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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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数量最多，以　９　所（８．２％）居首位；广东以　８　所（７．２％）居第二。在地
理分
表　４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　191—201　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　年　6　月　27　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
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63　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第　5　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
《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
世纪　20　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尔德编：《中国在　20　世纪　20　年
代的中 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第　94－170　页。
① 注：（1）“私立”类包括教会大学院校；（2）数字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册并得到教 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
（3）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东北的数据在官方数字中 缺。（4）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第　504—514　页
给出稍微不同的一组 数字。在黄建中的表中，院校总数达　108　所，未给出确切年份；然而，各类的相对规
模与教育部的　1934－1935　年数字相同，因此：国立，24　所；公立技术，2　所；省立，28　所；市立，2　所；
私立，52　所。这些总数可同　1928－1931　年院校　86 所的官方数字比较，该数字包括大学　59　所，其中国立
15　所，省立　17　所和私立 27　所；技术学校　27　所，其中公立　21　所和私立　6　所。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
国高等教育统计（1928　年　8　月至　1931　年　7　月）》，表　1。




地点




（院校数） 国立 公立技术




省立




市立




私立
上海＊
北京＊
河北
广东
湖北
江苏
南京＊
山西
浙江
福建
四川
河南
山东
江西
湖南
广西
（　２４　）
（　１７　）
（　９　）
（　８　）
（　６　）
（　６　）
（　５　）
（　５　）
（　４　）
（　４　）
（　４　）
（　３　）
（　３　）
（　３　）
（　２　）
（　２　）
７
６
１
２
１
—
１
—
２
—
１
—
１
—
—
—
２
１
－
－
－
—
２
—
—
—
－
—
—
—
—
—
—
１
６
１
１
１
－
４
１
—
２
２
１
３
１
２
—
１
—
—
—
—
—
－
－
—
—
—
—
—
—
—
１５
８
２
５
４
５
２
１
１
４
１
１
１
—
１
—


地点


（院校数） 国立 公立技术


省立


市立


私立
安徽
云南
甘肃
陕西
新疆
总计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　１　）
１１０
—
—
—
１
—
２３
—
—
—
—
—
５
１
—
１
—
１
３０
—
—
—
—
—
１
—
—
—
—
—
５１



＊中央政府直辖市。（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译者。）
来源：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图　１　的图和

统计表　９。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陕西、甘肃和云南等边缘省份，１９３４　年各
省只有各类高等学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学或技术专科学校，而贵州竟
一所也没有。显然，这些地区只是刚开始计划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
个总是积极从事进步运动的长江下游省份，表现之差令人惊讶。它的落后向
我们表明了　３０　年代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首先，该省资源
贫乏，与更东面的太湖区域完全不同。太湖区域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物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安徽则是长江下游的一个穷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
河横贯其间，自然灾害频仍。安徽的边际经济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第二个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当
局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引起政治不稳定。安徽省内反复无常的政治
斗争造成了极度的动荡，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间省主席换了六任，外加一次军事
暴动，这些事件导致了省立大学的人事变动；此外因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



低下，①大学仅领到预算的一半左右。同时，中央政府企图实现在安徽的真正
权威，开始通过国民党机构和政治教育计划把省立安徽大学与国家的权力结
构结合起来，使形势更为复杂。
有助于解释安徽高等教育窘况的一个深层次因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大
量地区性流动。学生们往来于各地，如果认为当地的学校不合适，较有抱负
的学生就赴外地就读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学。资金不足的地区经常会看到他们
的青年学生投向较大的中心城市。１９３４　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国大专院校学生
省籍的报表表明，有　９４５　名安徽学生在全国各地注册，４４％在省外国立大学就
读，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学和教会院校。①最后，还有全国范围的教师流
动。例如，闻一多在　１９２６—１９３０　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
大学，最后于　１９３１　年在清华大学安顿下来。他如此迁动的原因，主要是学校
的经费困难和学生的骚动。②
在民国成立后的　１／４　世纪里，中国的教育仍然规模甚小。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
全国大专院校学生注册人数是　４２７１０　名，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增加到　４６７８５　名。③
１９３３　年大学毕业生总数是　７３１１　名，１９３４　年为　７５５２　名，难以与政府的发展保
持同步。就国家的规模而言，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　１９３５　年编制的
２６　个国家高等教育对比一览表里，中国排在最后，１９３４　年每万人中只有　０．８８
名大学程度的学生。④正在中国前面排在第　２５　位的土耳其，１９２８　年（凯末尔
政权的第　５　年）每万人中有　３　名大学生。总之，居于共和中国之巅的受过大
学教育的人，依然构成顶上的薄薄一层现代精英，其人数几乎不超过往昔士
绅阶级中的高功名获得者。同时，现代高等教育的详细资料、课程内容以及
教学质量迄今知之甚少。学校的记录几乎全部来自教授和行政人员，而不是
来自学生。我们至今对实际进行的讲授，它对中国当时需要的适合程度，甚
至达到的数字，几乎没有概念。

高级研究

随着国民政府的来临，学术界为创办中央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希望所
鼓舞。建立国家研究院的计划在　１９２７　年，最初由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
和李石曾讨论过，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界服务有年的国民党元老。他们的共
同目标，是在中国创立多年前蔡在德国受到如此强烈印象的政府资助的高水
平研究模式。随后一些较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胡刚復、王琎、王世杰
和周览（周鲠生）被邀请参与筹划。１９２８　年　６　月　９　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　73—75　页。杨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1929—1931　年），
该校学生注册人数约为　400　人。
①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100—101　页，表　60。可惜，该表未单独列出
省立安徽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
② 梁实秋：《谈闻一多》，第　73—101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4　页。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第　2　部分，“表”，第　2—3 页，表　1，《中国和世
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表上所列年份从　1928　年到　1934 年；与中国和土耳其对比，美国（1932　年）居
第一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73　人，而日本居第　22　位，每一万人有大学生　9　人。



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为院长。①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设三
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组成；管理部，由总干事负责；以及一个称为评
议会的顾问机构，由当然评议员和特邀评议员两部分组成。②研究所一成立，
学者和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对世界知识积累做贡献的鼓舞下开始了
他们的研究项目。③有两个特征很突出：大多数研究所属于自然科学，中央研
究院的大部分领导人曾积极投身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以及兴办各种专业协会。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独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学者。由于蔡元培和李
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国接受高级训练）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结构上
分歧扩大，李离开了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并于　１９２９　年建立了国立北平研究
院。这是一个独立实体，在它的领导下，后来　２０　年中，有六所科学研究所从
事高级研究和出版。后来李书华作为副院长加入了这个机构。①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一个重要新发展，是年轻的归国学者坚
持实地调查与实验室分析和资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
法进行的实地研究，必须向只受过文献训练的中国老派学者展示其价值。这
种展示开始于精通史前青铜器铭文的中国古文献专家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发现
安阳地区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汉字。这些学者从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
上万的卜骨，开始破译史前文字并着手进一步发掘。实地考察的另一促进因
素来自工商部②于　１９１６　年建立中国地质调查所，以绘制全国地图并调查国家
的自然资源。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们主要在英国受过训练）
的强有力领导下，绘制地图和勘探设立了新的标准。该所还赞助古生物研究，
终于发现了“北京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一个新生代实验室，它在　２０
年代显示了从纽约州（葛利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顾问）、加拿大（步达生）、
瑞典（安特生）、德国（魏登瑞）和法国（德日进）来的考察者和科学家如
何能帮助训练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领导了北京西南周
口店的发掘，并于　１９２９　年发现“北京人”。
继“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发现是对以前仅出现在传说中的河南安阳商
代都城的发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在他领导下的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２８　年增加考古学于其历史和语言工作。傅邀请李济—
—１９２３　年曾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领导安阳项目。从　１９２８　年到　１９３７　年
在那里进行的发掘，李济的杰出著作《安阳》一书作了描述。该书详叙了一
个英勇的传奇——他们如何在十多年战争和混乱之中圆满地进行了实地工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1978　年），第　6　—　7
页。全国科学评议会在　1935　年完全设立起来时有当然评议员　11　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长及该院　10　个研究所
的所长，同上，第　9—11　页。
③ 同上，第　33—36　页；例如杨铨、丁文江、任鸿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国科学社矢志
不渝的成员。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　集 （1978　年），第　17
页。
② 应为农商部——译者。
③ 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载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　190　页；《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第　3　卷，第　67　页；和李济：《安阳》，第　34—48　页。



作、实验分析以及对成果的科学研究。这是一项伟大的学术成就。①
北京协和医学院树立了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经传教士在医学方面一
个世纪的努力之后，从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４７　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成
为一个从事研究兼培训的医院。它的　３００　多名毕业生，在　１９２４　年后帮助国家
公共健康机构配备了人员，同时该学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虫学以及治
疗血吸虫病、钩虫和黑热病等传染病方面做出了贡献。②
大学也有助于拓宽知识领域。第一个是　１９２１　年在沈尹默领导下建立的北
大国学研究所。虽然它在北大的计划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讯研究
员，但该所事实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与个别教授一
起独立工作完成所给课题。③进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学位，而是由提交以
前的专业出版物决定的。
撇开理想、热情和专家计划不谈，２０　年代学术界的工作仍遇到一个经常
性的障碍，即财政支持不足。当时的记载不止一次实事求是地谈到：“中国
正处于内战之中，公立院校的经费时有拖欠……”①一些教授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同时在两所以上院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研究拨款是困难的，
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资助至关重要。
有关知识的社会学可望从推动中国现代学识的私人组合、群体、小集团
和派系的详细研究中得到好处。首先，留学国外的为数不多的精英，按照传
统组织了学生互助会互相支持。这些互助会的目标和方式与唐人街商人之间
的秘密会社（堂）全然不同，它们挑选新会员，向他们提出建议，在避暑地
开会并建立以后在国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谊的个人联系。在几个这样的组
织中最有名的是“成志会”（也称“十字架与剑”）。②
年轻的博士回国后成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样，他们需要重新塑造自
己的形象；少数幸运者能在大学研究所里继续从事他们的专业，给他们当助
手的比较年轻的学生同时接受了训练。例如，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和燕京
以及广州的中山和岭南等大学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质量
的，刊登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刊物上。
这类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开经济研究所，它在何廉领导下建立于　１９３１
年。何作为南开大学财政和统计学教授，开拓了南开对华北工业的系统研究。
这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这种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研究根据从
国内收集的数据，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经验和实例。何利用他在美国作研究生
时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成志会的成员（张伯苓也是其中一员），并能吸引
其他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经济学者。例如，方显廷是　１９２８　年的耶鲁博士，
他在　１９２９　年加入了南开的教师队伍，并成为由经济研究所演变而成的社会经


① 李济：《安阳》；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3　版，1977　年，第　3—18　页综述中国考古调查的发
展。
② 见玛丽？布朗？布洛克：《美国移植》（英文）；玛丽？E。弗格森：《中国医学理 事会与北京协和医学
院》；和约翰？Z。鲍尔斯：《中国一座殿堂里的西方医 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表明，除大量医学事
业外，该基金会还扶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