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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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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娃之争为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写了非常有讽刺意味的长篇评论。
外资进中国以后搞“本土化”，第一个目标是研究中国“软肋”，摸索如何控制中国企业；第二个目标是研究中国法律，钻法律漏洞与设置契约陷阱。
观察家们再也想不到，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与世界五百强的较量，竟然是本土企业家用法律武器，战胜了“本土化过度”、只懂得向政府告状的五百强。
资本是有“本性”的，资本的本性在发达国家用严刑峻法被克制，到了发展中国家一心想着露两手，而且有不久前“坚船利炮”的历史壮胆。资本来了中国，不但没有把先进的东西灌输给中国本土企业的动力，反而一心想着如果能长期生长在这种法治缺乏、符合其贪婪本性的温床就好了。
分析跨国公司的几个板斧我们就发现，超额利润不是靠工匠精益求精的限量生产得来的，也不是靠“奢侈品”的市场定位与完美广告得来的，而是靠垄断、不公平交易、非法交易赚来的。这跟我们司空见惯的民营企业并无区别。资本的本质一样，手段也相同，当然，技巧有高有低，工具有高有低，境界也有高有低。
试看他们如何枪杀了“所有权”和“公平交易”，从而得到超额利润，手段大约有四：
一、胡萝卜加大棒。这是非常典型的手段。比如达能对付宗庆后伸头乱刀，缩头6000万。
二、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如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争取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若条件适合，会采用贿赂手段），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逼企业就范合资。
三、不公平交易条款。①合资优良资产，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如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2）
四、拖垮蚕食。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后，即可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而低估资产，有以下几种手段：
一、按账面净资产估价。企业产权定价谈判，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忽略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我国，别说无形资产，连矿权都曾零价格出让过。
三、缺少审查程序。许多民营企业家都在从事属于工业体系核心的产业，如能源、钢铁、矿业、制造业等。在国外，如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会经常牵涉到国家利益，这都是政治问题。必须高度警觉，也不能任由“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损失配套资源。企业需要水、电、气和上游产品，会制造环保问题，会消耗大量其他资源。企业营利需要的是优势产品和品牌，如果做帐做亏，那地方政府就是双重的净损失，损失了政绩，背上了包袱，还把自己的奶给别人的白眼狼孩子喝。
外商对中国企业不可能有感情，用一点钱把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垄断了大部分市场，而我们自己的企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合资企业的初衷都很美好：补充企业资金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高竞争力，激发企业进步；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结果呢，往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也就失去了依托。
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外资利用，受其盘剥。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因此合资无法真正引进技术；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国家及地方税收没有得到增长；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就这样，外资获得了超额利润。
合作应该是平等互利和双赢，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也应自问：“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因此，本土企业需要控制经营风险、法律风险，才能保证本企业的合理利润。从操作层面讲，这需要有本行业的经营专家与法律专家主刀的谈判小组；从宏观层面讲，与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过招，一方面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法治意识、法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真枪实弹的竞争中，大批的企业会败走麦城，甚至惨遭屠戳。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3）
这是一切进步都需要付出的代价。
自身经验积累决胜全球竞争
中国企业对抗跨国资本，就要占尽天时地利，保住本国市场，形成自主的品牌与技术。宗庆后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企业管理与营销，为他的工厂塑造本地特色的全员持股、家长式管理模式，用传统智慧与文化迎接“外来合作者”，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抗，最终他都成功了。宗庆后的启示就是，坚守着中国智慧与文化，适应新竞争时代的要求，对不可预测、充满机遇的未来，去理性尝试。
达娃之争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自信。由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不自信的情况。
现代国家政治侵略会先从思想着手，击溃一个民族的自信；经济渗透与竞争也是同样：打击对手企业的自信，可以争得行业与市场的主导权。
梁启超曾愤然地写道：“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官吏之苛黩。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 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使其本国之民士，若邻国之民士闻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难，鸷者狡焉思乘其弊，以逞其志。夫然后因众人之欲，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大致意思是说西人辱我太甚，他们想灭哪个国家，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国家*、全是恶吏；他们想灭亡一个种族，同样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民族没有文明、道德败坏。然后各国民众听了，仁人志士就想着策动革命，拯救民族，小人就想着乘虚而入了。利用民意就可乘势将这个国家焚为废墟、种族沦为奴隶——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景仰地看着西方文化渗透进来，文学、艺术、资金、管理，并且全盘接受；只是吃的时候有点难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麦肯锡在中国的战略咨询少有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案例库里没有中国企业的案例。
我读外国书读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国的专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国法律思想著作，经常跟我说，这外国人写东西简直是车轴话，翻来覆去说一个意思，读了半本了，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比如，中国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学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学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对于形而上与辩证，既要破，又要立，论述起来非常的费劲，中国人看了，就认为这简单的谁都懂的道理，这外国人说来说去的，都把人说糊涂了。我窃以为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熏陶，是最聪明的；而这个聪明，又被妖魔化为“窝里斗”、不团结、以及自作聪明，但是在欧洲，“决斗精神”与“会耍阴谋”一向是两项传统的美德，并且是贵族品质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倾轧与明争暗斗的传统可不比中国差。我不认为一个有上进心的民族会没有嫉妒心，倾轧与人事斗争是全人类的本性，绝不仅只中国人独有。
一场胜仗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雨，宗庆后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知道，面对竞争，我们最缺乏的是理性与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把跨国公司看成平等的对手，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国际化、平等竞争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在企业家与决策者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竞争、调控结构；在企业家与律师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将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
相反，“舶来”与“引进”永远不是进步的源动力。
例如，宗庆后与达能合资，希望引进新技术。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
又以法治实践为例：宗庆后特别头痛于一个问题：宗庆后有“竞业禁止”义务，而合资合同中却没有规定达能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这个问题困扰了宗庆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问题上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司法实践。早在1999年，江苏高院、北京高院，广东高院等都先后出台了对旧《公司法》明确的指导意见，解决公司董事竞业禁止的问题；在新《公司法》出台后，“宗庆后”困局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并就其职业操守及法律责任、救济程序做出了规定。宗庆后却不知道，只能干着急；他们咨询的律师也没有给到他们有效的帮助。
法学界的专家们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舶来大量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2005年以后，立法突飞猛进，每天都有新法规，但是这样快速的立法行为却似乎仍旧不够用。与此同时呢，这些舶来的法律在全国几千个法院、十万名律师中的运用情况，也差强人意——法规太多了，大家都来不及学习。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缺少法律行业内的八级工。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时时留意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标志性的、拐点性的事件，深入研究，获得教益。
《生死之战》之后记（1）
2007年到2008年，达能在中国遭遇了“娃哈哈滑铁卢”，这场纷争震惊了全世界：各种商场内幕、行业潜规则、经营陷阱甚至家族隐私被揭露出来，在企业间“口水战”中被争相曝光。
“达娃之争”是跨国公司倾尽全力打倒本土企业家的一场战争：跨国公司抱着必胜的信心。争端之初，娃哈哈老总宗庆后以个人治理公司的风格（熟人社会的管理风格）去处理公众舆论（生人社会的价值判断），试图用情绪感染全国人民，但是事与愿违，孤军奋战的宗庆后心力交瘁，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在战争中也陷入被动。达能占尽先机后，并没有给宗庆后台阶下的意思，而是逼迫宗庆后在公众面前举旗投降：这使宗庆后陷入了两难境地。达能胜券在握，说动了法国总统给娃哈哈最后一击：这几乎是致命的。
我们介入达娃之争，带来了一个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法律是唯一可以摆在桌面上的武器和筹码。面对强大的对手，如果娃哈哈有法律风险，就要正视这个风险，通过谈判和解解决问题；反之，就强硬到底，让达能屈服。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达能有巨大的法律风险；同时，从各个部门反馈回来的信息让我们发现，总统牌也不是那么可怕。
我们用心做事、谨慎发言，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动用所有的资源，逐渐操控了整个战局，扭转了战争形势。
转眼间，达娃之争业已一年有余，大局初定，我也能够腾出手来作一番总结了。在此之前，我在清华、北大的总裁班讲课时，企业家学员对达娃之争也是兴味盎然。于是，我着手写作这本《娃哈哈战争》，揭密交战双方的战略、战术体系。
由于出版物容量有限，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能囊括进来；而包括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财经记者、咨询专家、律师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因此在出版社和我的企业培训课程经纪公司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网站“中国商事参考”（），设达娃之争的专题栏目。我的助手整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等，供读者参考；我本人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中心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主页（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stitute； ）也收录了关于跨国经营、合作与跨国争议的许多资讯性内容，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逐渐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用战争的思维，来分析、处理、解决法律纠纷；
这，与我的个人经历密切有关。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在部队大院长大。1949年，父亲参加南下部队剿匪，曾只身抓捕四名国民党残匪，荣立一等战功。我从小立志当兵，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1978年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我报名参军。入伍一个多月，我如愿以偿，得以奔赴前线，光荣地参加了战争。
当时，中越交恶，国内开始宣传，不断造势，年轻人热血沸腾，立誓保家卫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和鲜血。临上战场，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东西也扔的扔，送人的送人，就开拔上了战场。——没有一点恐惧，有的只是战死沙场的豪情和壮志。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发起攻击，用“地炮”炮轰敌方阵地一两个小时，然后全面进攻。我所在的高炮部队集中对敌炮轰，电光闪闪，炮声隆隆……我所在的高炮部队是保卫天空，敌军的飞机飞过来，我们负责把它打下来。一旦开炮，我们的阵地就马上暴露了。但是越南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所以到最后我们也是一直没有开炮——我记忆中甚少战争苦难的痕迹。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死之战》之后记（2）
战争与军纪对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军人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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