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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文学档案:六十年与六十部-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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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批判，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在林道静身上，一方面是革命因素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消极因素的不断减少；她的思想感情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继续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党章上所规定的，她都做到了，并没有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作品按照自身特点所规定的情节，表现了与工农的结合，它没有必要，要没有可能去完成额外的任务。至于林道静爱情生活的描写所产生的副作用，那是由于时代不同和读者误解所而产生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缺点。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中，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具体说明了应该怎样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评价这部作品。他指出：“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青春之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思想内容上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艺术表现方面还有需要提高之处，因而，象郭开同志那样全盘地否定它，而且从思想上否定它，是不对的。”
1960年初，《中国青年报》还进行了“怎样正确认识余永泽这个人” 的讨论，对有些人把余永泽当作“梦中的情人”、“温柔的丈夫”、“*”和“人情”的化身等观点，提出了批评。橘子的《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1960年2月3日）的文章，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性综述。
这场讨论之后，作者对小说作了某些修改，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作者也结合讨论，不断总结《青春之歌》的创作体会，先后写过《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1958），《谈谈林道静的形象》（1977）等等。
“*”期间，小说与电影《青春之歌》都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作品被一些批判者说成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全国许多报刊持续发表批判文章，作者因此也受到了斗争，并被限制了自由。直到粉碎“四人帮”，才与其他作家一起获得解放，作品也于1978年再次出版。
在新时期之后，一些青年读者在阅读《青春之歌》时要提出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反馈到了作者那里，杨沫在1992年的《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就此说道：“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58《青春之歌》（4）
杨沫于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后，有关其人其作的议论余波依然没有停息。先是早年与杨沫有过恋情并被认为是余永泽原型的张中行，于其自传《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里，在谈及早年的关系之后，特别就自己与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五十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在杨沫逝世之后，杨沫的儿子老鬼出版了《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一书，在书中大胆地写出了母亲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了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青春之歌》和晚年对世事人生的清醒与回归，写出她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和内幕，而且把杨沫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乃至个性中被扭曲的一面，也如实地袒露出来，让人看到她的苦恼与孤独，世俗与无奈。其中谈到随着《青春之歌》出版尤其是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给张中行带来的种种烦恼，及张中行对此事的泰然处之，文中说到“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作者指出：“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延伸阅读
杨沫：《芳菲之歌》（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杨沫：《英华之歌》（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郭开：《就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艺报》1959年第4期
张虹：《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
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争论》，《文艺报》1959年第9期
王永生《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老鬼 《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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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关汉卿》（1）
体裁：话剧
作者：田汉
原发刊物：《剧本》
发表时间：1958年5月号
首演时间：1958年6月28日
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
演出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刘平 撰）
在建国后至“*”前这段话剧史上，作品不少，好作品却不多。比较好的作品只有《战斗里成长》（胡可）、《万水千山》（陈其通）、《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茶馆》（老舍）、《关汉卿》（田汉）、《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等几部作品。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下，很多作家的努力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付之东流，直到今天，只有《茶馆》和《关汉卿》等几部作品仍在舞台上演出并受到观众的喜爱，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文化现象。
《关汉卿》创作的年代是“狠抓阶级斗争”、进而掀起“大跃进”狂热的时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戏剧界也出现了“全民办文艺”、“大搞群众创作运动”、“大放戏剧卫星”的“热气腾腾”的局面。在“打破各种迷信，高举红旗前进”、“创作不神秘，人人都写戏”、“政治挂了帅，新戏大批来”的口号下，人们都“发了疯似的”大放“卫星”，创作的“跃进指标”一天翻几番，谁也不甘落后，生怕被斥为“右倾”。
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田汉创作的《关汉卿》居然成功了。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田家塅茅坪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受湖南湘戏和木偶戏、皮影戏的影响，对戏剧情有独钟。辛亥革命时他上中学，就仿照京剧的形式创作了《新教子》和《新桃花扇》。1916年去日本留学，受日本新剧和西方话剧的影响，立志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开始话剧创作。他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的活动。1922年回国，与妻子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组织南国社，开展戏剧运动。1930年参加“左联”，成为左翼戏剧运动的领导人。他还组织了音乐小组，创办“艺华电影公司”。创作电影作品有《三个摩登女性》、《风云儿女》、《忆江南》等，创作的歌词有《毕业歌》、《夜半歌声》、《洪波曲》等。1935年被捕入狱。抗战时期，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足迹遍布武汉、长沙、桂林、昆明、重庆、上海，始终站在戏剧运动的最前线。建国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被广为传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建国后被定为《国歌》。1968年12月10日，田汉被“四人帮”*，含冤去世。
田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位伟大作家，他多才多艺，热情奔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和戏剧运动的领导者，而且在电影、音乐、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田汉50寿辰时郭沫若说：“他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先驱者田汉》，《文汇报》1947年3月13日）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
《关汉卿》是田汉话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优秀之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58《关汉卿》（2）
该剧写于1958年，同年发表于《剧本》月刊5月号。最初发表时为九场，同月增写为十二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6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为十场，后又改为十一场，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的故事是从关汉卿路见官府处决一名女犯朱小兰引起的。贫女朱小兰，因受奸人张驴儿陷害，被官府屈打成招而杀头。关汉卿义愤填膺。他恨那些草菅人命的狗官，也恨自己手中无刀，不能为民除害。他的朋友──唱戏的朱帘秀鼓励他把这件事写成戏，揭露那些贪赃枉法的狗官，替屈死的女子们伸冤。他担心“戏写出来没人敢演”，朱帘秀斩钉截铁地说：“你敢写我就敢演！”梨园界的败类叶和甫威胁他不要写这样的戏，免得刺痛官府惹麻烦，还是写些“烟花粉黛”的戏保险。关汉卿不为所动，甘冒风险，赶写《窦娥冤》。戏演出后鼓舞了正义的人们，也惹怒了权奸阿合马。他威逼关汉卿修改剧本，“不改不演，要你们的脑袋！”关汉卿毫不畏惧，“宁可不演，断然不改！”勇敢的朱帘秀仍照原本演出。二人被捕入狱。义士王著受《窦娥冤》的鼓舞，喊着“为万民除害”扯旗造反，刺杀了阿合马，关汉卿和朱帘秀也跟着罪加一等，但他们都不怕死。“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全剧在忠与奸、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性格，也塑造了朱帘秀九死不悔的刚烈性格，充分体现了正义的力量。艺术上，作者遵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甚至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也融注到关汉卿形象的塑造中去，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剧中既有生动的史实描写，也有浪漫的抒情笔调。一曲《蝶双飞》既赞美了关汉卿与朱帘秀的战斗友谊与爱情，也表现了他们身处逆境的乐观主义斗争精神。该剧充分体现了作者“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和戏剧创作中的诗意化风格。
1958年6月28日，首都召开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大会。当天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关汉卿》，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刁光潭饰关汉卿，舒绣文饰朱帘秀。周恩来、陈毅等观看演出。该剧的演出立刻“引起了戏剧界的震动”。欧阳予倩说《关汉卿》是“一个成功的好戏”！郭沫若称赞“写得很成功”。阿甲以“舞台上出现了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动人形象”赞扬这个戏的成功。很快，全国很多剧种如话剧、越剧、粤剧等都上演了《关汉卿》。
《关汉卿》的成功，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说，是人们对田汉的期待与刺激。
自担任文化部戏改局局长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以后，田汉整天忙于琐碎的事务工作，无暇顾及创作。从建国以后至1957年的几年间，田汉没有新的戏剧作品问世，只把《金钵记》改写为《白蛇传》，与安娥合作写了《金鳞记》。那时，除随时随地即兴作诗外，作报告、写纪念文章代替了他的创作活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也严重地干扰了他的创作心境。好些年不动笔写话剧，连他自己也感到“不止是手生了，心里好像也没有把握了”（田汉、郭沫若《关于的通信》，《田汉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一天，田汉去参加印度大使馆的晚宴，朋友陈家康对他说：“瞧你头发都快白完了，也写不出什么来了。就写一首旧诗送给我吧。”田汉当时笑着答应他，“心里却是很沉痛的”。他问自己：“你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吗·”（《关于的通信》）他不服气，“托尔斯泰七十二岁写了《复活》，我现在还不到六十，体力又好，吃得、睡得、走得、坐得，不弱于人嘛……我是作家，党需要我们写出新的作品来。”并说 “今年就写。”（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 “不服老”的性格和剧作家的使命感，使田汉下了决心，马上着手创作剧本，并于当年（1958）创作出话剧《关汉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58《关汉卿》（3）
从主观方面说，《关汉卿》的创作“圆”了田汉一个“梦”。
田汉从小就有一个做戏剧家的“梦”。1916年，他舅父易象（同盟会会员）带他去日本留学，希望他学政治，他却喜欢文学、戏剧。在与日本新剧接触的过程中，他的“梦”也更清楚了。1920年，他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明确地说：“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剧曲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家外，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我尝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可就晓得我如何妄僭了。”（《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同年3月，田汉从东京去福冈看望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两个人在游太宰府公园时，他们“手拉手”仿歌德和席勒铜像的样子照了一张像，两人内心里都“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然而，青年时代这“暗自期许”的“心约”却影响了田汉一辈子。此后，田汉不论在戏剧创作还是领导戏剧运动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感到没有实现这个“心约”。他在《关于的通信》中对郭沫若说： “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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