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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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驳斥了不少地主们的请愿书中的陈述。然而，地主们的反诉并非全然毫
无根据。相当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条款的佃户，和另一些只是为了充分
运用有利的政治形势的人，采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胁、
劫掠或殴打，少数被杀死。但是，这些行为，一般似乎是针对那些拒绝实行
减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种或转租给比较顺从的佃户（这是一种只有在佃户严
重违约的情况下，才为当地习俗认可的行为）的地主。确实，许多地主的阻
挠策略导致了有关实施新的租约的命令：旧租约被宣布无效，只有遵守二五
减租的租约才是有效的。关于计量单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户或行政方面
的关于地主使用的计量单位“太大”的抱怨一样多。正是为了防止欺诈行为，
调解委员会被迫推行他们自己的计量单位。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禁止佃户在
以实物交租时，为增加重量而把谷子弄湿。
从减租引起摩擦和纠纷的恢复，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特权阶
级的抵制证明是成功的。罢税的威胁促使省政府放弃了土地改革计划，因为
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钱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计划。从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
起的骚动中得到的第二点启示是，这种骚动是长期积累的失望的发泄。佃户
们并没有主动对地主的契约提出疑问，但是，一旦当局采取一项新的措施，
它就成为骚动的催化剂。
浙江佃户与地主之间纠纷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这个国家的其
他地方发现。最为频繁发生的冲突与地租的数额或地租的押金有关；歉收时，
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为地主自己的赋税增加了），就是拒绝降低地
租（或者是拒绝降低到佃户所要求的数额）。然而，还有许多关于利益上的
抵触，很难将其罗列：农民被抽佃，有关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计量单位引起争
执，催甲过份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时，佃户指责非在乡地主的代理人，除
为地主索取一大笔押金外，还为他们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户们还指责代
理人当土地未被租用时，因介绍承佃而索取佣金或贿赂。至于地主方面，他
们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绝交租（实际上往往是无力交租），但是，
有时也涉及偷水或盗伐竹林。①
许多争执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绝大多数减租请求是在荒年提出的。
一次关于上海腹地的调查列举了　２２０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的起因。除　１５　起是
拒绝在荒年减租外，有　３９　起事件是因天气反常引起的（洪涝　２４　起；风灾造
成的破坏　８　起；干旱　７　起），２３　起是因蝗灾引起的。②这里，我们要强调两


① 萧信谊（音）：《从　1927　到　1945　年的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高级研究实验学 校，博士学位论文，1972
年），第　96—97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6　页。



点：（１）“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发与地租有关的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２）在这些对个别地点的争执纠纷中普遍的突出问题。交租的原
则几乎从未产生过问题。
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这些冲突确实似乎稍稍频繁和强烈一些。上面提
到的调查，在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这　１０　年间，从上海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
闻报》）上，总共记录下　１９７　起与地租有关的事件。③在前　３　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所记录的事件次数每年是　９—１１　起。在第二个　３　年，即动荡不安的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　年，每年的次数在　１７—１９　起之间徘徊。从　１９２８　年起，每年的次数从
未低于　２０　起。因而，骚动似乎稍有加剧。此外，暴力行为（如侵入地主的住
宅和宰杀、分食地主的猪）和风潮及骚乱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趋势：从前　５　年
（１９２２—１９２６　年）占有记录的事件的　３３％，上升到后　５　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１　年）
的　３９％。
同样，这还不是惊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现的年度波动，１９２９　年发
生的事件总数为　４６　起（２３．３５％），这是个大灾之年（在季初是蝗灾和旱灾，
后来又是水灾），而丰收的　１９３０　年则不超过　２０　起。仅就风潮来看，天灾与
骚动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明显：１９２９　年发生了　１８　起风潮（整个　１０　年总数为
７３　起，几达　１／４），而　１９３０　年仅　４　起。至于不是风潮的事件——许多仍沿袭
传统的形式：示威、请愿、起诉，以及佃户潜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过
了记录在案的事件的半数。总的来说，与地租有关事件的传统的特征以及歉
收与骚动之间的同样传统的关系，似乎比事件次数略有增加更有意义。在所
有事件中，暴动仍是非常少的。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道德规范仍屈从于地主。①他们受到尊敬，并在
具有浓烈的儒家家长制气氛中继续利用相互关系。在受剥削的佃户中间，阶
级意识和团结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间的竞争那样普遍，那样充满感情。土地
稀少和人口增加对地主有利。对农民来说，上策是得到一个不惹麻烦的佃户
的好名声，以免遭受抽佃的风险。即使佃户们起来造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的破坏目标常常是公共建筑和办公处所，而不是“老爷们”的住宅，他
们经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发泄，而不是向请求警察这样做的地主们。
地方上的放债人看来也从同样的环境中获益，因为总的来说他不会受到
他压榨的债务人损害。一旦人们因其他原因．．．．而起义时，他们肯定有被杀的危
险；但是，除某些战斗性强的文学作品外，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过专门指向贪
婪放债人的协力一致的运动。②确实，当雇员或其他债权人到村里索债时，偶
然性的风潮通常也会发生：①这类风潮与因收租或征税引起的风潮类似。然
而，一般说来，情况是两个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的简单的双边关系，即一个
债务人与一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即使这个债权人是一个高利贷者，在将来


③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26—38　页。这一汇编只特别提 到　220　种起因的　197　起
风潮，因为有些风潮同时由几个原因引起。
① 注意四川一个大地主的日本寡妇的有趣的证明：文森特？S。P。布兰特：《中 华民国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
《中国论文集》，第　17　期（1963　年），第　225—　226　页。
② 例如，匪徒与债务人共谋，抢劫放债人，焚烧借条，并把其财富分给穷人：《文季月刊》，第　2　卷第　1
期（1936　年　12　月），引用于张秋儿（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农民生活状况》（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
究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76　年）。
① 如　1934　年在山西。见唐纳德？吉林：《军阀：在山西省的阎锡山，1911—1949 年》，第　198　页。



的某个时候，肯定还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问题在于借贷的需求压倒了其他
的任何考虑。几乎没有风潮是针对难以对付的债权人的，然而却有这样的例
子，在极度贫困或收获前急需贷款时，拥有存款却拒绝借出的邻居受到攻击
或甚至被杀死。②较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担谷子，以便
度过收获前的难关。③借贷的需求有时导致暴力行为，同时也迫使借款人谨慎
地对待贷款人。有一种行为足以象征对这种人物所感到的依赖（同时也几乎
不存在任何债务人运动，更不用说任何破产者的暴动）：对冷酷无情的债权
人所采取的最为流行的报复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门前自杀。夏洛克丢了面子，
他的检察官丢了性命。

抗税骚动

“引起风潮的最丰富、最重要的源泉，是与官方征税联在一起的勒索。”
④这个晚清中国及　１７　世纪法国传统的农民骚动的特征，在中华民国的南京　１０
年期间依然存在。①
作为例证，让我们引用在同一个月（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同一个地区发生的
两起抗税风潮，尽管难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蛛丝马迹的联系。江苏省政府财政
厅发布清查田赋的命令，在扬州城附近的江都县西乡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
一清查揭露了许多耕地的面积比地契上所申报的数量大。政府让有关农民以
较低的价格购买超出的面积，或将这些土地上交国家，任他们选择。农民们
对不得不出钱买下这些他们视为己有的土地，否则将被没收而感到愤怒，他
们焚烧测量员的帐篷，捣毁他们的器具；接着他们又到扬州街上游行（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大约有　５０　名示威者被捕（在　１０　月　２１　日），从而引起了一
场暴乱。次日，几千农民涌进县城，侵入县政府办公室，接着夺得田赋和地
籍的图册，将它们烧毁或拿走。他们在道路上和运河中设置交通障碍，就像
近日法国的朗格多克的酿酒人所做的那样。军队驱散了愤怒的农民，又逮捕
了　２００　人。为了要求释放前两天被捕的示威者，数万武装农民（有些人携带
步枪，但大多数人拿着棍棒和农具），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返回，再次包围了县城。
根据由省政府指派的两个负责调查的官员的正式报告，他们从驻军手中夺取
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殴打了　１２　名军官和士兵。该报告指出，军队只是
朝天鸣枪驱散农民，但这一说法与参加风潮者的伤亡不符：８　人死亡，至少
有同样多的人受伤。
在　１０　月　２３　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骚动继续了几天：出现了武装农民的聚
会和抢劫；拒绝参与这一运动的农民以及村长、镇长和富裕地主（“大户”）
的住宅被烧毁。六名据信为运动的领导者被处死（１０　月　２９　日拂晓）后，这
场运动才结束。根据行之有效的办法，无情地惩罚领导者（或那些被指控为
领导者的人）与宽恕一般的参与者，兼施并用（１０　月　２４　日，２５０　名被捕的示


② 这是发生在一个江西靖安农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杀死（《申报》，1930　年　5 月　30　日，引自《中国近
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1029　页）。
③ 这是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7　页所说的硬借。
④ 萧公权：《农业中国：19　世纪帝国的控制》，第　441　页。
① 这个特点被所有研究　17　世纪法国农民造反的学者强调，见让？雅卡尔：《经受苦难的农民》，载皮埃尔？戴
翁和让？雅卡尔编：《发展的停顿，1580—1730　年》，（《世界经济社会史》，第　2　卷），第　489　页。



威者被释放），并同意作出让步：即停止测量计划和田赋调查。①测量或修订
地籍测量常是引起风潮的原因，特别是在测量员发现地籍登记与有关耕地不
符的时候。②扬州的农民，不论是否正确，把这种不符归咎于测量员使用较小
的计量单位。
扬中（距扬州东南几十公里的一个县）的一次风潮是由另一个常常引起
骚动的原因激发的：增加赋税，特别是增加土地附加税。此外，在这起风潮
中，可能有上层社会阶级的比较成熟的主张。扬中的抗税运动最初是由两个
地方士绅组织起来的，他们是该县两个区的代表。他们曾进行将扬中这个小
县与邻县合并的活动，希望通过合并来减少行政费用从而减少税收，但这一
努力未能成功，他们两人在　１９３２　年夏反对县长作出的进一步增加附加税的决
定。一位县政府的官员被派去视察这两个不顺从的区，以安抚代表和当地士
绅；当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时，感到惊恐万分，遂化装成一个老妇人
逃走。眼见要求两县合并的请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却成功地吓走了县政府
的代表（同时也迫使县长卸职），当地的纳税人决定抵制。这两个乡绅取得
了运动的领导权，直到运动在农民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的影响下变得激进起
来。农民领导人领导上万农民进攻县衙门（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４　日），但未能做
到纵火将其烧毁；相反，主要的领导人被捕，一名农民被杀。但是，他们已
经捣毁了税务局长、国民党的地方代表、民团首领和该县最大的地主等人的
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无官职的地主，给这次风潮蒙上一层社会性的色彩。
在事件发生后　１／４　世纪，当共产党已夺取政权时，对它的说明不免有所渲染。
①由更为坚决的真正的农民取代乡绅领导人，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特征，但不
是常见的。通常农民构成抗税运动的普通成员，这样的运动常常是由当地的
名流领导的。
红枪会领导的抗税活动情况更是如此，红枪会是　２０　年代活跃在山东和河
南的一个秘密组织。②在他们的反征税骚乱中，控制着红枪会或像“联庄会”
这样的合法组织的士绅决无颠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战的意图。首先他们的对手
近在眼前：县政府或半自治性的军阀，以至贪婪、腐败的地方税吏。总之，
他们当务之急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多年来，他们已习惯于互相保护，
以防备土匪或士兵的侵扰，因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敌对的权力集团的
政府当局，③难于维持治安。他们是社区里有影响的、富有的成员，因此很自
然地代表社区，将保护延伸到受税收威胁的祖产。


① 关于扬州风潮，见《江苏江都县农民反对清查田赋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档卷　2/2/973。这档卷
有四件档案：最后一件（16712　号）最详细但不很客 观。又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2198（驻南京总领事
裴克），1932　年　10　月　25 日； 893。00PR　南京/57（1932　年　11　月　5　日）和/58（1932　年　12　月　21　日），裴 克
的月报。最后，《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　534—535　页和《中央日报》， 1932　年　10　月　23、24、25
日。
② 例如，1935　年春，安徽东部和县村民抗拒丈量陈报土地。和扬州农民一样，和 县村民害怕丈量单位差
异（当地的亩大于他地）会造成田赋增加。〔《中央日 报》（1935　年　4　月　15　日）第　7　版）。
① 戴闻：《江洲火案》。
②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163、166、205　页和 各处。罗曼？斯拉文斯
基：《红枪会与　1926—1927　年中国的农民运动》，第　92　—93、99、142　页。
③ 艾恺：《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远东研究中心论 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75　页。



因此，这些抗税风潮——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的农村风潮——并没
有反映农村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要求。这些风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
村内重新分配财产激起的。它们看中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
官，特别是地方政府下属的代理人、税吏或负责催税的仆从。这些抗税风潮
并不指向使现行秩序，甚至传统征税形式成为问题。确切地说，这些风潮力
图通过保护现有权利甚至个人或地方社区的特权来维护它们。这些权利可能
千差万别，从习俗认可的新年杀猪不交屠宰税的“权利”，到为祖祖辈辈从
不上税的“黑田”免税。①
有时，纳税人起而反抗的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