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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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每年　１２　月份的数字，１９３７　年和　１９４５　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第
３０４　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
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
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
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


① 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　年，49％；1939　年，83％；1940　年，124％；1941 年，173％，1942　年，
235％，1943　年，245％；1944　年，231％；1945　年　1—　8　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　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
的 通货膨胀，1937—1949　年》。



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　６．８　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
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
缺。
日本人于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　７２％；１９３９　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
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起，
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
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
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　１９４４　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
到仅为战前水平的　６％。
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
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
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　８．５％。原因是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３９　年国民党地
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　１５　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
８％。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
格到　１９３９　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
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
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１９４０　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
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１９４０　年农业产量比　１９３９
年下降　１０％，而翌年又下降了　１３％。１９４１　年　７　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
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
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
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
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
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
在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
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确实，在　１９４３　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
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
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就日本人
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①
从　１９４０　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
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
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
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
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　１９４０　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
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１４００％。其结果是工业、
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
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


①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　275—284　页。



了，直到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
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
新币毕竟容易得多。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
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只是在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
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
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
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　１９４２
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
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
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　１９４５　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
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
支出的　１７％。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　１９２８　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
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
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　２０　倍
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开始，中央
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
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
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
的“征购”（在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
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
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
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
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
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
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
品的眼前利益。”①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
支。在　１９４０　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
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
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
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　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质
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　１９３７　年与　１９４４　年间下降了约
８５％，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　９４％。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
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
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
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的开支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是下降的。虽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4　页；又见杨格：《中国战时的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25—26　页；
关于田赋，见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45—70　页。



然不可能精确，１９４４　年政府实际．．的现金支出已经下降到它战前支出的　１／４　以
下。政府是在挨饿。
政府靠压低其雇员的薪俸来节约开支，是否明智尚难断言。低薪金迫使
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参与侵吞，通过与占领区未经批准的贸
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谋取损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职。反之，假使政府让士兵
们和官员们的工薪与正在上升的生活费用挂钩，那末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
加，从而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压低政府支出的手段，
是裁减军队和官僚的规模。这将会紧缩开支，并可能增进效率。但是，出于
政治原因，这种措施未能采纳。
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　年，物价每年上涨约　２３７％；１９４５　年仅　１　月到　８　月，价格
就上涨了　２５１％。就金融方面而论，政府发行了空前数额的新钞票，以满足一
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与　８　月之间，流通的法币总额增至三
倍。增加开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国的兵
力，从　１９４２　年末的　１２５５　人增加到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的　３２９５６　人，以及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的　６０３６９　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
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１９４４　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国，你们的孩子
们每天需要　６　只鸡蛋，而现在减为　４　只。但是，你们每天吃　１　磅牛肉……为
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
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①确实，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士兵的费用，高达
５００　个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决定修建　４　个供远程　Ｂ２９　轰炸机使用的大型
空军基地和　３　个战斗机的简易机场，全部于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完成，这导致更庞大
的开支。从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５　月，美国人存在的月费用从　１０　亿元增
加到　２００　亿元。回想起来，很清楚，从美国增加在中国的作用中取得的军事
利益——特别是　Ｂ２９　的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发动了不过　２０　次空袭——与加在
中国虚弱经济的财政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①
中国用于美国军队的开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在
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　５３％。然而，国民政
府本身的开支也在急剧增长，这大部分是因美国人的建议而发起的改革的结
果。例如中国军队的　３９　个师，为了现代化、训练、医疗和改善伙食被挑选了
出来。政府官员和教员的薪俸在　１９４４　年晚些时候提高了——虽然这只能稍稍
缓解他们的困难。同时新创办的战时生产局的开支和贷款，虽然只占政府总
支出的约　７％，但在　１９４５　年上半年也推动物价持续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平
均零售物价指数高出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６００　倍。
并非社会的各个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一小撮囤积居奇
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些群体如地主和产业工人，在不
同程度上和不同时间内生活较好。但大多数民众逐步降低到勉强能维持生活
的水平，甚至低于这个水平。表　１１　表明了国民党中国几个收入群体购买力的
变化，虽然这并不精确反映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准。例如，由于歉收、增税和



①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291、234—235　页。关于军队人数，见罗曼努斯 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
使命》，第　267　页；《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58 页。
①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第　272—273　页；杨格：《中国与援助 者》，第　290　页；罗曼
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　115　页；《美国 对外关系：1944　年》，第　6　卷，第　906—907　页。



加租以及兵役和劳役的负担，大多数农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贫困得多。②
另一方面，士兵、官员和教授等政府雇员，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样生
活得那么坏，因为他们受到廉价的食物和住房这类形式的补助。
通货膨胀对官员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损害，影响了政府的活力。早在　１９４０
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　１／５。到　１９４３　年，实际工资
跌落到　１９３７　年的　１／１０。虽然他们的境况因
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
表　１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
教授　ａ 士兵　ｂ 公务员　ｃ　（重庆） 产业工人　ｄ 农民　ｅ 农村工人　ｃ　（四川）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
１００
９５
６４
２５
１５
１２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００
９１
６４
２９
２２
１０
６
—
—
１００
７７
４９
２１
１６
１１
１０
—
—
１００
１２４
９５
７６
７８
１５
６９
４１　（　４　月）
—
１００
８７
８５
９６
１１５
１０１
１００
８１
８７
１００
１１１
１２２
６３
８２
７５
５８
—
—

资料来源：
ａ．１９３７—１９４２　年的指数引自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
力》，《四川经济季刊》第　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第　２６３
页；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的指数是　６　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费用），《经济史
实》第　２２　卷第　１７７　期（１９４３　年　７　月），第　３４　卷第　４７９　期（１９４４　年　７
月），第　４６　卷第　７０１　期（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ｂ．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第　２６３　页。
ｃ．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６３　页。
ｄ．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６３—６４　页。
ｅ．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　２４３　页。

为每个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用张嘉璈
的话说——“赤贫”之中。①单身汉靠他们的薪俸几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
员困于个人处境，变得绝望起来。有些人从事第二职业；许多人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非常明显。高级官员们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