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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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
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83　卷第　1　期（1969　年　　2　月），第　110—126　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
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
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
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
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
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
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
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
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
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
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
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
这样。但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
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
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
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
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
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　１９３９　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　２５　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
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　１９３９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


①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　41　期　（1965　年　6　月），第　193
页至第　206　页；见第　200　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　1　卷，第　103　页。
③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　2　页。
①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　15　卷第　4　期（1934
年　10　月），第　338—414　页。




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
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
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
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
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
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
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
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
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
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
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
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
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
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
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
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　１８７０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
加，此后下降了。②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
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③许多
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
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
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
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
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①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
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
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
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　44—　45　页。
②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　卷第　3　期（1965　年），
第　614—632　页；见第　619　页。
③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2　期（1974　年　12
月），第　1—19　页；见第　1　页。
①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　621—624　页。



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
４８％的农产品。②同样，卜凯在　１９２１　年至　１９２５　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
料，也发现大约　５０％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
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
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
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
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④扣除包括消费
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
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
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
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
罕见。①
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
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
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②另一方面，大农
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
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
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
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
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
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
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
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
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
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
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
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②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　60　页。
③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　65—80　页。
④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　12　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　173—191　页；
见第　186　页。
② 同上书，第　184—185　页。



农业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
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
——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
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
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
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
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才发
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　１８９０　年到　１９２０　年期间一直是相对
稳定的。①
可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
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
泛失控的水旱灾害。Ｗ．Ｒ．迈尔斯　１９３１　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　１０　年（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
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②到　１９３１　年，农业
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　１４　个省，包括大约　２．８　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
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　５％。③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
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
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
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
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
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
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
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　１９２０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　１９２１　年至　１９４１　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
在这　２０　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
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
反而便宜一些。由表　１　可看出，在　１８８６　年至　１９２０　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
２０　万公吨至　３５　万公吨之间。１９０６—１９１０　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７　年超过　８０　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　１８８０　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
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　２．５　万公吨以下。１８８６　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
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
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１９２０　年以
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　１０　年里，每年进口接近　１００　万公吨；然后，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间跳到　２００　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


①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　723、725—727、732、734—737　页。
② 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　年》，第　442　页。



但　１９４１　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
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国仅能
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１９２０　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
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　１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
１８６７—１９４９　年①


时期
１８６７　—　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　—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６　—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１　—　１８８５
１８８６　—　１８９０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５
１８９６　—　１９００
１９０１　—　１９０５
１９０６　—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１　—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６　—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１９４６　—　１９４８
１９４９


进口
１９３７５
２１５４０
２２０３０
１１５３０
２１４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