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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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远地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政府对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长莫及，无
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广东中部和东部连续不断的村际械斗，华北平原地区的
长期匪患都是例子。②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带，居住山上的棚民与平坝里境遇较
好而受家族统治的稻农相处不和。③在这些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非法会社蓬
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为对付　１９　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
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
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
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④
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
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
路（除满洲外）到　１８　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
１８５０　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
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　２０　世纪，只剩
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
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
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
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
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①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
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
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
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
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
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
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
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
移动量是很可观的。②
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
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② 关于广东：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7　期（1977　年　11
月），第　1—4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135—151　页。关于华北平原，见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第　59—94　页。对于民国时期土匪为患和军阀割据的社会影响的解释，见菲利
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现代中国》第　7　卷第　3　期
（1981　年　7　月），第　235—288　页；和　R。G。蒂德曼：《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区的事件》，《现
代中国》第　8　卷第　4　期，第　395—433　页。
③ 对这个多山社会的分析，见斯蒂芬？艾夫里尔：《棚民与长江多山地带的开 拓》，《现代中国》第　9　卷
第　1　期（1983　年　1　月），第　84—126　页。
① 青镇旧时属桐乡县，隔河为吴兴县的乌镇；二镇今合称乌镇，属桐乡县—— 译者。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无疑是
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
的暂时迁移。例如，　１８８２　年有　７００００　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　７３０００
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２０　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　１９１０　年，
有宁波旅客　４６７０００　人到上海，４７００００　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
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①
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
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
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
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
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
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
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
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
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在广东东部，农
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
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
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１９２７　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
效。①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
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１９　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
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
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　１０　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
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
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
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
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　１８　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
高的社会地位。在　１９　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
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
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


①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贸易报告》，1882　年，第　270　页；1900　年，第　374　页；1910　年，第　525　页。
① 关于广东，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338　页。关于长江下游，见布雷德利？盖泽特：
《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　年》（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　年）
第　94—95、101、189—193、213—215　页。关于浙江农村改革，见诺埃尔？迈因纳：《浙江：国 民党在农
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　年》。关于除战时非正常状况下的农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的看法，
见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1890—1949　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第　292—295　页
和各处；又见本书第　5　章（迈尔斯著）。



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
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
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
到　１９　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
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
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
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①这种
绅商的融合现象因　１９０５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
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
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
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
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
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
需要。①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
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　２０　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
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
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
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
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②
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
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
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
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
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
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
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　１８　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
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
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
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
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
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
在　１９　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


① 关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况，见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第
106　页引用了（浙江）石门地方志的评论。商绅融合的情况反复被提出，如，肖邦齐：《四川地方名流的
构成和作用》，《清史问题》第　2　卷第　10　期（1973　年第　10　期），第　11　页和各处；兰金：《城乡连续性》，
第　83—84　页。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　年》，第　82、93、174　页强调了继续
存在的差异。
① 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② 关于这种倾向的更多论述，见本书第　7　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③ 本杰明？埃尔曼：《新儒学阐释：中华帝国晚期长江下游的学术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80　年），第　166—261　页；和埃尔曼：《从哲学到语言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
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
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
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
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
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办职位而成功，尤其著名。①也有一些绍兴
家族管理宁波商人拥有的钱庄而致富。
更带根本性的职责的改变始于条约口岸，在那里洋务专家、买办、条约
口岸创业者和西方式专门人才形成小规模的城市资产阶级；作为民国时期军
事家的先驱，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教会学校和中国的新学堂开始培养儒
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识分子。旧的各种名流阶层的分裂和再确定，民国时期
仍在继续。其实晚清的各种名流从来不是同质的，他们如今不仅按地区，而
且按职业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别渐次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名流之间出
现，一如城市名流和乡绅之间的差别一样。武装力量常常是农村名流地位的
更重要的支柱。的确，在某些军事化的农村地区，地方名流几乎限于控制民
团的人物；②而在中心区域，财富多半仍与武装分离。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
财富的单纯标准限定的大体上一致的名流阶层。
名流分化，伴有组织上的多样化。随着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更多的接触，
中国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名流管理的不逊于国外的事业的发展——以蒸汽和
（或）电力为动力的制造业、运输和通讯，流通资本、劳动力和意见的更开
放的市场，社会管理事业（教育、公共卫生、警察、灾害控制、司法行政），
乃至政治活动。中国城市名流吸收他们认为有用的西方办法，以革新和加强
中国类似的、可能是历史悠久的事业。
这些趋势是在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攻击儒家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出现
的。这一攻击由城市知识分子领导，是对家庭专制全面挑战的一部分，而以
解放妇女和青年发难。
妇女已慢慢获得较高的地位，并能参加比正统道学家所允许的广阔得多
的活动。１６　世纪以来，名流家庭里受过教育的妇女数量不断上升。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浙江地方志记载了妇女的公益捐献；某些名人传记表明，她们在家
庭事务和地方事务上都起强有力的作用。比较贫穷的人家的妇女比名流妇女
起着更有决定性的经济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为活跃。１９　世纪初，妇女在海
盗船上战斗，有时还指挥海盗船。她们在异端教派中占有领导地位，并参加
暴乱。珠江三角洲经济独立的女织工建立了她们自己的组织，甚至终身不嫁。
到　１９　世纪末叶，对妇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来，但是，
妇女在户内而不是在户外从事适当活动的社会习俗，仍然是阻止她们担任公
职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冲破这一种障碍的动力来自国外。传教士提倡开办女
校，反对缠足。外国的观念和事例提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义
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梁启超在　１８９６　年著文谴责这一窒息中国妇女


① 肯尼思？福尔松：《幕友、幕宾和幕僚》；寇尔：《绍兴派系：清代末叶的一个垂直行政派系》，《现
代中国》第　6　卷第　3　期（1980　年　7　月），第　317—326　页。
② 见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 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75　页。



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