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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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直到　１９３７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　２８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　９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　１９３１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
员。④





② 同上书，第　246—269　页。
③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0　和　74　页。
① 《实话》，第　3　期（1932　年　4　月　20　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　1　期（1932　年　8　月　1　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　4　期（1933　年　8　月　27　日）；《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4　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45—348　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
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第　86—　97　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１　年底和　１９３２　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
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
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
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
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
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
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了。②

第二次围剿（１９３２　年　５　月至　６　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
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
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
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
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１９３２
年　７　月—１０　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
“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质）④的有
效指挥下，政府军长驱直入苏区，使共产党人感到懊丧。与此同时，蒋意识
到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他无法搜集到关于共产党人的可靠情报。他也开始
了他的群众工作，禁止强拉挑夫和勤杂工。①但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沈阳事变”
后，正在加剧的对日关系中的危机终于迫使蒋介石很突然地结束第三次围
剿。在暂时的喘息中中共回顾了战争形势，并对毛在消灭敌人前诱敌深入苏
区的战略提出疑问。结果，在贺龙的洪湖地区苏维埃遭到国民党军队蹂躏后，
周恩来于　１９３２　年夏代替了毛泽东。②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机平息后，蒋介石重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于　１９３３　年发动第四次围剿。但是红军继续采取躲避战术，速度之快使“政府
军在追击中精疲力竭”。红军的群众工作现在已使政府军“无人可用，让我
们成为既聋且瞎”。③这是中央苏区周围的战争形势。在鄂豫皖，群众工作虽
然做得很好，但每当红四方面军受挫撤退时，却往往变得没有活力而消失了。


① 《剿匪战史》承认这点不妥当，该书第　1　卷第　93—94　页；唐生智和孙科也批评 蒋介石的意图，见孙科
等：《讨蒋言论集》，第　41　和　133　页；又见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第　42　页。
② 《剿匪战史》，第　1　卷，第　107—114　页。
③ 《剿匪战史》，第　1　卷，第　28—4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2　页。
① 《剿匪战史》，第　1　卷，第　54—67　页。
② 贺龙认为这个损失是夏曦的“山头主义”造成的；见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 要历史》，第　90　页。
③ 《剿匪战史》，第　2　卷，第　170　和　239　页；蔡廷锴在《蔡廷锴自传》第　1　卷第　375　页 上说，人民一转向
共产主义，就团结而高兴。



④从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起蒋亲自指挥围剿；９　月，鄂豫皖苏区被破坏，迫使张国焘
和徐向前进行可说是他们的第一次长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　２４
军和第　２９　军之间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提供了一个建立新苏区的机会。⑤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１９３３　年底第五次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
虽然贺龙正在湖南西北部开辟另一个苏区，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及萧克
在老井冈山根据地仍有较为弱小的苏区。现在蒋学对手的样子，比较重视政
治工作，并改变了他的战略。在政治方面，他在　１９３３　年夏组织军官训练团做
为基础；大约有　７０００　名军队干部接受了训练。然后他在中央苏区各处实施行
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工作的军事化，使国民党政府、党和军队通力合作，
全力击败共产党人。在基层，他对　１９３４　年的春播给予帮助，恢复被称为保甲
的联保制度。①生活在苏区各处的老百姓被迫搬进标准的“战略村”，并被置
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无人地带，意在封锁和饿死共产党人。②他们开始实
施一项筑路计划，雇佣了　２００００　名工人修筑　７００　英里公路，以增加蒋介石军
队的机动能力。同时广泛采用了无线电设备、电话和飞机来改善部队之间的
协作。在执行这一切的同时，蒋介石的军队稳固而缓慢地向前推进，沿入侵
的路线构筑碉堡。换句话说，这是战略上的进攻伴以战术上的防御，它使毛
的诱敌进入苏区的老战略过时。“没有必要去寻找共匪的主力部队，我们只
要去占领共匪一定会出来作战的战略要地。”这就是蒋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下达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把进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防御性的
阵地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把他的这一战略描绘为愚公移山。的确，红
军并不愿意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虽然毛在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的遵义会议上就此指
责当时的军事领导人。但是，根据周恩来的看法，防御性的阵地战已不可避
免。


这［堡垒战，阵地战和夜战］在当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主要的
作战形式当然仍是运动战。在目前［１９３４　年　２　月］的形势下，我们常常看到一次运动战的遭遇战
很快转变成为阵地战。①

国民党的堡垒战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起初只有少数碉堡，每个碉堡由
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的正规军守备。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修筑了较多的碉堡，碉
堡之间仅相距　２／３　英里，通常由一个班或者最多一个排守卫。在这种情况下，
堡垒形成一个支持网，而一个团的兵力能防护　１３　或　１４　英里长的战线。第二
个变化发生在　１９３４　年初，当时民团受命守备堡垒，而正规军则转向承担进攻
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火力已大为削弱，以致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土碉


④ 关于第四方面军的群众工作，见《剿匪战史》第　3　卷，第　467　页和第　4　卷，第 683—685　页。
⑤ 关于第四方面军创建新苏区，见《剿匪战史》第　4　卷，第　519　页和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
第　207—211　页。
① 这里采用的情况大多来自《剿匪战史》第　2　卷和第　3　卷各处；以及汤良礼：《中 国征剿共匪》，到处。
② 刘培善文，《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　1　卷，第　188 页。
① 《红星》，第　29　期（1934　年　2　月　18　日）。



堡比砖碉堡多。
当碉堡线收紧时，红军把他们的阵地战转变成闻名的“短促突击”，这
一战术是林彪发明的。②红军依靠构筑“支撑点”——这是共产党人的碉堡—
—在距国民党几英里的范围内运动。红军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组织在敌
人构筑碉堡时进行攻击。在支撑点周围协调作战的部队需要电话，但红军几
乎没有电话。支撑点本身很难经受国民党重炮的轰击。总之，这种战术行动
没有达到红军的战略要求。１９３４　年　４　月广昌决战后，看来是最后手段的游击
战重新引起党中央和军队的注意。③但在这一斗争阶段恢复游击战，主　要是为
牵制敌人，意在赢得时间最终从中央苏区撤退，并再次动员群众在红军撤退
后重建游击根据地。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周恩来在军队的机关报《红星》上
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战略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游击战没有深入敌后；在撤
离后二年，毛评论说：


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
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①

可能出于这种考虑，１９３４　年　７　月方志敏的红　１０　军团奉命从江西东部转向浙
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对日作战，但事实上是转移蒋对中央苏区的注意力。②８
月，萧克的红　６　军团奉命突破封锁线，与贺龙在湖南西北部会师。③最后，当
时已大为缩小的中央苏区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被放弃，留下项英、陈毅、粟裕等
人在分散的游击“飞地”孤军作战数年，直到　１９３８　年新四军成立。在华中，
只留下贺龙和任弼时领导下的小块苏区。更北方有张国焘在川北的苏区以及
刘志丹和高岗在陕北的苏区。在蒋介石的压倒优势下，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时，１９２７　年以来艰苦开创的局面现在已被摧毁。

长征

这一史诗般的逃亡，行程约　６０００　英里，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翻越十几座
大山，跨过了二十几条河流。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环境的伟绩能与之相比，
历史也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不间断的即时行动的例子。几乎没有疑问，长征
的第一个目标是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一意图没有逃脱蒋介石




② 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官方战史（《剿匪战史》）谈到“逐渐收紧碉堡圈”（第　2　卷 第　266　页），王健民著
《中国共产党史稿》也支持这种说法。按照第五次围剿的 总战略计划，国民党军把由碉堡守护的道路修进
苏区。关于李德的战术，见胡 继喜（音）文，《中国季刊》第　43　期，第　34　页。期诺关于这种战术是林彪
的贡 献的说法近由《红旗》1975　年第　1　期的一篇文章证实。又见李德（奥托？布鲁 恩）：《中国纪事，
1932—1939　年），第　68　页。我本人　1980　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看到一本林彪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
③ 《红星》，第　55　期（1934　年　7　月　25　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0　页。
②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258—259　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 简要历史》，第　92—93
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　16—18 页。
③ 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　139　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　101 页；缪楚黄：《中国共
产党简要历史》，第　93　页。



的估计。①蒋似乎已经意识到在苏区西南角上的包围圈有缺口，这可能给红一
方面军潜入粤北和广西提供机会。当收紧包围圈为时过晚时，蒋希望利用红
军入侵的新形势，解决由军事反对派领导的西南政治分会的棘手问题。②但广
东和广西的领导人没有进行多少战斗就让红军通过了。他们仅实行焦土政策
为即将到来的红军制造困难。因此他们不需要蒋用来诱使他们听命的军事援
助。③在确信红一方面军的意图后，蒋在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之间布置了四道防
线，④使两支红军决无可能会合。红一方面军渡过湘江，１０　万战斗员和非战
斗员损失近　２／３　后，政治局领导人在贵州边境附近的黎平（现属贵州）举行
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被放弃，而采纳了进入贵
州的决定。⑤这是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的事。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
接到了关于这一决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与他们会师的计划的通知。⑥
计划中的路线将在宜宾（叙府）渡过长江。
红军于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到达遵义后，突然出现从北面、南面和东面威胁四川
的态势。①这种令人惊恐的形势，给蒋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插入
这个省；而红一方面军自　１０　月以来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红军是在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７　日占领遵义的，并于　１９　日离开这个小城，②在这段时间，军队得到整编，
而党的领导人召开了历史性的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决定取道桐梓、松坎和
赤水，按原计划进入四川并在宜宾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这个计
划因敌人加强防守而受挫时，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线。据政治安
全局局长邓发说，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目的是逼近日军，并在没有蒋和
他的联盟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寻找“与
俄国联系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不会［再］被包围了”。③
在战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