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不平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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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的方法很多。《韩非子》记载，战国时候的西门豹因为性急，就随身带着一块熟牛皮，提醒自己要柔韧、舒缓；而董安于的性子慢，就随身带着一根绷紧的弓弦，提醒自己要加快生活节奏。清代的名臣林则徐因为爱发怒，就在书房里高悬“制怒”条幅以自警，他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也是为了克制自己的怒气而作。
　　修养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只能是自己的事，既不能指望别人的帮忙，也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宋代的赵概在书房里放了三个盒子，两个分别装着白豆和黑豆，另一个是空的。每做一件好事或者起一善念，就向空盒中投一颗白豆，做一件坏事或者起一恶念，就往盒子中投一颗黑豆，晚上数原来空盒的豆子，检查自己一天有多少长进和失误，不断激励和鞭策自己，后来做到枢密使。
　　魅力源于修养，而修养只能源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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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慎独（1）
　　“暮夜无知”，此四字百恶之总根也
　　东汉名臣杨震为人非常正直，而且从小就以博学闻名。因为他是弘农人，属于今天的陕西，所以时人都誉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他不愿意与州郡官员来往，直到五十岁的时候才出仕。后来，大将军邓骘听到他的贤名，举荐他为秀才。
　　经过多次升迁，杨震才做到荆州刺史，又转为东莱太守。去东莱赴任的时候，经过昌邑，正巧做昌邑县令的王密本是杨震在荆州的时候举荐的秀才。王密夜里去驿馆拜见杨震，拿出十斤金子表示感谢，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了解你所以才举荐你，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非常惭愧地离开了。
　　王密送给杨震金子，并不是贿赂，只不过是为了感谢过去的知遇之恩。王密说的“暮夜无知者”，其含义是“反正晚上没人知道，接受了也不会有损您的清名”。可是杨震认为，以前自己举荐王密，是出于对王密才能的了解，而不是私人交情，所以不能接受回报。面对王密“暮夜无知”的提示，杨震义正严词地提出了有名的“四知”，表示其实根本不存在无人知道的事情，至少，天、神和当事者本人是知道的。
　　“四知”，使杨震做到俯仰无愧的境界。他本性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人的拜见。他后来做到太尉的高官，除了应得的薪饷之外，所有的收入，一律归公。他谆谆教育子孙们要“节衣缩食，省吃简用”；出门的时候，要坚持步行或用自己的交通工具，不准乘坐公家给他准备的车子。有人见他这样清廉，做了朝里的大官，家里还是那样的清苦，就劝他应当购置些产业。他却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果然，不但杨震本人被称为古代廉吏的典范，他的子孙也都因为良好的家风而备受重用，从杨震开始连续四代都做到最高级别的官员——太尉，杨氏家族成为东汉一朝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在全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杨震留给子孙的“产业”，的确是最丰厚的。
　　清代的思想家吕坤从这则故事中引申说：“‘暮夜无知’，此四字百恶之总根也。大奸大盗，皆自无知之念充之。”所有的恶念，都是从“反正别人也不会知道”这种想法中生出。那些大奸大盗干坏事的时候，都自以为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这样一种侥幸心理催生的，不仅仅是“大奸大盗”，更多的是一些不遵守规则、不讲究公德的小动作，可是恰恰是这些小动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也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质和修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在修身的问题上，《大学》和《中庸》这两部经典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慎独”的要求。
　　《大学》是在解释“正心”、“诚意”时讲到“慎独”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认为，所谓诚意，说到底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人的好恶，就像讨厌腐臭的气味一样，又像喜欢美丽的女子一样，统统都发自内心，是无法伪装的。所以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也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才算真正做到了诚意。有的人自己闲居无事的时候什么事都干，见到君子以后就遮遮掩掩，表白自己的好处，可是人做的什么事都逃不过自己的内心，自己看自己，心肝脾胃都看得清清楚楚，心口不一又能骗得了谁呢？
　　《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道无处不在，当然也包括独处的时候。实际上，正是因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最清楚、最敏感，所以对自己而言，那些最隐秘的事情其实是最暴露的，最微小的事情也是最明显的。说它暴露、明显，原因在于这些看似隐秘微小的事情，一定是一览无遗地呈现在自己的心灵当中。所以君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时候，都戒惧警惕，不让不符合道德的意念在隐晦细微处表现出来。
　　

为什么要慎独（2）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关于隐私的辩证法。在隐私日益得到尊重、隐私权日益高扬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温先人的智慧，认识到“隐私”只不过是对于别人而言才有意义，对自己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即使暂时没人知道，也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而内心的折磨有时候会比社会的惩罚更加难以忍受。
　　正因为隐秘的事实际上也是最显著的，所以君子会在最隐蔽的场合和最细小的事情上注意自己的言行，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这就是“慎独”。
　　慎独，可以使道德从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也就能从人们的一切言行中表现出来。不仅在公开的、大的事情上能按道德原则办事，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能在各种细小问题上谨慎行事，不做违反道德原则的事情。这样修养而来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而不是靠外力的强制而勉强遵守的伪道德。
　　　　不欺暗室
　　慎独也可以作为识别人的道德品质的方法。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往往从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真实地暴露出来。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由于法制、舆论的压力，人们不能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在独处无人监督时，或者在细小的问题上，就容易放纵自己，暴露出真实的思想面目。还有一种人自觉地伪装自己，给人以假象，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和细小的问题上考察他们的思想本质。
　　春秋时候，有一天卫国国君卫灵公正与夫人夜坐闲聊，忽然听到宫外车声辚辚，车行到宫殿门前的宫阙，声音就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才又有辚辚车声。灵公问夫人：“你能猜出门外乘车而过的是谁吗？”夫人回答：“这一定是蘧伯玉。”
　　她解释说，按照礼的规定，经过君王之门应该下车，见到国君使用的路马应凭轼行礼，这是为了多方面显示尊敬之心。忠臣和孝子，从不因天色明亮就张扬节操，也从不因天色昏暗就败坏品行。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仁义而聪慧，事奉国君十分谨慎，这样的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所以这个在黑夜里还严格守礼，在国君门前下车步行而过的人一定是蘧伯玉。
　　灵公派人出去探个究竟，果然不出夫人所料，这个人正是蘧伯玉。
　　蘧伯玉“不欺暗室”，赢得国君的承认和尊重。虽然他遵守的那些礼制和背后的忠君观念，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他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还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精神，至今仍然没有过时。
　　有一个管理学的案例：在一家外资企业里，通常，制造部长需要对各个车间的生产日报表进行确认，尽管部长不一定每天都对每张报表认真阅读，但是他每天都必须对所有交上来的报表进行盖章确认。有一天这位制造部的外籍部长突然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他发现前一天他明明不在厂里，但奇怪的是前一天的生产日报表上却盖上了他的印章！他立刻非常严肃地找总经理投诉，要求严查是谁偷盖了他的印章。
　　事情并不复杂，很快就查到了是他的部下盖的。他的部下看见他的印章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又发现他当天出差，认为对生产日报表的盖章不过是履行一个手续而已，就好心替他盖了一下。
　　在事情查清楚之后，这位外籍部长严肃地批评了部下的这种不诚信的做法，他说，我的印章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没有上锁，是我对这间办公室里所有人的信任，并相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会擅自动用我的东西。但是你的这个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对你们所有人的信任。因为你今天可以为了生产报表擅自使用我的印章，那么谁能保证你在有其他需要的时候不会擅自使用我的印章呢？为生产日报表盖一下印章，本身是一件小事，但是你擅自动用别人的东西，擅自动用别人的印章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下属的错误却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因为预期没人知道而不顾诚信的原则，以为在很亲密的人之间就可以不要规则，是犯下大错误、造成大损失的前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谨小慎微、防微杜渐才是少犯错的不二法门，而慎独，也就因此而成为一切修养手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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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好情绪（1）
　　发而皆中节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在没有产生喜怒哀乐等这些情感的时候，心中没有受到外物的侵扰，是平和自然的，这样的状态就是“中”。在处理各类事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产生反映，发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变化，并且在表情、行动、语言等方面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出来的情绪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足，而且还符合当事人的身份、不违背情理、适时适度、切合场合，这样就达到了“和”的境界。
　　可见，“喜怒哀乐未发”的“中”讲的是本体，是人的处世方式中最本质和核心的部分。假如人的情绪都不因为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人与人之间也就不会发生纠纷和误会，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简单。可是，那仅仅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状态，是《中庸》的作者为了说明“中”的道理而假想出来的情况，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努力追求的不是那种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没有情感和欲望的境界，而是“和”。“和”是和谐，是“中”的表现和发散，是“中”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是中庸之道所要求人们修养的目标。
　　关于“中”和“和”的意义，《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则是实际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准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道理。“中”，是“和”的本来面目；“和”，是“中”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中”和“和”，是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庸》接下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推广到“和”，就可以使天地各处于它们合适的位置，世间的事物也都能够正常的生长、发展了。
　　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是天地的灵魂，人的喜怒哀乐都得到恰当的控制，天地万物的秩序也会因此而得到保证。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玄远高妙，可是中庸思想强调控制情绪的重要性，则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其实，《中庸》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就是讲怎样把“中”的原则贯彻到为人处世上去，怎样按照“中”的要求修养人格，陶冶性情，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过上一种高品质、高品位的生活，亦即达到和谐的境界。
　　中庸是包藏天下的大道理，可是它在阐述和谐这个重要主题的时候，所着眼的只是喜怒哀乐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实际上，控制好情绪，绝不仅仅是修养的问题，就某种程度上说，它既决定着一个人的气质和生活品质，也关乎为人处世的成败得失。
　　　　从容淡定成就大业
　　宋代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作为一名将领，首要的是控制好自己的“心”，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或者麋鹿突然从旁边跃出，仍然保持从容镇定，这样才能谈得上控制战场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
　　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志在吞灭东晋，统一天下。当时东晋的军队数量远远比不上前秦，东晋首都建康一片震恐。丞相谢安认为，敌我兵力虽然悬殊，可是敌军孤军深入，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并不太强，东晋以少胜多是完全可能的。他镇定自若，以征讨大都督的身分负责军事，并派了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人率兵八万前去抵御。
　　谢玄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询问对策，他只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谢玄心中还是没底，又让张玄去打听。谢安仍然闭口不谈军事，却拖着他下围棋。张玄的棋艺本来远在谢安之上，但此时兵临晋境，张玄沉不住气，谢安则神气安然，结果张玄输在谢安的手里。
　　果然，东晋军队利用前秦军心不稳的弱点，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敌军。当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小儿辈大破贼。”（因为谢玄等是谢安的子侄辈）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进屋的时候，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也没发觉。
　　

控制好情绪（2）
谢安不是没有喜怒哀乐，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不害怕、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放纵自己的情绪无济于事，只有保持冷静，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谢安的高明之处是把情绪控制在了合适的范围，所以才取得了成功，在乱世之中既保全了自己，又保护了国家。
　　不但战场如此，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应当从容行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阵脚不能乱。有句成语叫“方寸已乱”，“方寸”指的就是心，保持“方寸”不乱就是苏洵说的“治心”。
　　从容淡定，除了有助于事业的成功，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人的境界、胸怀，只有真正成熟的人才能做到。明代的吕坤说：“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容，而卒于急促。”又说：“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从容既是处世之道，又是养生之道。
　　　　控制不是压抑
　　《左传》中有一个“君子之怒”的故事：
　　鲁文公二年，秦国和晋国发生战争，莱驹是为晋襄公驾御战车的车右。作战的第二天，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派莱驹用戈去杀他们，俘虏突然大声喊叫，莱驹吓得手足无措，居然把戈都掉在了地上，旁边的勇士狼瞫拿起戈砍了俘虏的头，抓起莱驹追上了晋襄公的战车，晋襄公就提拔狼瞫作为车右。
　　不久，狼瞫被将军先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