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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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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阶级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
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②
正如我在上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态度时所谈到的，在 １９２６ 年初，
他仍相信中国的 ４ 亿人口中有 ３．９５ 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
斯大林的观点：国民党是影响广大群众尤其是在农村的群众的唯一的工具。
随着在 １９２７ 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毛泽东对这个以及其他问题
的观点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单独写的一篇报告中，比他当时公开发表的广为人知的文件更为直截了当地
表达了他的新见解。他把农村运动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组织农会时
期、农村革命时期和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并十分强调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
段之间，真正净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统一战线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除非先
有一个“推翻封建地主的权力与威望的残酷斗争”的时期。诚然，他说在农
村兴起的斗争，应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的机构开展，而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在
自己的旗帜下进行，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把这看成是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
正在向左的方向前进，并且渴望着另一场革命；共产党切不要从引导群众朝
前进的方向中退下来。①总之，后来在 １９２７ 年，毛泽东对蒋介石，乃至对所
谓的“国民党左派”会支持农民的行动，而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已丧
失一切希望。毛泽东是最先要求与这些先前的同盟者决裂，并在农村打起红
旗的共产党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 ２２ 年，毛泽东几乎都是在农村
的环境中度过的，亲眼看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的出现与胜利。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些经验标志了他早期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续与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09—111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43—149 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55—257 页。
完成。这还是不懈的军事斗争的 ２０ 年，并达到了形成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程
度。当然，毛泽东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断断续续地打仗，并且在 １８ 岁时
当过兵。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间，他也曾洞察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内战所提供的政治
机会，可是，当时要共产党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并以之作为革命斗
争的主要手段，却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对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有着深
刻的影响，并且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渐次发
展了更为精细的概念，应该把它看成作为他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部分。然
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江西和延安时代活动的游击战策源地，不仅激
励毛泽东去写有关军事的问题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他对如何组织革命
领导的想法，也影响了渗透他的观点的精神。这后一点尽管很重要，但也不
应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没有像魏复古和别人所论
说的那样，使他成为一个暴徒或法西斯分子，为了军事权力而喜爱赤裸裸的
军事力量。不过，它无疑也确实更加强调了勇气、坚定和尚武精神，这从他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终结都始终不渝。
更有持久意义的是共产党人在当时采用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以后
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时，还保持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简言之，游击部队
动员农民群众，是和共产党动员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无论是革命
精英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界定与辩明整个事业的性质的思想方式，都
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革命同俄国以及欧洲先前的革命之间的差别，当然不像前面一句话
的归纳所道出的那样明显，如果撇开井冈山不谈，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
的工业，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年这一整个时期，都有红军在理
论上所从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不是一个军队领导农民的问题，而是党
和军队领导城乡“群众”的问题。贯串这 ２２ 年的大部分时间，事实一直是党
以有效的办法，作为灵魂或寄生物存在于军队的肌体内，甚至在中国共产党
本身公开出现于斗争舞台上时，它也是依靠红军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
依赖它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团结一致。并且，即使党和军队，没有很大一部分
人口的支持，也都坚持不下去，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与过
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样。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的不同
点，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和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不同点
还来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远在实际取得政权以前，即对各不相同的，但
常常是相当大的地区和人口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的
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与人民的三重关系：革命军队的关系，设法从群众“海
洋”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的党”的关系，设法指导无产阶
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政府，即国中之国的关系，在政府的职能中与其控制
下的全体居民在许多层次上建立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
毛泽东是最能与中国革命特有的现实协调的领袖之一，领袖与群众关系
的各个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现出来。在原则上使所有的这些关系
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要素，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从苏联的共产主义分开。尽管毛泽东只是在 ４０
年代初才从理论上对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关键的概念和方法却是在前 １５
年中渐次出现的，这一时期仅仅为了要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与他
们在其中工作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可是与人民在一起工作，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他们之中迷失方
向，放任群众自发行事，也不应对延安传统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认为毛泽
东是一个相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扩大民主”的人。在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 １
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他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系统化。它确实反
映了他所关切的事，即政策制订者应该倾听下级的意见，并向基层的经验学
习。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
意见”的指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过最终目的还是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
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①
换句话说，要对群众做工作，使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化为群众
的意见。这样的说法，与列宁的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注入无产阶级的观点之
间，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对比。可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列宁的领导方法却
极为不同。他们各自所领导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来看看从 １９２７ 年开始
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发展，首先看军队的作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他的秋收起义战略，指责他过分重视军事
实力，对群众力量缺乏信心，把这一行动变成了“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
地回答说，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
盾政策”。①事实上，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已回答了这样的批评，他说
道：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现在虽
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似乎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了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员
会的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并加上了在现在的情况下，党的 ６０％的精
力应该放在军事运动上。②他深信，只有军队，或者说有组织纪律的游击队，
才能与白军打仗；群众无法赤手空拳去打白军。
１９２７ 年秋，在不断革命的齐里亚主义①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领导人头脑
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一时相信能够实现；但是不久这些希望与幻觉都化为
泡影。就毛泽东来说，在秋收起义以后他从没有动摇过，深信要使革命延续
下去，红军是不可少的。
直到 １９３０ 年夏末李立三路线失败为止，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
一个暂时现象；以后他才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模式。（我将
① 《毛泽东集》第 9 卷，第 27—28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 1927 年 8 月 20 日和 30 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
第 2 卷，第 11—24 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 1927 年毛泽东“异端”
的性质》，《中国季刊》第 27 期（1964 年 4 — 6 月），第 55—66 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297—298、299—300 页。
① 一种神学教义，认为基督将以有形的方式复临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个神权 王国，从而引进基督教的千
年国度——译者。
随后再谈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方面。）但是，尽管他关于革命时间表的想法有
这些变化，他的军队与群众之间关系的观点，只要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军事的，
却一直坚定不移。实质上，这样的关系被概括为鱼与水的隐喻，这是他在 ３０
年代提出来的。很清楚，这一提法并没有低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
群众同情与支持的“水”，革命军队的“鱼”就会无助地死去。因此，共产
党人必须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维持他们的“水”不致于干涸。
同时，毛泽东的隐喻也表现得很清楚，军事斗争将由红军代表群众来进行，
而不是靠群众自己。
细致地分析从 ２０ 年代到 ４０ 年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与第 ３ 和第 １０ 两章中的按序叙述重叠。毛泽东的关于革命的目的
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点，将只按主要阶段简要地综述如下。
早在 ２０ 年代，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发现了正规组建的游击队的重要
性，而且发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根据地，红军可休整，可发展与居民的
接触。没有这些，红军的作战只会成为军事冒险。然而，在那个阶段，毛泽
东在他在偏远山区的作战行动和不仅李立三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在满怀信心地
期望的全国“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断言井冈山红军的活动，不
算是暴动，这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出现，情况会继续
是这样。但是，毛泽东很快萌生红军控制区域的迅速扩大，可大大地促进革
命潮流高涨的思想。这样，在中央来信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时，毛泽东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５ 日《前
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
了。信中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中共要和蒋桂两派争取
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
无锡、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
闽三省的农民斗争。①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它常常决定不了高潮到来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决
定是否应告诉中国共产党人是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地位，它却对这些事情有
一个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论见解。在本质上，莫斯科的观点是，红军的
活动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重要的，不过，只有当这些活动与城市里的有效
工作同时开展，使城市无产阶级再次成为要认真对付的力量时，才有可能导
致革命的胜利。于是，１９２８ 年 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宣称：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
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
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
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① 关于 1928 年 11 月报告的有关节段，见《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59 页。毛泽东 1929 年 4 月 5 日的信，
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3 卷，第 37—45 页。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4 册，第 45—46 页。（着
重点是俄文本加的。）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指示中国共产党，新的浪潮正在开始，所以，浪潮一
上升到足够高度就必须采取步骤建立工农独裁制，这封信给李立三的立即行
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共产国际在信中进一步说明：“中国全国危机和革
命高涨底另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但是，虽然乡村的农民革命运动（共
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运动和红枪会之类古老团体的
活动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
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
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 １９２７ 年严重失败后的消
沉状态”。②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条件下，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合理
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较熟悉的活动，却不
仅是更为基本的，并且最终更有决定性。就李立三来说，他起先远比共产国
际对农村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更持怀疑态度。可是在 １９３０ 年初，当他开始制定
夏季大进攻的计划时，他惊奇地发现红军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辅助力量，来
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最终通过城市和农村的钳形攻势使胜利成
为可能。
关于中国革命中城市与农村的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各执
一端，莫斯科则持温和主义的立场。至于其他两点，即革命的时间表和中国
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
的，而与莫斯科对立。
李立三与莫斯科关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之间
的通讯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数月之久才能到达，而被弄得有点模糊不清。
结果是，两方领导往往是针对早已放弃的立场作出反应的。只举一个例子，
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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