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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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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运作中往往需要为数众多的“壳公司”，由于壳公司没有实际业务，所以注册在案的“董事”毫无意义，永远不必露面。由于动辄十几家、数十家壳公司会同时存在，如果假借他人名义充任“董事”，会难免发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这些“董事”指不定哪天会跳出来向资本运作人要求点什么债权，或者惹一些其他的麻烦。因此，离岸公司的董事许多都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是用低层离职员工的身份证，有的用偶然得到的身份证或者护照，有的是干脆用假的。这种“伪造”的行径得以成为一条行规，与离岸公司注册地，包括BVI、开曼等地的当地法律有很大关系。根据当地法律的规定，这些董事信息是保密的、不允许披露的，所以即便伪造，也很难被查到。
因此，达能说“偶然”发现这个消息，大大的不可信。这不是偶然发现，而是苦心证据收集的结果，而且收集证据的程序很可能难说是合法的。对于董事的身份，达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去进行调查——因为存在宗庆后会做假的可能性。万一某一个宗氏合资公司董事登记的是某乡某村某组，某村民的名字，万一在派出所户籍档案中，从来没有这个名字——或者有唯一叫这个名字的一个出外打工的人，被达能辗转找到以后拉到公证处询问：你在某一个公司任董事职吗？你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吗？他可能回答说“我很懂事，但我不知道什么叫‘董事’；你说股票？我这么穷，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哪里有钱买什么股票，我见都没见过那种东西。”——这下达能就会揪住宗庆后说，宗总你又添一宗罪，你假造身份证，是刑事罪。
我很为宗庆后庆幸：他在离岸公司的注册中，居然没用一个假身份。陈仲华所言如果确实属实，说明宗庆后谨慎到极点，他不像大家都在做的那样，他没有去做假身份证，没有用任何一个假签名，不用任何一个“假人儿”来充当离岸公司“董事”。凭他的谨慎，少了一宗罪。
对宗庆后实施调查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达能的调查撞出了丑闻。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达能开始对宗庆后实施盯梢；而达能的雇佣人员竟然把所作、所为、所知全捅给了警方。盯梢的委托机构、调查机构，甚至调查费用，这次全被媒体曝光了。
第一起调查活动的曝光，起因于警方对一桩刑事案件的偶然排查。
最初是警方盘查一辆停留在娃哈哈下沙生产基地门口的小轿车，车上有一男一女。这两位当事人交代，他们分别为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下称“邦信阳”）的经理助理王某和员工张某。日前，邦信阳召集王某、张某等数十人开会，安排这些员工组成三个小组分赴沈阳、山西和杭州，负责调查娃哈哈公司和跟踪监控宗庆后。邦信阳公司共派出9人，分乘6辆小轿车抵达杭州，随后实施全天候监控，用摄像机拍摄监控情况，并将监控结果记录在册。
无孔不入：达能的情报战（3）
获悉这些信息后，警方进行了深入调查，得知该公司是受北京“捷福斯”公司的委托。“捷福斯”全称为英国捷福斯全球风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其注册地为英国，目前并无在中国开展商业调查的资格；警方获悉幕后调查委托人是达能集团，调查费用数额不菲。
第二起监视事件的曝光也极为偶然。
在杭州下沙开发区十号路一家咖啡店门口，一位市民的自行车与一辆京K牌照轿车发生轻微剐蹭。由于纠纷一时无法解决，肇事双方均被带回下沙交警支队问讯。经查，驾车男子王某，是北京邦信阳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当天他正在调查娃哈哈及跟踪监控宗庆后。
据王某向警方交代，当时王某与刘某等人在下沙开发区十号路咖啡店见面，安排刘某前往娃哈哈下沙基地附近实施调查；正当王某等人准备离开咖啡店时，一场剐蹭事件使得他们的监控计划暴露。
据警方搜查发现，他们已在娃哈哈位于杭州的多个生产基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记录了大量与娃哈哈公司有关的影像及文字资料。
而刘某在接受警方讯问时坦陈，上述调查的委托方为达能亚洲公司。
警方随后在萧山娃哈哈生产基地发现上海某公司员工胡国威。据胡某供述，他实施的调查行为同样受到达能委派。
据消息人士透露，达能支付给上述多家机构的调查费用高达400美元/天。
媒体争相采访达能亚太区总裁范易谋，范易谋矢口否认：“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从来没有雇佣任何人，任何公司来监视宗先生。”但他同时表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雇佣了调查公司和有关的保安公司，他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合法的，都是中国有关法律许可的。”
侦探只是达能综合证据采集手段中的一种，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调查公司把达能这样痛快的供出来，是因为背后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也许还会有一些民族情感在内——致使达能在这么高风险的事情上，终于不出所料地出了风险。
在中国，盯梢、监视仍旧被视为下三滥的手段；在美国，律师雇佣私人侦探侵犯他人隐私属于严重违反执业纪律；在法国，侦探行为绝不允许超越公民权——24小时跟踪他人、录像并向雇主汇报，这不属于严重违法才怪呢。
而达能的调查范围之广，令人乍舌。
也许宗庆后几年后回首达娃之争，会再次感到“头皮发麻”。达娃之争两年间，跨国公司“调查宗庆后”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一调查延伸到了“宗氏家族”。达能还调查了宗庆后家族的经济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
“宗庆后家族多人获得美国绿卡或已经加入美籍，其中，宗庆后本人已于1999年获得美国绿卡，其二弟宗端后（现任杭州三和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参与组建余姚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已于2003年获得美国社会福利号，三弟宗泽后（娃哈哈早期创始人之一，投资有杭州捷尔思阻燃化工有限公司、美国鼎盛国际有限公司等，现任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及其家人均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仅有其四弟宗宇后（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诚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没有在美国居住的记录。为了获取美国身份，宗庆后甚至在美国设立了专门用于投资移民的公司。”
就连宗庆后自己，恐怕也很难“如数家珍”般地这样历数家族成员的身份情况，而达能恐怕还掌握有大量与“宗庆后负面形象”无关的其他轶事。想到这一点，怕一切与宗庆后关系密切的人，都会倒吸一口冷气——可能也包括那位陈仲华先生。
而这些调查，就是在诉讼、和谈的背后进行的。跨国公司的“制度”力量强大，这个系统一旦启动，的确具有非常巨大的威力，这是发展中国家民营企业目前望尘莫及的。
釜底抽薪：达能揭了宗庆后的老底（1）
我第一次得知宗庆后“三宗罪”
由于上市公司股价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股民信心，所以达能一直迷信舆论。关注舆论是我最早分析案件的途径，也是成为娃哈哈代理律师后判断达能心态与动向的工具。
从2007年11月下旬开始，一件与合资纠纷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忽然被媒体称为达娃之争的“焦点”，报道的大标题是：《娃哈哈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成达娃之争关注焦点》。这种口吻当然是达能的公关稿：“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宗庆后本人是否有转移国有资产之嫌？”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娃哈哈集团系国有企业，但其资产正在通过各种形式向宗馥莉名下的离岸公司转移。
一石击起千层浪。文章发布之后，网民的愤怒爆发了：
“建议宗庆后先生向支持您的中国人民大众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办那么多离岸公司？”
“宗庆后不是天天说娃哈哈是民族企业吗，现在怎么全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我原来不了解，也觉得理所当然支持国人。现在。。。。。。我不知道娃哈哈到底是谁的了！？”
“没有达能这个‘坏蛋’，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宗庆后妄图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把包袱留给国人呢？”
“希望国资委介入，不允许任何人瓜分国有资产，但也决不给任何外国公司占到便宜。”
……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与宗庆后聊起关于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情，我关心的是如果宗庆后确实存在“转移国有资产”的问题，即便在这场纠纷中不引爆，将来也是身家性命之灾。
“这就是三宗罪！”没想到我一提到这个，老宗一下子就爆了：“这就是达能威胁我的三宗罪，也正是我要咨询您的几个问题。”
于是，我第一次听到媒体吵嚷后面达能真正的三张法律牌。达能惯使阴阳计，媒体爆炒的合资纠纷说宗庆后违约只是“阳”，宗庆后三宗罪才是真正的压力牌，所谓“阴”。
“因为当初在合资合同上签了字，我已经老老实实挣了十年钱。”宗庆后恼怒不已：“范易谋在非合资公司的商标许可协议上签了字，一切都合法了，我认为我已经避免了风险，没问题了，所以去年达能拿非合资公司说事，我认为他们太失策了。”
“但是没想到，合资合同是表面上的东西，图穷匕现了！达能最后向我揭的底牌是，宗庆后三宗罪！我不老实点，‘法律程序’就把我送大牢。”
“那为什么现在达能没有启动什么三宗罪法律程序，反而在舆论上造势？”
“他们早就在到处告黑状了！只不过都是捕风捉影的事情，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是我也得小心，因为只要我被拘十天，娃哈哈就会散了人心，乱了套。”
这次我明白了。
在当时，举国公众所知的达娃之争，是“商标”之争、是“宗庆后私生子”非合资公司是否合法之争，是宗庆后在非合资公司兼职是否违约之争……但是2006年底到2007年春天，达能与宗庆后谈判的焦点，并不是“阴阳合同”，也不是“竞业禁止”，达能低价强购非合资公司的砝码，原来并不是合资合同与商标阴阳合同，而是一场“刑事和解”——达能胁迫宗庆后用公司资产换取达能对“三宗罪”的守口如瓶。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一直当作是达能制造舆论，破坏宗庆后形象的媒体言论背后，竟然含着真正的杀招。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单只是打胜民事官司，更重要的是如何保住宗庆后不受刑事程序的影响。
釜底抽薪：达能揭了宗庆后的老底（2）
宗庆后真的出事了——三亿偷税罪？
我们静待的真正危机终于到来了。
2008年4月15日，《财经》杂志赵何娟的署名文章《宗庆后税案风波》，详细披露了宗庆后偷税事件的始末。关注达能纠纷的分析家说：“宗庆后真的出事了。”
《税案》文中声称： 自称“最廉价的CEO”的宗庆后，曾经透露个人的收入：这包括月工资3000欧元、年度工资补贴约10万欧元，另有占合资企业年利润1％的奖金。但是，这只是他的常规收入，根据合营公司的经营业绩，甲方股东（达能方）还要支付与宗先生特别奖励，此外还有加股权分红和自股权回购，更大的一部分收入则来自个人持股——从合资企业和非合资企业获得巨额的分红。
税务部门从达能获得的银行往来凭证显示，1996年－2005年，宗庆后累计获得“服务费” 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年－2006 年，宗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资金万美元；其余大约4000多万美元，则是达能和金加投资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名义，向宗支付的款项。根据宗庆后本人的要求，这些资金都打入了在香港开立的多个银行账户，这些账户分别属于宗本人、其妻施幼珍、其女宗馥莉，以及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总金额约为7100万美元。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并上缴个人所得税总计共有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举 报后，迅速督促杭州地税局查办，2007年11月稽查局正式立案。目前本案定性的难点，在于在税务部门启动调查后，宗庆后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使应交而未交的税款只余数百万元。因此，究竟是以近3亿元立案，还是只追究目前的数百万元税款，税务系统内部仍然存在争论。
中国对于偷税罪的认定非常严格。《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达到应纳税额的10％以上的，方构成偷税罪。因此，如果追究宗庆后目前所余税款数百万元，与应纳税额近3亿元相比，也就不足10％。因此，宗氏在调查开始之后、立案前夕补交的2亿多元税款，成为认定其罪与非罪的关键。
这则报道几乎自行宣判了宗庆后的偷税罪，而且配了一张“妙手偶得，引人遐思型新闻图片”：
图片中宗庆后与两个似乎是国家公务人员装束、面目严峻的年轻人在一起。老宗一向不“上照”，跟亲闺女照的照片也一幅眉耷拉、眼耷拉的样子，这张照片上的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乍一看，我吓一跳，宗庆后什么时候进去了吗？我赶紧给宗庆后打电话询问。老宗正气急败坏，他告诉我，身后那俩貌似警察的人物，其实是娃哈哈的保安。
一阵啼笑皆非之后，我们转到了正题：宗庆后的个税究竟交没交过？
在宗庆后与达能的《服务协议》中，白纸黑字清楚地记载着宗庆后负有交税的义务。宗庆后曾对我说：“其实达能付给我的钱总是少一块，所以我认为这是税后的收入。直到06年底他们威胁我有这一桩事，不承认为我纳过个税，我才跟律师说。律师跟我要协议，才看到有这么一个条款。”说这话的宗庆后十分没面子，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宗庆后认为对媒体说什么话都没有力度，只说了一句“他们很巧妙的。”
釜底抽薪：达能揭了宗庆后的老底（3）
那些日子里，媒体拿宗庆后开涮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新民晚报》的记者发挥辛辣的文风，写道：“最近，自称世界上最廉价CEO的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身陷偷逃税近3亿元的新闻漩涡，让公众对这个享誉多年的企业家大跌眼镜。尽管事发后宗庆后扯破脸皮，向媒体揭发举报此事的正是合资方达能，但如此委屈诉求难以掩盖偷逃税实质。”
汶川地震前夕，有一个专门从媒体报料中辑录新闻故事，自行渲染编辑发行的杂志《看天下》，把宗庆后税案的故事小做修饰，取了一个标题“中国偷税第一人”，作为封面故事。宗庆后首度成为娱乐刊物的封面人物，并在内页中与刘晓庆的玉照同列。
媒体的报道如果还可忽视，税案幕后推手的力量却不容小觑。达能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把境内公司、境外公司所有的银行往来凭证拿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积极地向媒体抖搂。
达能似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幕后的导演：“这一税案与我们目前正在和宗先生进行的商谈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不过，宗庆后断言是秦鹏搞的鬼，他作出决定：“不谈了，娃哈哈要和达能彻底分手。合资公司清算资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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