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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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清除共产党势力。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黎明前，蒋介石以大举镇压上海共产
党领导的工会，来忠实地履行这宗交易规定的义务。数以百计，或许是数以
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在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杀害。可是资本家却如愿以
偿；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
然而，上海商人和银行家还须酬劳蒋介石。４　月　２５　日，他们再给蒋介石
７００　万元。但是，这笔款项仅仅提起了蒋介石的财政胃口，因为他的军费每
月约达　２０００　万元。他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捐款　５０　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　３０　万元；先施公司捐款　２５　万元。当资
本家回避时，蒋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诈，甚至绑架的手段。欧文？查
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
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
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①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开承
认，“战时，我们或许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筹款”。②
虽然国民党在　１９２８　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这种手段筹款，但是，上海及
其周围地区继续承担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在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政府从全国
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区——取得政府税收的近
８５％。政府在财政上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这样，又是上
海的资本家认购公债的大部分。由于能够发掘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的城市
的财富，蒋介石比他的政敌享有一种值得羡慕的优势。例如，冯玉祥痛感他
所以不能与蒋介石竞争，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薪饷、给养和装备都比他的军
队优越。他声称，蒋介石还非常富有，足以用钱收买对方军队归附以挫败对
手。③
第三个为蒋介石在国民党运动中取得优势的因素，是他对派系和军阀政
治的权术运用自如。蒋介石很少对一种思想意识的立场或派系政策矢志不
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应任何派系，而不成为该派系的一
员。例如，在　１９２７　年末和　１９２８　年初，他与左派国民党和元老（一批以前的
无政府主义者和老政治家，以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为代表）合
作；到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他又与元老和右派结盟反对左派；而到了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他又与右派联合既反对元老又反对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联合过国
民党政治派系的各个集团。他又有使相互敌对的派系都为之效忠的才能。例
如，在　３０　年代中期，ＣＣ　系与蓝衣社①准备火并——可是两派都尊他为领袖。


①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　年》，第　232　页。
② 《中华年鉴， 1929—1930　年》，第　629　页。
① 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
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　1932



而　ＣＣ　系和蓝衣社都蔑视政学系——可是蒋介石最亲密的顾问和受到信任的
官员，有许多是政学系成员。
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也可在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关系中看出。这些以前
的军阀妒忌和不信任蒋介石，并且几乎都不时举起过叛蒋的旗帜。情况总是，
反蒋军阀希望其他地方军阀与他们联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蒋介石的敌人
行动一致，蒋氏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对手们孤立起来逐个消灭。他胜
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
在不使用银弹时，他以欺骗、许诺和恐吓来取得地方上的对手支持，或至少
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转过头来对付他们。
虽然蒋介石的思想意识灵活多变，但是，他对权力的追求却坚定不移。
不过，他的权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个人的满足促成的，他深以谋求中华民族
的幸福为己任。不管怎样，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认为他的权力利益
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所以，什么对蒋介石有利，就是对国家有利。而且，
在蒋介石看来，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声称，这类人“刚愎自
用”、“投机”和缺乏“固有美德”。①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没有忠诚的反对
派的余地；反对他，仅根据这一事实就是不忠于国家。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
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然而，这也是他的
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　１９４９　年的失败。





















年　3　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
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
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
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
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
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　年　10　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
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
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
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
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　59　卷第　4　期——
译者。
① 《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　10　卷，第　50　页。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１９２７　年以后，在蒋介石手中形成的这个政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
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它的结构建立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政府的改组中，即使　１９４９　年以后，在台湾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点。
新政府的蓝图是由孙逸仙在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在《建国大纲》中草拟的。政
府整个结构的基础，是孙逸仙的训政概念。孙逸仙矢志于民权目标，但他也
深信中国民众尚未准备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所以，他曾论断国民革命有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这时革命党人要依靠军事力量巩固政权。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占领北京后，国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完成，此时已进入第
二阶段，即训政时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即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
主权；同时，要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通过选举县长、召开县代表大会
和制定法律，以便县一级能充分实行自治，这样民众才能受到教育，准备进
入革命的第三阶段，即民主的宪政时期。
训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
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
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短暂的会期除外；在　南京的　１０　年，只召开了
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制定党治的指导原则和
全面指导党务。
中央政治会议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兼有
立法和行政职能。作为立法机构，它能创制法规或传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定给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它有权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导和监督政府。于是，
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
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
①
按照孙逸仙的具体规定，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与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说相似。然而，除政府
的上述三个分立部门外，孙逸仙又加上两个显然来自传统制度的部门。这两
个部门是考试院（通过文官考试决定政府雇员资格）和监察院（类似旧王朝
监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长充
当总理，指导所属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业部①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国民党政府的结构，或者比如说，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
的表面关系，将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蒋介石在党、政、军中拥有何种正式职
位，他都对整个政体行使最高权力。他执行这一权力极少顾及正式的指挥系
统。何廉曾任蒋介石顾问，②他回忆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权力
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③或者，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在
１９３４　年观察到的，“蒋介石的影子遍布各个角落。〔如果没有来过南京〕我
将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达到如此明显的程度。他的利益触及哪里，哪里就有



① 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② 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③ 何廉：《何廉回忆录》，第　160　页。



政府的活动；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瘫痪，至少是听任政策放任自流”。④
由于蒋介石对政权实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挥系统于不
顾，政府——作为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的机构，日渐失去活力。官员们确实
制定了很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重建计划，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宪法
草案，然而，许多这类政府活动都与政治现实关系不大。因为民事机关既无
经费支付其各种计划，也无权实施其各种决定。例如，在　３０　年代，只有全部
预算的　８％到　１３％拨充民事官僚机构的管理维持费——而军费支出却大得多。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直到　１９３３　年——竭尽全力限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以
便政府能把和平时期重建的任务进行下去，但是，蒋介石不予理会。这样，
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
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
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１９２９　年以后，由于党的
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
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
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
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
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
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②
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　３０　年代，党成了空壳；
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③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
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
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
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
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
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
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
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　２０　年代中期力量
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１９２７　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
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
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
具。
自五四运动（１９１９　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
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①例如，１９３０　年，国民


④ 美国，国务院文件　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 1934　年　9　月　16　日，第　1　页。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221　页。
② 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53　年），第　150
页。
③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4　页。
① 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　年》。



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
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
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和以后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当日本帝国
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
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
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
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
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
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
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
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
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０　年，当时
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
的支持。《北华捷报》在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写道，“与不到　１８　个月前的热情相比，
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①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
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②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
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导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
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
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
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　１０　年时期，中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