队
扩大了　５　倍，党员人数增长了　２０　倍（见表　１６　和　１７）。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
全部事实，因为它们略去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民兵和自卫队），以及在党
的影响下的成千上万积极分子、基层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无庸讳言，如此
仓促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快速发展中，素质、经验和训练
常常被忽略了。
表　１６　　　　　　　　　　　　　　战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七大）
４００００　人
８０００００　人
７６３４４７　人
７３６１５１　人
８５３４２０　人
１２１１１２８　人

来源：约翰？Ｗ．刘易斯：《共产党中国的领导》，第　１１０　页。
如表所示，党和军队在　４０　年代初期都收缩了，这主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
人都力图限制或摧毁共产党势力的结果。他们造成必需品的极端匮乏，迫使
中共不得不巩固它的部队，强调质量胜于数量，并更有效地进行组织和动员。
收缩和巩固时期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直到　１９４４　年中至　１９４５　年中的
１２　个月，才是第二个发展时期。这三个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日战争期间的三个主要阶段。共产
主义运动通过党、军、政的连锁机构发挥作用。三个系统各有自己的组织，
并与另外两个系统紧密配合。而且，每个系统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个社会，
试图建立这一运动最终可以依赖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最后，由于地区上
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运动分布于山区和平原，跨越华北和华中，处于日本
战线的后方和与国民党争夺的地区，行政管理变得更复杂了。战争期间中共
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这个运动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严格的中央集权
——这无论如何难以做到——与退化为十足的地方主义——党称之为“山头
主义”——之间，左右为难地沿着不稳定的航向前进。掌握运动的中坚力量
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来自延安党中央的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
表　１７　　　　　　　　　　战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扩大　①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294　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
员。军人的　1/3　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八路军
８００００
１５６７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
３３９０００
３２０８００
６１４０００




新四军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１０９６０
１２５８９２
１５３６７６
２９６０００




总人数
９２０００
１８１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９６０
４６４８９２
４７４４７６
９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　４　日新四军事件前的数字。参见表　１６。

党。概略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金字塔，有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居于顶点（见表　１８）。由这一层次作出的决策，
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大
致确定目标，还决定哪一个机构或部门应负责执行所要求的任务。
下一级组织有两种类型，负责处理党的工作。第一种是有定向任务的职
能部门，在最高层次上直接对书记处和政治局负责。它们的最重要的单位及
其领导人参见表　１８。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
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
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
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表　１８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①



























①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门
军事委员会
组织部
宣传部
统战部
敌占区工作委员会
干部教育委员会
社会部
群众运动委员会
职工运动委员会
妇女运动委员会
青年运动委员会
出版发行委员会

地方局


分局

各级委员会





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陈云等上述人员，加上任弼
时、朱德和康生（其后还有刘少奇等）


毛泽东
陈云（其后是彭真，约在　１９４３　—　１９４４　年）
凯丰
周恩来（约在　１９４４　年后为李维汉）
周恩来（兼，还有康生、刘少奇等人）
刘少奇（其后，李维汉）
康生（其后，周兴和李克农）
陈云
陈云（兼）
蔡畅
冯文彬
张闻天
华北局、西北局、长江局（到　１９３８　年）、南方局，中原局（这
两个局建于　１９３９　年）、东南局（与中原局在　１９４１　年合并为华中
局）、　１９４５　年后还有东北局。
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绥分局、晋东南分局（晋冀鲁豫中央
局的一部分）、华南分局
适合于建立委员会的省、县、镇、区及分区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２９３　页，及引用资料。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
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
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　１９。作
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
表　１９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八路军总部（延安）
总司令
副总司令
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
１１５　师（前第　１　方面军；晋察冀根据地）
师长
副师长
政治委员
１２０　师（前第　２　方面军；晋绥根据地）
师长
副师长
政治委员
１２９　师（前第　４　方面军；晋冀鲁豫根据地）
师长
副师长
政治委员
新四军
军长
副军长
政治部主任
政治委员
副政治委员





朱德
彭德怀
叶剑英
王稼祥（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　年，任弼时）


林彪（　１９３７　年后期受伤）
聂荣臻（　１９３８　年起代师长）
罗荣桓


贺龙
萧克
关向应


刘伯承
徐向前
邓小平


叶挺（　１９４１　年后，陈毅）
项英（　１９４１　年后，张云逸）
袁国平（　１９４１　年后，邓子恢）
项英（　１９４１　年后，刘少奇）
饶漱石

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　２９６　页。
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
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①这两个军的部队可
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
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
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
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
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
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　１６　至　４５　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
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
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
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
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
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


① 晚至　1944　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到战斗人员总数之半，　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
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　年　7　月》，第　185
页。



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
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
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
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