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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文学档案:六十年与六十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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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家林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而产生的新的形象，孙少安更多地保留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观念，孙少平则更多地接受了世界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李星则认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家林式的好高鹜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家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家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安、少平既是高家林追求精神的继续，又是对高家林式的追求方式的否定。”。曾镇南指出“孙少安和孙少平，是古老的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两个历史之子，又是生活大变动催生出的现个现代之子。他们是亲兄弟，从血缘到气质，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生活道路、阅历经验、文化熏陶的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是具有不同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两个发展中的典型性格”。还有人对孙少平给予更充分的肯定，认为孙少平“是小说作者对生活的一种发现和创造，是作品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艺术光彩的人物”，“他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破土而出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进一步解放的强烈要求。这是变革时代向往现代文明的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澄清的艺术典型，是作品中最能引起广大青年读者共鸣的一个人物”。
1986《平凡的世界》（3）
评论中的另一个焦点，是路遥创作表现出的“史诗性的品格”。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座谈会上，人们就认为这部小说“显露出了构思博大，气势恢宏的特点。不能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追求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史诗性的品格”。评论者们第一次把路遥的创作审美特征从“深沉”、“宏大”提升到“史诗性的品格”上来。王愚也认为“《平凡的世界》通过几个纠结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精神历程，映衬出历史的变化对广大人民心理构成的渗透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的指向，虽不能说已经写出了一部史诗，但却是具有史诗的品格的。李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指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诗与史的有机结合，又是诗的内容压倒诗的内容的不均衡体”。待到第三部出版后，雷达进一步分析作品的内在特征，认为作家“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
在《平凡的世界》引发的路遥创作研究热潮中，饶有新意的是有关路遥创作心理上的新的成果。李星在1987年就论及路遥的创作心理，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个性、气质、心理，面对前人无比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积极的选择过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正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选择结果。这种选择既是作家主体性的主动，又具有某种无法回避的被动”。李继凯通过路遥小说中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大众文化与先驱文化的交叉的几种形态，进而推断出路遥在“作家化”的过程中，“地域或陕北文化、中国或民族文化、世界或人类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构成，先后顺序层递地对他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内化为他的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从而由内而外地制约了他生活与文学的理解与选择，写出了一系列属于路遥的作品”。而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长篇论文，应是关于路遥意识研究的最为系统与深刻的专论。此文通过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缜密分析，准确把握路遥所拥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灵世界，提出“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集中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两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灵感受。因而路遥本人和他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将是我们了解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的心灵记录和重要的精神史页。”
1992年，路遥中年早逝后，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悼念文章。据专门研究路遥的青年学者梁向阳统计，仅结集出书的就有十数种之多。如《陕西文学界1992年增刊·回忆路遥特辑》、《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路遥纪念文集》、《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等（除了《星的陨落》、《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正式出版外，其它为内部印行）。 90年代之后，路遥研究进一步走向系统化、体系化，出现了一些研究路遥创作及其作品的学术专著，如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赵学勇的《早晨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等。这些专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路遥创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论证，在揭示路遥创作的艺术奥秘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不同论者的观察眼光与学术风格。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关于路遥研究的大量学术论文，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军的《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把路遥研究放置在21世纪中国当下文学的背景下，在研究“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的过程中，重新发掘与定位路遥的当代意义。
在研究之外，这些年还有一些言论不时涉及到路遥和他的创作，如原《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曾发表意见说，路遥抵死写成一部《平凡的世界》，太不值得。韩石山用“蛮勇”形容路遥，认为路遥为了一个“时代呼唤着史诗式的作品，人民盼望着新的鲁迅和茅盾”的虚幻命题而失去生命，意义不大，因为文学不应该是沉重的。对此，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颇为不屑。他说：“路遥以他的志向和艺术追求创造了他的农村世界，他以生命换来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短短42年的生命历程。”
事实证明，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作家，人民一定不会遗忘他及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之时，创造了极高的收听记录，由此也带动了小说图书多年来的常销不衰。在一份“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中，其中“20年内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一项，古今中外都涵盖，《平凡的世界》名列第17位。在“最近时期影响较大的书”中，《平凡的世界》的位次上升到第7位。《平凡的世界》在读者心目中的位次还会不会攀升，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平凡的世界》留下来了，留在了读者的阅读中，留在了人们的心灵里。这一切，无疑是对一直视“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的路遥的最好回报。
延伸阅读
路 遥：《人生》，中篇小说单行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路 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回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1987《顽主》（1）
体裁：中篇小说
作者：王朔
原发刊物：《收获》
发表时间：1987年第6期
（杨早 撰）
王朔的走红与引发争议，是从电影——而非小说——开始的。
1988年之前，王朔已经发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橡皮人》等中篇小说及一些短篇小说，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其作品明显不属于任何一种思潮或一个流派——直到如今，诸多当代文学史将王朔置于何处，仍是一个让主事者颇费思量的问题。这意味着他无法被放置在某种现成的解释框架中，因之也就无法在学术与评论生产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注目。
改变出现在1989年。从1988年末至1989年初，几个月内，有四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面世，分别是西安电影制片厂黄建新导演的《轮回》、峨眉电影制片厂米家山导演的《顽主》、深圳影业公司叶大鹰导演的《大喘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夏钢导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据王朔自己回忆，当时的计划甚至是一连推出八部。
王朔说，这些电影让他“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中国电影报》、《电影艺术》编辑部及中国影评学会还联合召开了王朔电影研讨会，这也引发了从电影界到文学界，长达四五年之久的关于王朔的争论。
一篇电影评论点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有的评论者在讨论几部电影时，都不把它们看作各自导演的作品，而是统一视为“王朔电影”。以一个原著者的名字统括一批电影，这在电影史上不仅空前，大概也会绝后。这表明，讨论者的重点，不是放在电影的艺术成就或表演风格等方面，而是聚焦于这一系列作品的人物形象上——当时一种激烈的说法是，这些电影都是“痞子写，痞子演给痞子看”的。
批评或肯定“王朔电影”的双方论者之间，较为明显地存在一条年龄的分界线：批评者多属“老一辈”，如邵牧君指出电影界一轰而上改编王朔小说的原因是“希望找到一条既能对观众起到补偿和宣泄娱乐效果，又能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但又不敢冒犯当局惨遭禁映的新路”，“王朔小说对电影创作者具有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对某些敏感领域（主要是性心理禁忌）采取调侃、打诨的方式来实施攻击或表达异端思想”（《王朔电影热缘何而起？》，《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25日）。他认为虽然这些电影艺术质量都不弱，却无法算作好电影，因为电影导演们“过分看重它们忽略了它们在思想意识上的浅薄、粗鄙和邪恶”（《人，不能这样活着》，《解放日报》1989年4月12日）。唐达成在《中国电影周报》上撰文，称“顽主”是些“滑出生活轨道的人”，希望王朔“作为作家不要和自己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上，不要玩味、欣赏、醉心那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王朔的作品虽然“导演愿拍，观众愿看，但仍然有一个如何表现的问题”。刘聃则认为“顽主”式的玩笑人生不值得表现与肯定：“强调社会等级、泯灭独立人格的主奴心态，和否认人类道义、追求极度个人化的‘顽主’心态，不过是一枚旧硬币的正反面，在今日之中国，两者都是对人道主义的僭越，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动。“（《人道的僭妄和美学的贫乏》，《文汇报》1989年4月11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7《顽主》（2）
正面评价也有着相同程度的猛烈，如白烨认为王朔电影中的人物准确地说是“浪子”，在这些“浪子”身上，王朔“把他自己对于复杂社会现实的认识与感受挥洒得淋漓尽致，使作品颇具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妙韵，很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共识，使人们由轻松的观赏进入深沉的思索，从而由熟悉而又陌生的‘浪子’的情绪、际遇与命运思考社会生活变动中的诸种问题”（《王朔电影作品的意义》，《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15日）。陈晓明则将王朔的意义定义为“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他们是都市中不安分的魂灵，是我们时代生活的反抗者和挑战者，他们携带着商品社会的狂想和生命冲力在生活的原野上狂奔乱舞，这是我们时代的景观，它并不壮丽，但是它充满生命的原始张力。”（《亚文化：王朔的生命冲力》，《中国电影报》1989年3月15日）甚至有评论指责邵牧君“一方面基本否认王朔电影对现实的批判价值、有意无意地尽量压低影片的认识价值；另一方面用心良苦地将影片编导的创作意图，曲解为单纯从娱乐效果出发、避免冒犯当局和害怕评论家批评。”（左舒拉《有感于邵牧君对王朔电影的评价》，《中国电影报》1989年4月15日）
1990年王朔参与创作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引发全国收看热潮，1991年王朔领衔创作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再一次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1992年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创新时期作家出文集的先例。王朔小说选集，以及《王朔作品片断》、《王朔妙语录》成为书摊的畅销书，他的作品名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是个俗人”、“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成为都市大众流行语。关于王朔的评论集包括《王朔，大师还是痞子》、《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王朔》等，1993年《中国青年报》开辟“王朔给我们带来什么”专刊，展开对王朔现象的讨论。这也引起了海外的兴趣，《纽约时报》、《读卖新闻》、《泰晤士报》均有关于王朔的报道。澳洲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e）认为，王朔现象是“自毛泽东时代以降最重要的出版现象，它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时代的来临”（《王朔的痞子创造历史论》，《王朔，大师还是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王朔作品引发了如此激烈而两极的争论，却没有人能否认，王朔笔下承载着那个躁动不安年代的共同情绪，整个社会渴望一种冲决，一种变局，在所欲不得的情形下，人们宁可认同调侃、嘲讽、游戏的边缘姿态。从导演到评论家，人们对王朔作品的借用与解读是遮蔽性、选择性的。十多年后，《大喘气》导演叶大鹰在接受采访时说：“就想着怎么解气怎么拍，有点出气的感觉，当时有点幼稚，也叛逆……觉得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惹生气了就高兴，其实现在想起来有点恶作剧的意思。”他也承认这些“王朔电影”“要是以社会责任感或者主体意识为衡量的话，它并无太大价值”，但同时又强调“那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们在80年代由青年渐入中年时一种情绪化的宣泄”（《1988年电影“王朔年”：怎么解气怎么拍》，《新京报》2005年9月3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87《顽主》（3）
据《收获》编辑回忆，《顽主》最初的名字叫《五花肉》，经编辑建议，王朔用了现在的名字。“顽主”据说是当时北京市井的流行词，特指小说中描写的那种衣食无忧、玩世不恭的边缘青年。小说描写于观、李重、马青等一伙“顽主”成立了“三T公司”，意为“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他们替人挨骂、约会、组织文学奖……他们承受并同情民众所有的庸俗、现实甚至荒诞的欲望，唯独对赵尧舜、宝康这种表面道貌岸然、内心龌龊下流的虚伪者极度厌恶。小说基本是一些片段的组合，在王朔当时的小说中，故事性相对较弱，但却成为王朔影响最大的作品，电影改编也最为成功。
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顽主”们所有的“三T”，都是指向精神层面的化解：替丈夫挨骂，让妻子高兴；替医生约会，让女朋友高兴；替小作家颁一个专属文学奖，消除他拿不到奖的遗憾，以及用各式各样的串编式语言劝解同性恋、*癖、抱怨肉价太贵的人……顽主并不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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